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19 08:43:00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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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佩云
農歷蛇年臘月二十九下午，陽光像被遮了一層弄臟了的薄紗布。這樣的天氣在古都咸陽已司空見慣，倒是呼應其“中國西北紡織基地”的名頭。
雷佩云的家在咸陽市東邊的一處工廠生活區里。屋外，噼里啪啦的鞭炮聲已在不時響起，但雷佩云沒有在意馬上就要到來的馬年春節。一整個下午，他對《中國新聞周刊》逐一介紹著客廳墻上掛著頗有年頭的字畫和照片，并展示他所收藏的各種剪報和攝影作品。家人已經習慣了在雷佩云接受采訪時不去打擾，他們要么外出，要么關上房門，盡量不發出任何聲響。
雷佩云的收藏中，很大一部分都與張藝謀有關。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內外的媒體不時找上門來，也都因為張藝謀。
雷佩云并不諱言，自己的后半輩子好像就為張藝謀活著。周圍人這樣說，他也不介懷。
2006年，雷佩云滿60歲。這年4月，張藝謀出任北京2008奧運會開閉幕式的總導演。從媒體上得知消息后，雷佩云想寫本書。此前，他從未在報章上發表過作品。
雷佩云要寫的書，主人公就是張藝謀。他手頭有100多張張藝謀拍攝的照片，還有很多張藝謀的設計作品。而30年前和張藝謀一起工作、生活了7年的經歷，更是他寫書的“獨門秘籍”。“我看了很多關于張藝謀的報道，多是道聽途說和憑空想象，太不真實，我有信心能超過他們。”雷佩云說。
雷佩云早前并沒想過張藝謀會有一天成為世界級名人。收藏是他自9歲時就有的習慣，他會把自己喜歡的書法和繪畫作品都保存下來，分門別類地裝訂成冊，每個冊子都制作精細。這些冊子里，包括中小學同學的作業，有“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原因是，字寫得好。
書快要完稿的時候，碰上了5·12汶川大地震，波及咸陽。在家中感覺地面在晃動，雷佩云抱起書稿就沖了出去，剛出大門，對面一堵4米高的圍墻轟然倒下，他這才意識到，家里還有老伴、女兒及孫女。
這讓和他生活了幾十年的老伴指責他沒有良心，把書稿看得比全家人的性命還重。雷佩云也自責，但他覺得：“以我現在的年紀和精力，如果書稿毀了，我不大可能再寫出來，這將對不起我的朋友張藝謀，也對不起馬上要召開的北京奧運會。”
《我的朋友張藝謀》2008年8月出版，共計25萬字。為了趕在北京奧運會舉辦期間把書印出來，他找了香港的一個書商，自費兩萬多元出版。
“不三不四”的才子群
插隊回鄉的初中畢業生張藝謀，被分配到位于咸陽市陜棉八廠，雖然工作出色，卻是廠領導眼中“不三不四的人”。但作為工友的雷佩云就是愿意整天和他“混在一起”。問題出在倆人懸殊的“出身”上，張藝謀的父親曾是黃埔軍校學生，國民黨黨員，被定成“歷史反革命”，母親則是“大地主的女兒”；而雷佩云根正苗紅，至今家里客廳的最顯要位置，還掛著一張報功書——1952年，其身為陜西軍區雒南軍分區獨立11團特務連連長的父親雷振聲，因在剿匪中戰功卓著，榮獲特等功，被西北軍區司令部嘉獎并馳報鴻禧。
經常“在一起混”的還有和張藝謀同鄉、同歲的郝民權。1971年，因為籃球打得好，21歲的張藝謀被正籌備成立籃球隊的陜棉八廠(以下簡稱八廠)看中，破格招工進城，離開了插隊已三年的咸陽市乾縣大楊鄉(原楊漢鄉)北倪村，進入雷佩云、郝民權所在的前紡梳棉車間，先做推條工，后做抄車工。郝民權和雷佩云，都早張藝謀兩年進廠。
