2012年2月28日，世行發布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作的《中國2030》報告，為中國向高收入社會的過渡獻策。該報告受到教育部、衛生部等部委的高度肯定，認為“給中國教育及衛生醫療領域的改革與發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惟有國資委強烈反對。國資委的反對依據尚未全部披露，報道出來的理由之一是：降低國有經濟所占比例的建議違反憲法，有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嫌疑。
這是非常嚴厲的“指控”。媒體透露，國資委要求與相關機構展開辯論。國資委前主任李榮融則在全國政協小組討論會上表示，手上有扎實的數據，不怕辯論。——既然是辯論，總要用論據說話，以道理服人，針對事關全民福祉而又爭議極大的國企改革，這種態度令人贊賞。
事實不辯不清：究竟是否存在國進民退？總體數據不支持這一判斷，部分行業的數據是否支持？2001年到2009年，國企享受了稅收優惠、土地租金與低融資成本等5萬億到6萬億的應付成本與財政補貼，其效率到底有多大改進？在環境污染、安全生產、就業、食品安全等領域，國企是否以及在什么意義上擔起了社會責任？類似“天價吊燈”、“福利購房”、“天價地塊”的消息層出不窮，國企是否存在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正負效應分別幾何？
真理不辯不明：以2008年為例，壟斷行業職工人均年收入比當年全國在崗職工年人均收入高8倍，這種行業間的巨大差異有多少是合理的，有多少是出于壟斷？國企分紅比例提高到多少才符合“公有”的內涵？就定位而言，國企到底是賺錢為主、做大做強，還是對市場不能、政府不及的領域查漏補缺？
即便從1984年算起，國企改革也已經搞了28年。經歷過1986年前的“放權讓利”，1992年前的“兩權分離”，再到1993年后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應該說，已經摸索出了一些基本共識：
共識之一，是承認國企操盤手的極端重要性。分歧在于，現有的用人機制能不能選拔出優異的企業家？什么激勵機制能讓這些企業家為“全民”鞠躬盡瘁？
共識之二，是承認全民所有不能停留在名義上，通過合適的制度設計，所有者應該具有現實的行為能力，真正履行出資人的職責。2003年國資委的設立，便是朝這個方向的努力。但國資委究竟能否代表全體人民對國企實行有效監督？它有沒有可能反過來代表國有企業去跟人民討價還價？
為了在“全民”與受委托者之間形成直接的問責機制，便需要代表全體人民的全國人大出場。3月4日，本次全國人大會議新聞發言人李肇星透露，全國人大常委會2012年將就國企改革問題進行專題詢問。在既得利益主導改革的模式受到質疑之際，這種在最高權力機關進行的專題詢問，就是一場早應進行的詢問，也是一場無可回避的辯論。
中國朝向市場經濟體制繼續改革的焦點，依然集中在國企領域，集中在行政壟斷的存廢上。社會上對所謂權貴資本主義的擔憂，主要也是由于全民資產面對的所有者虛置難題還未能得到徹底解決，擔心“全民所有”變異成“權勢者所有”或“內部人所有”，擔心股權多元化變成權貴私有化，而后者只不過是權勢者所有的表面化與合法化。
國資委認為降低國有經濟所占比例的建議有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嫌疑，但中共十五大報告明言：“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而且“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國有制遠非公有制的惟一形式，對執政者來說，無論更多元地持股，將更多國有股份劃歸社保，還是社會所有，讓國企退出競爭性乃至營利性行業，總之要找到讓全民共享資源與財富的公有制實現形式，才是鞏固基本制度、撫平民心的長久之計。
這些問題是國企改革的靈魂，這場專題詢問理應觸及最根本的問題。汪洋說得沒錯：“在解決利益格局影響改革的問題上，首先是要從執政的黨和人民政府頭上開刀”，但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在民意機關通過充分辯論達成共識，厘清下一步改革的基本方向，才能取得改革的最大合法性，克服權力自我革命動力不足的難題，推動中國真正向前走。
所以，這場詢問，不能走一走過場，而應面向全體人大代表，面向全國人民，給出一個清晰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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