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期間，參加政協會議的楊瀾，被迫出來澄清說“我是中國籍”。國內很多名人的國籍問題早就遭人詬病，現在人們的敏感度似乎更高了。

　　這幾年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某全明星陣容影片的“演員國籍事件”。當時流行的說法是：一群外國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拍中國的歷史大戲，這是一種怎樣的精神？這是一種國際主義精神，是一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奉獻精神！

　　很明顯，人們反感的是這些外籍名人“好處兩頭拿”的做法。趨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但“好處兩頭拿”肯定要有界線。還好，楊瀾確實是中國籍。

　　不過，是名演員就不能入外籍嗎？誰也沒這么規定過，但問題確實是個問題。還有兩個例子：一是“裸官”，即家人在外國或家人入了外籍的“人民公仆”；二是地方一級的政協委員，即基層政協為廣開言路而吸收的外籍名人。“裸官”和地方外籍政協委員，說不行也許行，說行又也許不行。中國的事情妙就妙在“模糊”。

　　我在芝加哥有個律師朋友，他整天收到國內來的投資移民咨詢。按他的看法，名人和富人想入外籍，最通常的說法叫“留一手”。我們中國人都知道什么叫“留一手”。干了壞事或干壞事前給自己“留條后路”叫“留一手”，沒干壞事但為避免可能被認為是干壞事而給自己“留條后路”的，叫“被留一手”。“留一手”的好理解，但自從賴昌星被引渡回國后，敢玩大案要案的恐怕就不那么好混了。“被留一手”的要有意思得多，轉型時期，中國特色中的一條就是政治經濟上的“罪”也很“模糊”，所以，“被留一手”也可能是出于無奈。

　　這么分析問題，當然不是為了回避國籍討論中的所謂“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問題。印度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靈性導師克里希那穆提在《最初和最終的自由》中說過：“對那些覺得自我擴張是重要的人來說，與更大的東西認同，在心理上是一種必需”。

　　不過，如果拿克里希那穆提的“智慧”來為入外籍辯解的話，那就顯得太“吊書袋”了。問題在于，“與更大的東西認同”中的那個“更大的東西”，不同的人確實有不同的理解。對純粹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來說，那個“更大的東西”是國籍。可對一些中國血統的普通讀書人來說，那個“更大的東西”也是“中國情結”，國籍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旅游證件”。

　　什么叫“中國情結”？什么又叫“旅游證件”？這是一個簡單的法律與文化的關系問題。拿了美國移民局頒發的“旅游證件”，自然要服從美國法律的義務要求，但這并不能排除在履行美國法律的義務要求的同時，還可以關注母國所發生的一切。

　　有人認為“加入外籍”增加了一份“中國情結”，這其實是皮毛之見。在我看來，“中國情結”對出生在中國的華人來說是一種本能，不是一種意識。意識會更多地受“稀缺規律”的支配，但“稀缺規律”對本能卻可能失靈。

　　這就到了說說“國籍到底是個什么東西”的時候了。國籍與“現代國家”的觀念有關，“現代國家”的觀念事實上是從歐洲近代國際關系史中演變而來的，“現代國家”離不開歐洲人的種族爭戰和對外擴張。對中國人來說，傳統的“國家觀念”更多的是“天下”和“華夷”的結構關系，古時候也有“藩國”和“附屬國”之說，但那時的中國人自視為高人一等的“中央之國”，其他外邦皆為低級的荒野之地，直到1840年的一聲炮響為止。古時候中國就有“通關文牘”（唐朝叫“過所”，明朝稱“路照”），但現代國家之間使用的，則是現在的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所竭力用于為美國“創匯”的“簽證”。“簽證”這個該死的東西，是從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企圖重畫拿破侖戰敗后的歐洲政治地圖而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簽證”才真正被各國廣泛采用。

　　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簽證”才被廣泛采用？研究民主問題的人一般都不會去考慮“民主”與“簽證”之間的聯系，可“簽證”在民主全面興起的一戰后流行，卻決不是偶然的現象，因為民主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排外”，“當家做主”就不能再眼看著“肥水流入外人田”。君主制是從來不怕人多的；民主怕僑民涌入，君主則怕臣民外逃。所以當年的民主德國有“柏林墻”，如今美國則有象征排外的“墨西哥墻”。這就是克里希那穆提的“智慧”之處：政府要限制的是個人的“最初和最終的自由”，但個人卻不能在這種不得不接受的限制中喪失靈性。

　　最后，讓我對名人“加入外籍”的原因作個小結：除了“留一手”和“被留一手”之外，“崇洋隨大流”和“先期投入鎖定”是另外兩個常見的原因。我們中國人對“加入外籍”十分敏感，有感情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寫地址的時候中國人從大的地名開始寫，美國人則從小的開始寫，“與更大的東西認同”是有文化差別的。世界上約有80個國家和地區承認或默認雙重國籍，中國則不承認雙重國籍，這當然非常符合中國文化的“往大處認同”的邏輯。但是，“加入外籍者”終究免不了“好處壞處都兩頭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