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迪

　　中國國內有些人認為，“只要中國擁有強大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只要中國超越美國，足夠強大，日本就會自然服輸，中日矛盾也就自然解決。”這種觀點并非政府思考，而據說是民間來自對二戰前后美日關系的觀察。那么這種觀察是否有道理呢？

　　我們看到戰中美國對日展開強大軍事反擊在先，日本投降在后這個事實。首先我們不否認，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極大加速了日本投降的進程。但戰后美國對日影響力的發揮，絕非單純依靠一個“壓”字。目前美日關系是美國綜合實力作用的結果。

　　單從硬實力看，早在1913年即一戰前，美國工業生產量達英國的2.9倍。即便如此，美國仍對取代英國不感興趣，而是埋頭國內建設。1938年，美國工業生產量已近英國6倍，美國仍沒有取代英國的決心。這說明，一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并非單純以經濟力量考量，甚至也不單是軍事實力。另一方面，從19世紀中期后，美國民主制度受各國矚目，其制度影響力、人民對國家認同也在提高。盡管在一戰結束前美國已提出關于戰后國際秩序設計的綱領，但美國主流意見并不想參與舊大陸事務。二戰開始，世界反法西斯國家希望美國發揮領導作用。但在領土受攻擊后，美國才真正下決心參戰。美國走上國際領袖者舞臺乃是水到渠成，成為國際領導者則是眾望所歸。

　　美國政治學者阿茲諾尼認為，為實現自己的統治，讓被統治者服從，權力存在3種方式。第一種是強制性權力，二是報酬性權力，三是規范性權力。二戰期間，美國行使了第一種權力，但在戰后，為維持自己對日絕對影響，美國利用的是后兩種力量。首先美國取得國際秩序的主導地位，然后利用這種秩序處理美日關系。此外，美國為鼓勵日本效忠自己的陣營，向其提供國內市場。

　　更重要的是，二戰后在美國促進、協助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憲法，確立了民主制度，培養了大批精英。在戰后70年中，這批精英成為美國影響力制度化的忠實助手。但也不要以為美國對日政策是二戰后一夜中實現的。早在明治維新前后，就有大量歐美人在日本活動，傳播西方價值觀。同時，日本國內涌現出一大批啟蒙學者，提倡“一切以西洋為目標”。至二戰結束，西方價值觀已通過日本教育系統，在將近一個世紀期間逐漸滲透到日本社會各個角落。

　　當今世界，任何國家即使將其經濟力量、軍事力量發展到極致，也只是足夠自身防衛。二戰以來，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單用軍事力量來成功壓服哪怕一個小國。蘇聯在匈牙利、捷克以及阿富汗的教訓，美國在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的教訓說明了什么？這說明，小國弱國不是靠武力就能壓服的，那些國家的反抗還可能導致大國走向衰落。

　　日本對美國存在一種復雜的心情。戰后大眾社會興起，在日本造成對美國文化的崇拜，但日本對美國占領和霸權政策也有或明或暗的抵抗。在早期日本有聲勢浩大的反日美安保條約社會運動，而今天則存在反基地、反集體自衛權社會運動。

　　今天，中日兩國民眾都存在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成為近代中國建設的契機，抗日歷史與國家建設記憶并存。對日本來說，近代日本最“輝煌”的記憶之一，正是來自對中國侵略獲勝、“壓服”中國的“狂喜”。在今后乃至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期間，這種相反的國家建設記憶仍將繼續存在。但另一方面，在21世紀的今天，全球政治力量的對比，西太平洋地區經濟發展的現實，卻不斷催促中日兩國切斷民族主義的循環，修補、發展雙邊政治、社會關系。今天，正視中日關系的復雜背景，放棄“壓服”思考，冰封對立，對兩國來說都是一種現實選擇。▲(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