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退休是解決中國老齡時代化養老的唯一選項
南都：延遲退休確實是2012年的一個熱門話題，為什么延遲退休年齡的呼聲會這么高？
鄭秉文：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制度設計是統賬結合，但是因為個人賬戶大多是空的，因此可以把它看做是現收現付。現收現付制度的參數設計一定要合理，否則資產和債務的配置就會嚴重失衡，未來的隱性債務就會大于資產，失衡的情況嚴重的話，就需要財政干預。在很多歐洲國家出現主權債務危機，相當程度上就是由于福利制度因素導致的。
對于我們來說，現在幾個參數都存在一定問題，大參數有三個：繳費率(繳費占工資總額的比例)、替代率(退休時養老金占退休前工資收入的比例)，以及贍養率(離退休人員占在職繳費人數的比例)。這三個參數是決定制度能否平衡的關鍵。
先說替代率，我們現在連續每年上調養老待遇水平10%，2013年已是第九年了。即使這樣，替代率下降的速率還是挺快，趕不上社會平均工資增長率，所以這個參數是動不了的，不能人為下調，上調都來不及呢，而且現在要擴大內需擴大消費，轉變增長方式，怎么能做相反的事情呢？
再看繳費率，我們是28%，個人8%，單位20%，這個已經是全世界最高的行列了，估計在前十名。再加上五險、企業年金、住房公積金的話，占到工資的百分之七八十。對于企業競爭力，對于職工的消費能力，都是問題，上調也是不可能的。
現在能夠調整的就是贍養率了，而稀釋贍養率的因素主要就是退休的時點問題。人的壽命延長了，退休年齡不延長，贍養率就提高，要稀釋贍養率，就要讓退休年齡和壽命預期掛起鉤來。另外，現在我國的受教育年齡長了，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擴招規模越來越大，受教育的程度越來越高，青年人平均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點大大推遲了；另外，服務業逐漸發達，勞動強度逐漸降低，很多工種都消失了，科學技術越來越發達，計算機技術日益普及，對人類延長勞動時間提供了客觀條件；最后，就業多樣化、遠程化、家庭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非正規性的就業群體越來越大，這個群體并呈高智商化，要實現他們的理想和多賺錢，要更多地“收回”他們父母對他的“資本投入”，這是這些群體的一個工作特征。所有這些都為延遲退休創造了客觀條件，提出了內在需求。
歐洲一些國家，規定67歲左右退休，目的就是維持一定的替代率不變。否則，就要降低替代率，或是提高繳費，或是提高退休年齡。這是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導致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南都：對于延遲退休也有反對的聲音。
鄭秉文：在反對延遲退休年齡的各種聲音中，相當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沒有參加養老保險改革的現狀，進而表達對社會不公的不滿，甚至認為，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本來就沒有參加養老保險改革，他們不用繳費，但養老金水平卻高于企業一倍以上，如再讓企業工人延遲退休年齡，這顯然是不合理的。還有一部分是因為工廠效益不好，上班掙不到錢，還不如退休有保障。還有一部分群體，他們沒有正經工作，完全靠自己的積蓄或拆借來繳納保險費，他們眼巴巴就指望著早點退休拿退休金有個保障呢。對這些弱勢群體，要善用其他社會救助制度施以援救之手，要重視發揮其他福利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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