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要縮小貧富差距，不應該是限制與打擊創造了財富的富人，而應該是讓窮人有創造財富的能力與機會。斗地主、分土地等各種劫富濟貧的手段都不可能對窮人有實質性的幫助。
昨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向全國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要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以此來解決收入差距問題。
“縮小貧富差距”和“共同富裕”一直是政府掛在嘴邊念念不忘的詞，為此，我國的個人所得稅采用的也是超額累進稅率，對不同收入的人群適用不同稅率，收入越高，適用稅率也越高，這樣可以讓富人多交稅窮人少交稅。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高達45%，這么高的邊際稅率在全球來說也是非常少見的。
但這種對富人征高稅的辦法是否縮小了中國的貧富差距呢？我國的基尼系數在2000年就超過了國際警戒線，在2009年，政協委員蔡繼明說：“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于美國”， 而“中國貧富差距已到危險邊緣”的呼聲到現在也一直不絕于耳。對富人征高稅的辦法似乎絲毫沒有解決我國的貧富差距問題。
即使在美國，稅收調節貧富差距的功能也非常弱。從1952年到1981年，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針對富人的最高邊際稅率在50%到92%之間，窮人適用的是最低稅率，在11%到22.2%之間。雖然適用稅率的差別如此巨大，但個稅對高收入階層的影響卻非常小。征收個稅后，高收入階層的稅后收入占總收入比例對比稅前只下降了2%到3%。1981年，最上層15%的納稅人稅前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為38%，而稅后這一比例只下降到了35%。
稅收不可能調節貧富差距，而且通過高稅負打擊富人還有道德風險。只要是誠實勞動致富，不管他收入有多高，他都沒有罪，為什么要打擊他們呢？致富不是罪惡，如果對這些高收入誠實勞動者進行懲罰性征稅，試圖通過剝奪富人的財產來縮小貧富差距，這根本不可能帶來共同富裕，只可能導致共同貧窮，“文革”就是這樣一個極端例子。
貧富差距本身不是問題，由于個人的能力、運氣、智力、學識和努力程度等諸多不一樣，人們的收入也千差萬別，人們并不會對這類貧富差距不滿。但中國目前懸殊的貧富差距卻不是因為勞動收入差距過大形成的，而是腐敗與官商勾結的不當得利造成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對于這類貧富差距，稅收更加無能為力，因為根本就不可能對這些腐敗所得課稅，要求對富人征重稅只會損害誠實勞動的中產階級。權力不受制約，灰色收入泛濫，任何想通過稅收來調節貧富差距的企圖都是癡人說夢。
要縮小貧富差距，不應該是限制與打擊創造了財富的富人，而應該是讓窮人有創造財富的能力與機會。斗地主、分土地等各種劫富濟貧的手段都不可能對窮人有實質性的幫助，相反，這剝奪了人們致富的機會，窮人更是會徹底陷入貧困的深淵。
窮人致富，需要的是機會。但我國的很多行業都需要政府的層層審批，只有與政府官員關系密切的富人才可能進入；國企則在政府的支持下壟斷了各種重要的資源；為窮人提供就業機會最多的中小企業則在繁重的稅負與嚴酷的管制下慘淡經營。窮人連致富的機會都如此少，貧富差距怎么可能縮小呢？只有通過放開政府管制、消除特權、打破行政壟斷并建立自由市場，窮人才可能有機會致富。
作者系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