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8-19 09:40:00 來源:映象網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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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經濟變革得失：中國未來如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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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時期的齊國宰相管仲改制變法，使得齊國一躍成為霸主，傲視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時國庫充實，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為之緩解；公元1978年，總設計師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百年積弱的中國經濟再度崛起，重回強國之列。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歷了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法，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出了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著作，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的重大經濟變法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剖析了隱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內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
作者簡介
吳曉波
著名財經作家，“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主要出版著作有:《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上下卷）、《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上下卷）、《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吳敬璉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肖像》、《大敗局》、《大敗局Ⅱ》等。其中《激蕩三十年》被評為“2007年度中國最佳商業圖書”、“2008年《新周刊》新銳榜之年度圖書”，《跌蕩一百年》被中國圖書評論學會評為“2009年度十大圖書”，《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精彩試讀
中國歷史上公務員最少的朝代
（《李世民解決吏政、兵政之患》）
現代西方經濟學倡導“小政府，大社會”，唐朝似乎是一個古代版本。
李淵開國之后，把一切山澤稅、鹽稅統統廢罷，之前由國家專營的鹽、鐵、酒等產業全數放縱民眾自主經營。在農業稅方面，唐代的稅收是取五十分之一，遠低于西漢的三十分之一，徭役則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后，當月就頒布詔令，把潼關以東的關卡全部停廢，以讓貨物自由流通。1有唐一代，還停止了商稅的課征。中國古代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唐宋兩朝對商品交易的征稅一直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征收過稅和住稅兩種，稅率分別為2%和3%，這一方面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榮，培養了國民的貿易精神，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賴于農業稅和專營收入。
中國很多朝代在開國之初，實行的都是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可是隨著時日推衍，各種賦稅便疊床累架地增加起來，人們歸之于統治者的貪婪或揮霍。其實，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剛性者，一為養官成本，二為養兵成本，是為“吏政之患”和“兵政之患”。唐朝的寬松政策持續了120余年，與李世民在這兩項的制度創新有關。
唐朝的中央政府實行六部制，比漢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個部門，是一次很大的部門精簡。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貞觀年間，中央機構中的文武官員最少時只有643人，全國僅7000余人，這應該是歷朝人數最少的政府了。據明末學者朱國楨的統計，有唐一代需財政負擔的官員總數最多時約為1?8萬人。
唐朝的官員按官職高低都可以領到一塊“職份田”，此外還有永業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業田二頃。此外，則可以領到一份年薪。即便是養那幾百個官員，李世民竟還舍不得由財政出錢，他想出了一個非常古怪的“公廨錢制度”，就是對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筆“特別財產稅”，以此養官。
早在高祖李淵時期，朝廷就對天下的富商進行了一次資產清查，按資產多少定為三等——后來改成九等，并規定“每歲一造冊，三年一造籍”。在把人數基本摸清楚的前提下，到了公元637年(貞觀十一年)，唐太宗下達詔書，容許長安七十多所衙門，每所可選“身能估販、家足資財”的商人九名，號稱“捉錢令史”，每人貸予“公廨錢”5萬錢，用于商業活動，每月納利息4千錢，一年4?8萬錢，以單利計算，年利率約為百分之一百。這一政策，相當于讓長安城里最有錢的七百個富豪家庭，每年繳納一筆數目不菲的“特別稅”。很可能的情況是，政府貸出的“公廨錢”僅僅是名義上的，而繳納的利息則是真金白銀。這一政策很快在全國各州普遍實行。為了鼓勵商人接受公廨錢制度，唐太宗在全國特別設立了七千個基層官員崗位(“防閣”)，只要納滿一年，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當官，不過任期只有兩年，之后由其他納稅的“上戶”取代。
公廨錢制度在唐代執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到70％，繼而再降到60％、50％，每筆強迫貸款金額也有降低，被選中的商人所獲權益，早期是當官吏，后來則改為免除徭役。唐太宗發明的這個制度，在后世的學界引起過很大的爭議。褒之者認為，這一制度雖然“粗糙”卻很直接，政府養活了官員又巧妙地避免了廣征稅賦。貶之者則認為，這是對富有家庭的一次強制性的制度盤剝，它雖然比漢武帝的算緡令溫和一些，不過本質卻是一致的，另外，百分之一百的高利率亦是對全國金融市場的破壞，富戶很可能以類似利率放貸給一般平民，從而導致全社會資金流通成本的抬高，當時就有人批評說，其結果是“富戶既免其徭，貧戶則受其弊”。不管怎樣，唐太宗想出的“公廨錢”的辦法確實起到了高薪養廉的作用，唐初吏治為歷代最好。
在軍費開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實行的制度是“兵在藩鎮”，即由地方財政支出養駐軍。李世民任用將帥執行了“三不原則”，即“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以防止他們擁兵坐大。
由此可見，李世民算得上是史上最精明的治國者之一，他讓富人出錢養官，讓地方出錢養兵，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就變得很少，“小政府”因此而生。
1《冊府元龜》卷五百零五：“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壬申，詔曰：……通財鬻貨，生民常業。關梁之設，襟要斯在。義止懲奸，無取苛暴。近代拘刻，禁御滋章。……非所以綏安百姓……其潼關以東，緣河諸關，悉宜停廢。其金銀綾絹等雜物，依格不得出關者，不得須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