1971年8月30日張藝謀正式入職，和郝民權一組，郝是組長。他還和郝住同一間宿舍。倆人的床靠窗而對，郝民權在東，張藝謀在西，中間擱一張木桌。這張木桌，很快就幾乎被張藝謀一人獨占，成為他的攝影和設計工作臺。
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國家對內陸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三線”建設，一批紡織企業在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的古都咸陽建成，隨后這里成為中國西北的紡織基地。如今已更名為陜西八方紡織有限責任公司的陜棉八廠，位于現在咸陽市最繁華的主干道人民東路北側。公司南區里，一棟墻體斑駁的灰色三層筒子樓和30年前幾乎沒什么兩樣。這棟樓道陰暗的筒子樓就是當年八廠的男職工宿舍，每間宿舍面積不到10平方米，四人合住。張藝謀和郝民權住二樓，雷佩云住三樓。
“我用笛子一吹‘山丹丹花開紅艷艷’，張藝謀就知道是我有事要叫他上樓來。”30年后，在張藝謀曾住過的宿舍里，雷佩云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 “當時，我們有一幫人，被稱為才子群，聚到一塊就是談文學、談藝術，對干巴巴的政治運動一點都不感興趣。”張藝謀在八廠的七年里，和雷佩云不僅是工友，也是親密搭檔。籃球場上，身材高大的雷佩云打中鋒，張藝謀打前鋒；搞宣傳時，張藝謀是總設計，擅長書法的雷佩云負責文字書寫。宣傳雖然是副業，卻占去了兩人超過半數的業余時間。
郝民權如今位于八廠生活區的家，離當年的宿舍樓步行不過幾分鐘的路程。“在當年的才子群里，別人都是抓住一門專，我是啥都熱愛啥都不成。在咸陽市文藝匯演中，我被評為優秀演員。當時去寶雞車站慰問演出，被寶雞車站看上了，就全國范圍演，去桂林、長沙、武漢等。”笛子能吹，二胡能拉，歌也練過，秦腔、京劇、民歌，也都能來兩下。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如數家珍，并張口就唱，“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有我可愛的故鄉。”但他最熱愛并下了苦工夫的是武術，曾獲得咸陽市武術比賽醉拳、醉棍等多個項目的冠軍。
書畫俱佳并喜歡攝影的吳德功是才子群里的老大哥，年歲稍長，進入八廠的時間最早，看問題也敏銳，敢言敢為。“文革”轟轟烈烈時，他私底下說：“全國人都干著荒唐可笑之事。”
長相帥氣的滑爾剛是張藝謀在八廠進行攝影創作中的御用男主角。父親是蒙古族，跟著在陜西省歌舞團當演員的姐姐學表過演，他還有一副蒙古男子的好嗓子和不錯的音樂修養。盡管廠里黨總支書記經常找雷佩云談話，要求他和張藝謀等人保持距離，但他無動于衷。
八廠的免費照相館
“張藝謀在八廠待了約2500天。”雷佩云更傾向于用天來計算他和張藝謀一起在八廠的日子。
“有些事就是那么巧，仿佛冥冥中注定的。”得知張藝謀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的消息，雷佩云和郝民權這些朋友會不由得想起，在張藝謀剛進八廠時，宿舍管理員把張藝謀的名字寫成了“張銀幕”。
張藝謀在負責住宿的工房科登記時，管理員問：叫啥？答：張詒謀。張藝謀在八廠一直用的名字都是“張詒謀”。1983年，張藝謀從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畢業，被分配至廣西電影制片廠。同年，其處女作《一個和八個》開拍。影片在咸陽上演時，八廠熟悉他的工友們才發現，“張詒謀”已經成了“張藝謀”。
