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衡陽七旬老人余良幼生病住院期間被確診感染艾滋病毒，此后身體機能急劇衰退，九個月后離開人世。

　　余良幼的家屬認為，老人感染艾滋病是醫院輸血造成的。不過，由于未尸檢和鑒定血液標本，老人的確切死因，以及死前感染艾滋病毒的具體原因，成為難解之謎。

　　事發后，作為原告方的余良幼的子女，作為被告方的南華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以下簡稱南華附一醫院）、衡陽市中心血站以及相關血制品生產銷售企業，開始了兩年多的訴訟博弈。

　　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近期作出二審判決：由醫院和血站分別承擔50%、20%的賠償責任，另外30%責任由原告承擔。

　　【感染】

　　七旬老太HIV-1抗體陽性，確診前曾輸血8次

　　2014年，年過七旬的余良幼在南華附一醫院治療。本文圖片均為 陳正 攝

　　身形瘦弱，神態憔悴，穿著深色睡衣的余良幼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這是2014年8月26日。那天，這位70歲的老人感到頭暈，四肢乏力，但頭腦還清醒。“躺了三個月了。”她伸出三根瘦削的手指，比劃著告訴記者。

　　當時，余良幼已確診染上一種叫HIV-1的艾滋病毒。

　　1944年出生的余良幼是湖南衡南縣人。她年輕時當過大隊干部、公社電器廠廠長，后來招工進入供銷社。退休后，她習慣了鄉下的獨居生活——老伴早年去世，子女都在城里工作。

　　2010年，余良幼患上血小板減少性紫癜，子女送她到南華附一醫院治療——這家創建于1943年的醫院，是衡陽市名氣最大的三甲醫院。從2010年2月到2014年6月，余良幼多次來這里輸血治療。

　　余良幼患的是以血小板減少為特征的血液疾病。每次住院治療前，醫生都會對她進行抽血檢測。

　　2014年5月23日的血液檢驗報告顯示，余良幼的HIV抗體呈陰性。6月8日老人出院。6月25日再住院時，老人的血液檢測結果不妙。

　　當年6月26日南華附一醫院的血液檢測結果顯示，余良幼HIV抗體待復查——報告單里三個向上的箭頭預示問題的嚴重性。

　　一個月后的7月31日，衡陽市疾控中心《HIV抗體確證檢測報告單》顯示，余良幼體內的HIV—1抗體陽性。這意味著余良幼已經感染了艾滋病病毒——HIV。

　　2014年7月，余良幼在醫院輸血治療期間，被診斷感染了艾滋病毒。

　　衡陽市疾控中心的檢測報告顯示，余良幼體內的HIV-1抗體陽性。

　　HIV即“人類免疫缺陷病毒”。這種病毒通過破壞人體的T淋巴細胞，使免疫系統癱瘓，致使各種疾病在體內蔓延。1981年HIV在美國首次發現，至今人類尚未找到有效的根治方法。

　　“這等于宣判了死刑。”余良幼的兒子李兵（化名）嘆道。他介紹，母親從不吸毒，而性傳播和母嬰傳播這兩條感染艾滋病的途徑也可排除。

　　李兵懷疑是輸血出了問題。南華附一醫院的輸血記錄單顯示，當年4月10日至6月1日，余良幼共輸血8次。

　　余良幼確診感染艾滋病之前的三個月內，曾在南華附一醫院輸血8次，血液來源于衡陽市中心血站。

　　余良幼和她的三個子女，從此走上維權之路。

　　【疑團】

　　血液標本未鑒定，老人染艾原因成謎

　　得知母親感染艾滋病后，李兵首先找醫院討說法。據《瀟湘晨報》報道，南華附一醫院醫務部副部長肖立才介紹，事發后醫院進行過自查，認為輸血過程均按照規范的要求操作。至于當時給余良幼輸血的試管、針頭等器具，肖立才表示已無法找到，“這些器械都作為醫療廢物進行了處理。醫院這么多針頭，不可能都保存下來。”

　　“余良幼每次輸血的編號，我們都提供給了血站，”肖立才說，“根據編碼，血站絕對可以查得出，是誰獻的血。”

　　余良幼的8次輸血記錄均顯示，血液來源于衡陽市中心血站。

　　接受《瀟湘晨報》記者采訪時，衡陽市中心血站副站長王湘屏表示，余良幼所用血液系該站提供。血站找出了8份獻血者檔案及血樣報告單，相關血樣標本一直保留，血站未進行單方面復檢或鑒定。

