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十八屆四中全會在京落幕。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
回顧17年來中共中央全會對于依法治國的表述，可以看出，一整套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法治體系在加緊構建，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的改革在逐步推進：
1997年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十五大報告強調“一切政府機關都必須依法行政”；2002年的十六大報告從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民主的高度，指出“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2007年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12年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倡“法治治國”。
此次的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將開啟當代中國走向國家治理法治化的新時代。
“任何一套制度背后都有一套價值體系，要使這套制度能夠很好地運行，必須使其背后的價值體系得以完善。現實生活中，我們多是看到了制度文本及其執行機構，很少觀察人們對于這些制度文本的態度、心理、趨向和取舍，而這是非常重要的。”建設法治中國，弘揚法治文化，不僅需要深刻領會現代法治精神，也有必要好好回顧一下中國法治的歷史，用歷史眼光理解法治，以人文素養把握法治規律，將法治理想建構在厚重的中國歷史和嶄新的社會風貌之上。
翻閱我國傳統的典籍可以發現，“法治”一詞很早就出現了。《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淮南子·氾論訓》：“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當時的“法治”均指以“法”來進行統治。而對“法”的認識也早有論述：
《尚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易傳》：制而用之為之法。
《墨子》：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
《管子·心術》：殺戮禁誅謂之法。
《大戴禮記·禮察 》：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從這些古代典籍對“法”的論斷中，可以看出，我國從法產生的初始階段，提到法，即與“刑”“罰”相關，注重的就是法的約束和懲治作用，而并非側重于它的保障和促進作用。
歷史上的法家，基于對這樣的“法”的認識，基于對人性惡的認識，提出的“法治”的一整套國家治理方式，終究是君王統治約束臣民的工具。這樣的“法治”，雖也有“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同功者，同賞；同罪者，同罰。（管仲）”，“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商鞅）”的公平與正義，但仍不入人心。
一向推崇忠恕與仁愛的中華民族，對法治是心存避諱的。百姓在內心深處仍然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爺”主持公道，而不是依賴于統治階層所頒布的法律。“青天大老爺”折射出的傳統文化心理，也正是賢人政治的典型體現。也正因如此，我國的“法治”常被“人治”所代替，也因此多受詬病。
錢穆先生在他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寫道:“由歷史事實平心客觀地看，中國政治，實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則比較偏重在人治的事實化。何以呢？因為他們一切政治，均決定于選舉，選舉出來的多數黨，就可決定一切了。法制隨多數意見而決定、而變動，故說它重人、重事實。我們的傳統政治，往往一個制度經歷幾百年老不變，這當然只說是法治，是制度化。”
錢先生對于法治與人治的理解，的確給我們一種全新的視角。但承認歷史、認清現實才更有助于放眼未來。中國當前守法現狀，仍處在源于功利主義和恐懼懲戒的階段，還遠未達到更高層級的法治信仰。提到“法”，多的是內心的畏懼，少的是信仰上的遵從。很多人面對規則制度首先想到的不是去遵守而是去突破。在中國這樣一個由“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等級社會一步步走來的國度，能夠實現由“人治”向“法治”的轉變，還有漫長的路。
此次全會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這是直接從中國民眾思想最深處切入，是對中國傳統法治思想進行精準號脈之后開出的藥方。讓法治成為信仰，這是從最根本上推行法治的途徑。這一美好的愿景的實現，固然需要國家機器的體系化運行，更需要每個公民思想深處對法治進行深度思索。對于當代中國來說，社會主義法治化的實現，將是一個“換了人間”的新氣象。
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曾有過這樣的論斷：“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其本意就是，一個國家的強弱富貧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奉行法治，國家就會富強；如果背棄法治，國家就會貧弱。堅持法治，是我們實現強國之夢的重要保障。我們已經看到，當今的中國“奉法者強”，那么“國強” ，我們指日可待！（子曰師說 林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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