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呼和浩特4月2日電 又是一個清明節即將到來，滿懷著對逝者的追思和對生者的尊敬，一次針對特殊群體的特殊會議在內蒙古醫科大學的留學生樓里召開。

　　“這是供、需方和委托人的三方對話，我們互相征求意見，為的就是要順利地把自己捐出去，并且‘捐’有所值。”潘繼堂如是說。

　　潘繼堂1930年生于上海，1954年到內蒙古工作，隨后定居于此。作為戰爭時期的親歷者和國家興盛發展的建設者，潘繼堂對這個國家、這片土地有著深厚的情感。“我愛這個地方，我也要回報這個地方。”2010年，解除了一切社會職務的潘繼堂與妻子商量，要用捐獻遺體器官這種方式做最后的奉獻。

　　讓潘繼堂做出這樣的決定，還源于他工作時期的一次經歷。

　　1979年6月，潘繼堂曾陪同國家衛生部、內蒙古衛生廳的工作人員考察內蒙古多個醫科類學院的醫學教學水平，發現只有內蒙古醫科大學(原內蒙古醫學院)有2具尸體作為臨床研究，其他學校授課只能用掛圖。

　　“當時特別觸動我，這樣的教學條件，怎么能培養出高素質的醫生，怎么來發展醫學？”潘繼堂希望自己能對他人有所貢獻，并希望有更多人來關注醫學發展，關心遺體器官捐獻工作。

　　事實上，早在潘繼堂之前，便有人對內蒙古落后的醫學教學研究條件憂慮不已，他就是我國著名解剖學專家、一級教授劉其端先生。

　　建國初期，劉其端已是北京醫學院解剖教研室主任，并擔任著國家衛生部教材編審委員會特約編審和中國解剖學會名詞委員會的委員。1956年，他得知內蒙古自治區要建立醫學院，便說服家人一起來到呼和浩特。

　　人體解剖課是醫科院校的基礎課，然而籌建中的內蒙古醫學院找不到一具可提供教學使用的人體骨骼標本。劉其端只能帶著師生們到荒郊墳地尋找一些無主的尸體骨骼，制作成多具完整的人體骨骼標本及大量的頭顱、軀干、四肢標本，學院當年就開設了人體解剖實驗課。如今，劉其端當年親自制作的骨骼標本，有的仍在教學上發揮著作用。

　　1990年2月，身患肝癌已經奄奄一息的劉其端在北京朝陽醫院留下遺言，他要把自己的遺體制成骨骼標本捐獻給內蒙古醫學院。

　　內蒙古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李志軍告訴記者，劉其端教授是這所大學接收的首位遺體捐獻者，這個標本陳列室也成為了學校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年新入學的學生們都會由這里踏上學習醫學、治病救人的里程。

　　“醫學離不開解剖學，而解剖學離不開遺體器官捐獻的志愿者，正是因為他們的無私奉獻，才能推進我們醫學研究的發展和進步。”李志軍說，遺體是學生們“無言的老師”，按照相關要求，每8名學生就需要一名這樣的“老師”，而這所學校的現實情況是40比1。

　　據呼和浩特市紅十字會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呼和浩特市共有367位遺體器官捐獻志愿者，已有36人實現了遺體器官的捐獻。

　　張普照是呼和浩特市公開發起、組織遺體器官捐獻志愿者隊伍的第一人，早在1986年他便遞交申請承諾身后捐軀，然而當時內蒙古的遺體器官捐獻事業尚屬空白，張普照多方奔走卻進展緩慢。為此他于1998年協同另外兩名志愿者騎著單車“全國萬里行”，向北京、濟南、上海、福州、深圳、海南、三亞、廣州等開展遺體器官捐獻較好的城市“取經”。

　　此后，受張普照影響，他的兒子、兒媳、二女兒，大女婿4人也都成為遺體器官捐獻的志愿者。

　　“我們不能簡單的報了名再去等死，我們需要人們的理解、配合和參與。”在這次“三方會談”上，張普照說出了他的心里話。在過去的幾年中，他親自送走了多名與他并肩作戰的戰友，也對遺體器官捐獻過程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有了更多思考。

　　“怎樣能夠讓捐獻者和使用單位實現快速對接、要不要對捐獻進行公正、有沒有臨終關懷、遺體器官捐獻后的使用情況追蹤……”張普照和許多志愿者們一樣，對這次問題非常關注。

　　在這些志愿者當中，有退休的教授、學者，有在職的普通工人，38歲的林芳(化名)是其中最為年輕的一個。5年前她報名加入志愿者隊伍，并對這個團體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很多人不理解，并對這個群體報以異樣的眼光，其實這些人都是平凡卻又偉大的人，我只希望有更多人能理解這種選擇，關心關愛這個群體，并且使之發揚壯大。”林芳說。（作者：尚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