　　王湘屏同時強調，血站的采血和檢測均嚴格遵照相關標準，按規范的流程實施操作。

　　2014年12月，在衡陽市衛生局的協調下，余良幼家屬和南華附一醫院、衡陽市中心血站同意通過法律訴訟解決糾紛。

　　此后，余良幼起訴南華附一醫院，后來又增加了包括衡陽市中心血站在內的三名被告，另兩名被告是血液制品生產商成都蓉生藥業公司、血液制品銷售商湖南瑞格醫藥公司。

　　衡陽市石鼓區法院2015年1月正式立案。在法院展開調查的過程中，余良幼的病情不斷惡化——老人舌頭長瘡、嘴巴糜爛，無法進食，大小便伴有出血。

　　感染艾滋病后，本身就患有血液疾病的余良幼，身體機能急劇衰退。

　　2015年5月11日，余良幼停止了呼吸——沒能等到法院開庭的那一天。

　　此后，該案的原告變更為余良幼的三名子女。“我們不能讓老人家走得不明不白。”李兵說。

　　對于余良幼感染艾滋病毒的原因，衡陽市衛生局曾找當事各方了解情況。原告方同意走訴訟程序后，衛生行政部門未再深入調查。

　　“衛生局的人對我們說，醫院的上級南華大學屬于正廳，級別比他們高，他們不好管。”李兵透露。對此說法，曾負責協調處置此事的廖高峰予以否認。廖當年是衡陽市衛生局副調研員兼醫政科科長，他向媒體透露，當時市衛生局試圖協調各方，由第三方對血站標本進行檢測，“后來他們到法院去了。”

　　而相比事件原因的追查，法院審理更側重于過錯認定和責任劃分。衡陽市中心血站向法院遞交鑒定申請，不過，申請鑒定的，并非血液標本是否感染艾滋病毒，而是“供應給余良幼血液的采血行為有無過錯”。

　　法院將衡陽市中心血站提供的一本血液出庫明細表、醫院提供的六本病歷復印件，交給湖南省湘雅司法鑒定中心，但未被受理。此后，法院將血站補充的獻血者檔案等書面資料，交至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該中心2016年4月回函稱：“經審查現有所有送檢材料，仍不能滿足鑒定條件。”

　　此后，石鼓區法院終止了委托鑒定程序。余良幼感染艾滋病毒的具體原因，一時成為謎團。

　　【判決】

　　二審法院認定醫院和血站“抗辯舉證不能”

　　這起醫療損害責任糾紛，2015年和2016年先后在衡陽市石鼓區法院開庭審理。

　　原告向被告索賠醫療費、死亡賠償金、精神撫慰金等，共75萬余元。

　　被告南華附一醫院辯稱，醫院對余良幼的治療過程嚴格遵守醫療規范，無證據表明醫院存在過錯；被告衡陽市中心血站亦稱，原告無證據證明血站存在過錯。另兩家血制品企業均稱，余良幼感染艾滋病毒與其無關。

　　2016年10月底，衡陽市石鼓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合議庭認為，兩家血制品企業提供的血液制品合格，且余良幼使用該產品是在感染艾滋病毒的四年以前，故這兩家企業與余感染艾滋病無關。南華附一醫院、衡陽市中心血站被認定為承責主體。一審法院核定原告各項損失為548399元。

　　判決書稱，根據證據及各方陳述，“可以推定患者余良幼在南華附一醫院輸血治療時感染艾滋病。”雖然原告并未提供證據證明醫院和血站存在過錯，“但是由患方承擔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后果對患方不公平，且醫院和血站也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沒有過錯”。

　　法院判決南華附一醫院和衡陽市中心血站各承擔40%的賠償責任，剩余20%由原告方承擔。法院認為，原告方未進行尸檢，不能確定死亡原因，對患者可能因自身血液疾病導致死亡承擔部分責任。

　　一審判決后，余良幼的子女和衡陽市中心血站，均提出上訴。

　　2017年3月底，衡陽市中級法院對此案作出終審判決。法院認定一審判決遺漏了余良幼住院183天的事實，將原告方的各項損失核定為705924元。

　　二審判決書顯示，法院認為，原告關于“余良幼死亡與感染艾滋病存在因果關系”的主張具有合理性，且已盡到初步舉證責任；南華附一醫院和衡陽市中心血站，應該承擔其不存在過錯行為、與余良幼感染艾滋病及死亡沒有因果關系的舉證抗辯責任。

　　法院認定，南華附一醫院作為專業醫療機構，明知余良幼在該院治療期間感染艾滋病毒，卻不通過申請醫療事故鑒定、醫療過錯鑒定等方式查明感染原因，也未通過尸檢鑒定查明余良幼的死亡與感染艾滋病是否有因果關系，應承擔余良幼艾滋病感染原因不明和死因不明的主要責任，承擔抗辯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侵權賠償責任。

　　法院認為，衡陽市中心血站雖然申請了采血過錯及因果關系鑒定，但因送檢材料不能滿足鑒定條件致鑒定未果，亦應承擔抗辯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所謂“抗辯舉證不能”，是指在抗辯過程中，不能向法庭提供證明自己主張的證據。

　　衡陽市中院比較南華附一醫院和衡陽市中心血站的“過錯、原因力大小及可能性程度”，并考慮雙方盈利性質、賠償能力，認定此案由醫院承擔主要賠償責任，血站承擔次要賠償責任。法院還認為，原告方未通過尸檢查明余良幼死因，應承擔死因不明的次要責任和舉證反駁不能的不利后果。

　　衡陽市中院遂撤銷一審的判決文書，判決南華附一醫院承擔余良幼感染艾滋病和死亡各項損失50%的賠償責任，衡陽市中心血站承擔20%的賠償責任，原告自負30%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