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這是鄧小平1985年10月23日會見外賓時表達的中國政策理念。
28年來，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的確先富起來了。眾多家庭的財富也有了增長，更多人成為中產。但嚴峻的事實是：中國還有1.28億人的人均純收入不到192元/月(2012年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數據)，1%的家庭掌握了中國41.4%的財富(2010年世界銀行數據)，中國基尼系數常年遠高于聯合國規定的0.4的警戒線，中國的人均GDP排名在世界一百多位。說好的“共同富裕”呢？尚在下一個中國夢中。
在成功學大行其道的社會氣氛中，獲得了財富成功的富人，成了標桿和明星；在貧富兩極分化的財富現實中，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富人，成了標靶和出氣筒。
此時，作為社會既得利益和優質資源占有者的富人，擁有相當寬泛的選擇：可以依法經營照章納稅獨善其身；可以帶動和幫助其他人共同富裕；可以通過還哺社會的企業文化盡到公民責任；可以通過個性化的行動參與和人格魅力影響他人；可以借助話語權成為公民社會建設的先鋒——換句話說，富得像個人樣，而非富得像個錢樣，能有效抵消公眾披著仇腐外衣的仇富心態，讓全社會重新認識富人。
《新周刊》剖析了中國富人們的8種活法，討論了富人們的壞傳統和自我修養，采訪了企業家、經濟學人、傳媒人對富人和公眾關系的看法，盡可能多元地呈現了中國富人在公共事務中的表現。
金錢買不到尊嚴、尊重和尊敬；更守法的創富之道、更多的社會擔當，才能為富人正名——“能力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
重新認識富人
窮人承擔的壓力只有一種——窮，而富人承擔的壓力來自無孔不入的外部世界。經濟學家茅于軾說自己“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如此，社會才有進步。窮人富，則國富；富人革新，則國革新。
文/胡赳赳
“富人”在中國社會里是一個敏感的詞匯，一方面來自大多數人的“仇富”心態；另一方面，各種先富者的“炫富”又加重了這種心態。
真正的富人是稀有的。《窮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羅伯特后來又寫了一本書叫《富人的陰謀》，他指出：“美國乃至世界的經濟規則是由1903年的八位大富豪一起制定的。他們制定這些規則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讓大眾為他們服務——連總統也不例外。”
在這本書中，他還重新對富人下了定義：一、不用工作；二、不工作時，收入大于支出。
從這個定義看，中國90%的企業家都不是富人；北京90%的房東都是富人。羅伯特再次刷新了對富人的認識。
詩人歐陽江河有一次跟朋友說：“如果他有兩個億，那他還缺三個億。我有十萬，最多只缺二十萬。”
詩人是俯視富人的。但公眾對富人的“羨慕嫉妒恨”，卻每時每刻都在發生。
富人和窮人，不應被對立起來，他們只有社會發展程度的不同，生命權和心靈則是平等無二的。
真正的痛苦只有富人自己知道。中國的富人們，其財富的積累無外乎三種方式：一是資源互換型，換取官方資源、環境資源(土地、礦產等)、金融資源；二是擴張搏命型，比速度、拼管理、毀健康、擴市場；三是市場經濟型，完全按自由經濟原理和市場經濟法則辦事。
這三種方式，在中國互相交織，很難單一存在。比如說，IT企業是最代表新經濟形態的，但走著走著，都變成了資源互換型；而像資源互換型的企業，一旦與外資企業相比拼時，又不得不按市場經濟來接軌。
說好聽點叫“中國特色”，說不好聽點叫“怪胎”。
從一開始，中國的富人群體即面臨著一種悖論：不富，無以立足；富了，社會地位并未增加，他人的認同度、社會的融入度并不高。
因為即便連富人們自己都承認，他們的富裕是有“原罪”的。這便是“資源互換”型的結果。有人如此總結：“市場上的人，無外乎巧取豪奪四字。先豪奪，奪不了的，想辦法巧取。”
由于富人的社會角色敏感，這也使得富人越來越抱成團，互相結成小圈子，與社會大眾脫節。制造富豪榜的胡潤就發現了這種趨勢：富人們的活動幾乎固化在一個小圈子里，龜縮在一個殼中。
不過，人的天性中都有正義、良知、仁慈的一面，富人的那一面只是不輕易被激發出來而已。因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富人與不仁往往被聯想在一起。
但一位關愛抗戰老兵活動的發起者打破了這種偏見，他在一次對“中歐商學院”游學會的演講中，一次性募捐到600萬元。
社會的進步或墮落，跟富人群體的作為是分不開的。當前的富人群體話語權空前強大。
一個正常社會的結構，應該是人才向上流動，而資金向下流動。這樣組成的才是健康的社會，才能正常運轉。
近年來社會學家哀嘆“上升通道受阻”、“社會階層板結”、“蟻族”和“屌絲”大量繁殖，都是因為，正常性的流動被切斷了。學者孫立平多年前預言的社會“斷裂”正在迅猛地發生。
富人可能比窮人更沒有安全感，既得利益使得他擔心得更多。同時，富人們也意識到改革的迫切性、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性，以及參與社會進程的必要性。
相較窮人而言，富人往往受過高等教育，或在“社會大學”中摸爬滾打，更具有精英意識，對社會氣候的變化更敏銳。正如中國封建社會中，“士紳階級”是社會的穩壓器一樣，當前的富人群體對社會的輻射力、影響力和話語權也是空前的強大。
可以說，社會的進步或墮落，跟富人群體的作為是分不開的。有時，他們更具有求新、變革的活力和冒險精神，但有時，他們又貪圖享樂、不思進取、明哲保身。下一步中國的走向，與這個群體的選擇是密不可分的。但愿如財經類媒體在紙媒黃金時代發出的宣言那樣：先建立一個商業文明，然后用商業文明推動政治文明的轉型。
林語堂在百年前就取笑過：“中國就有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這句話引來很多身居底層者的自省和共鳴。
而一位媒體人士的描述是：“窮人永遠是炮灰，革命中是戰場上的炮灰，消費社會里是商場上的炮灰。”
聯想到無數的卡奴、房奴、月光族，這話也的確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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