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上海１２月１４日電（新華社記者楊金志、葉鋒）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１０多天后，５月１２日，四川汶川發生震驚世界的特大地震。突如其來的災難堪稱對條例實施的第一場“大考”。令人欣慰的是，救災工作與政府信息公開的良性互動，已經成為２００８年中國努力建設“透明政府”的一個縮影。
２００８年，從大地震到重慶出租車停運事件，從甕安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許多正反事例都證明：政府信息公開不僅是群眾的熱切期盼，也是政府妥善處置各類事件的“不二法寶”，更是加強政府自身建設的“推進器”。
保障知情權：“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
５月１日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是新中國第一部將政府置于陽光之下的專門法規。條例確定了“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基本方略，必將深刻而長遠地影響中國各級政府，以滴水穿石的方式改變那些不符合現代政府理念的運作方式。
人們關注的種種熱點事項，條例中均明確規定必須主動公開：財政預算決算、行政收費、政府采購、行政許可，無不涉及政府權力運作的“核心區域”；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促進就業以及征地拆遷、補助發放，無不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突發公共事件預警信息、食品安全、環境衛生，無不關系群眾的生死安危……
除了條例規定的行政機關主動公開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還可以根據自身生產、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國務院部門、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門申請獲取相關政府信息。只要不涉及國家秘密和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政府部門都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向申請人公開信息；即使不予公開，也應當說明理由；如果公民不服，還可以提起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不論信息有無、公開與否，政府對老百姓必須有個交代，再也不能用沉默應對百姓了。
地震“大考”
５月１２日１４時２８分，大半個中國的人都感覺到了大地的震顫。
１４時４６分，新華網發布消息：“四川汶川發生７．８級強烈地震（注：后地震震級調整為８．０級），北京通州發生３．９級地震。”此時，距地震發生剛剛過去１８分鐘。緊隨其后，國內各主要門戶網站的頭條都是此條消息。
在接下來的每分每秒里，人們從電視、網絡、廣播、報紙里，不斷看到刷新的消息：有關地震的更加翔實的信息，政府各部門如何啟動緊急預案，以及災區遭到了怎樣的損失。其實，在那個時候，災區的損失根本難以全面統計，不過，就是這樣有一點說一點的“流水賬”式地公布，牽動著人們的心。
當天晚上，人們在電視上看到：溫家寶總理已經趕到震區都江堰市，在大街上臨時搭起的棚子里指揮救災工作，拿著話筒對廢墟中被掩埋的人喊話鼓勁。親臨前線的總理給了人們多大的信心、勇氣和鎮定！
值得一提的是，地震發生當天，北京、上海、重慶、貴州、河南等地的政府部門，針對當地群眾的疑慮和恐懼，及時發布信息穩人心、辟謠言。
５月１３日１６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開新聞發布會。民政部、中國地震局有關負責人向中外記者介紹了汶川地震災害和抗震救災進展情況。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還公布了當時的最新統計數字：地震災害死亡人數已經達到１１９２１人。從那時起的一個多月里，每一天中央政府都會發布更新的傷亡、失蹤人數。對于這些，政府沒有一絲一毫的隱瞞、回避，也沒有必要隱瞞、回避。
事實上，直到最近的１１月２１日，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四川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魏宏等在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布災后重建的各項數據，包括住房重建、救災資金到位的情況，特別是過冬棉被的缺口仍有３３萬床。
政府信息的及時公開為救災贏得了時間和民心，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信息公開本身并沒有讓中國損失什么，反而讓中國人經歷了一次集體的精神升華，進行了一次政府信息公開的公眾普及。
公開信息創“雙贏”，隱瞞真相吞惡果
許多事實一再證明，公開政府信息讓政府和群眾“雙贏”，而刻意隱瞞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
１１月３日，重慶市主城區發生了大規模出租車停運事件。１１月６日上午１０時，重慶市交通委員會四樓會議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就主城區出租車運營事宜與出租車駕駛員和市民代表進行座談。
這是一次向市民公開的交流，電視、廣播、互聯網同步現場直播。不少重慶市民一早就守候在電視機旁，行駛的出租車也將收音機調到直播頻率。座談會上，“的哥”直陳營運環境的惡劣，薄熙來承認政府部門的不足、承諾打擊腐敗和官僚主義，都實時傳播到市民的眼睛里、耳朵中，讓他們知道發生了什么、弊病在哪里。通過采取及時措施，重慶的出租車停運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與汶川大地震、重慶出租車停運事件不同，在三鹿問題奶粉事件、襄汾潰壩事件、甕安事件和四川廣元“蛆柑”事件中，一些基層政府部門或者故意隱瞞真實信息，或者聽任謠言散布，終于嘗到了忽視群眾知情權的惡果。
以甕安群體事件為例，在少女李樹芬的親屬對其死因多次質疑后，公安機關并未認真對待，不僅沒有及時做好釋疑解惑和撫慰工作，反倒橫眉冷對、推諉敷衍。當群眾已經大量聚集的時候，甕安縣委縣政府主要負責人均未到現場和群眾對話，這成為引起群眾強烈不滿的重要原因；而當政府大樓被點燃后，相關領導仍然沒有站出來，采取果斷措施，而是在辦公室里開會研究，層層請示等待。一起少女非正常死亡的個案終于釀成震驚全國的群體惡性事件。
打破“玻璃門”，歡迎“好事者”
今年以來，隨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公布實施，一些公民開始以條例為依據，要求政府公開信息。典型事例：律師郝勁松要求公布“華南虎照”的相關信息，廣東深圳公民吳君亮要求市政府公開財政支出信息，遼寧沈陽律師溫洪祥、安徽合肥章先生要求相關部門公開招待費信息……
在一些人的眼睛里，他們是“多管閑事”。而事實上，正是這些“好事者”點燃了政府信息公開的“第一把火”，觸動了那些對信息公開神經麻木的人。為什么會有“好事者”，就是因為條例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在于，公民申請信息公開屢碰“玻璃門”，一些政府部門和官員公開信息不積極，走到了被公民“倒逼”的地步。而不積極的態度背后是什么？是“不宜”公開的既得利益：公車購置費、公款招待費、征地拆遷費……
２００８年底，一位名叫“魑魅魍魎２００９”的網民大出風頭：他（她）在上海地鐵上撿到的一個公文包，里面裝著浙江溫州、江西新余官員出國考察的路線圖，更有江蘇張家港一個“領導太太考察團”的相關信息。這些政府自身不愿公開的信息，被“曬”到了網上，不僅引起網民、媒體的關注，更令當地政府嚴查事件、處置相關責任人。姑且不論“魑魅魍魎２００９”是“何方神圣”，出于何種目的，他（她）這個“好事者”的民主意識和監督意識自然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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