在八廠的時候，酷愛攝影的張藝謀從未想過電影的事。1974年，“老大哥”吳德功因受一些廠領導排擠，自己聯系了咸陽百貨公司去干美工。臨行時，吳德功問來送行的張藝謀以后有什么打算，張藝謀稱自己早想好了，以后要開個照相館，既能養家糊口，還能有個情趣。他向同樣是攝影迷的吳德功發出邀請：到時候咱倆一起干。
張藝謀的“免費照相館”其實早就開張了。在八廠的7年里，他為身邊的朋友都拍過照片，而且經常是拍照、沖洗、放大一條龍地免費服務。
進廠時，張藝謀隨身帶的最值錢的家當，是一架他插隊時買的“華山”牌相機，花了8塊錢，是當時能買到的最便宜的相機。不到一年后，他用省吃儉用攢的工資，再東挪西借，買了架海鷗-4A相機，花了近200元。當時，他月工資不到40元。
在吳德功的建議下，張藝謀去廠外找暗室，并很快成功“公關”下當時咸陽設備最先進的兩家暗室，把“公家設備”提供給他使用。張藝謀如魚得水，攝影創作熱情高漲，其后來的攝影和導演才華在當時就有所顯露。
1974年秋，張藝謀給郝民權拍了張看不到新郎新娘正臉的結婚照。張藝謀領著二人，騎自行車走了30多里路，來到灃河上游一個叫閆家渠的地方。那里攔河修了一座大壩，水面寬闊。張藝謀讓兩位新人在河邊的一棵大柳樹下，面河而坐，他從身后拍下背影。
買海鷗-4A相機后不久，張藝謀拍了幅《還我自由》。吳德功此前看到了法國電影《還我自由》的劇照，得知張藝謀有了新裝備后，他讓張藝謀拍拍看。張藝謀叫上雷佩云和滑爾剛，還有另外兩位關系好的工友，再加上吳德功，來到廠區的土墻下，背靠墻面，讓每人按照各自對自由的理解擺出神態。
幾次嘗試效果都不理想，張藝謀啟動了“導演模式”。他走近5個人，說你們都是我抓來的地下黨，現在要馬上執行槍決，今后再也見不到父母親人了，這個時候你們會想些什么。邊說，他邊退到了拍攝位置，而五個“面臨死亡”的年輕工友也進入了角色。此時已是夕陽西下，張藝謀借用側逆光按下了快門。
“我當時受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影響較多，死不能像狗熊，歪著頭寧死不屈”。雷佩云翻出自己制作并珍藏的“藝謀攝影收藏集”，指著《還我自由》的照片說。吳德功是這些人中的大哥，非常沉穩，淡然處之。滑爾剛用側身正視著槍口，視死如歸。中間的工友雙手一架，抬頭望天，大義凜然。而最左側的小伙年齡最小，“更渴望生存和自由”。
張藝謀不僅開了“免費照相館”，還自建了一個“攝影圖書館”。他幾乎跑遍了咸陽和西安當時的圖書館、新華書店，借閱或購買攝影書籍。有些書籍買不到，他就晚上熬燈夜戰給抄下來。張藝謀曾不無自豪地對郝民權說，“咸陽市乃至陜西省所有圖書館關于攝影的資料都沒有我這兒全。”
1978年6月，北京電影學院給陜西省紡織系統一個報考名額，陜紡系統下屬13個工廠，不少都比八廠的規模大，但名額分給了八廠。
張藝謀最初猶豫，他覺得自己不會表演。郝民權、雷佩云這些工友鼓勵他去報考攝影系。思來想去了幾天后，他去找了當時已離開八廠的“老大哥”吳德功，從傍晚談到深夜。吳德功給他分析利害，機會就一次，錯過了就沒了。去了，就算沒考上，也就損失些路費，再就是回來面子上無光。
張藝謀精選了自己過去的100多幅攝影作品，按人物、風景、特寫精心制作成三本影冊。踏上了進京趕考的路途。
63歲的新黨員
八廠才子群的工友們沒有想到，張藝謀去北京電影學院上學后，就再沒有回來。
郝民權是唯一的例外。1986年，張藝謀在陳凱歌導演的《大閱兵》中擔任攝影師。劇組在咸陽北部的一個景點取景，派人找到郝民權，讓幫忙找二三十個群眾演員，并聯系車輛和食堂。為此，郝民權向廠里請了一個禮拜假。
八年沒見，過去一頭濃密頭發的張藝謀剃了個光頭。張藝謀向劇組的人介紹：“郝民權，我鐵哥們。”
當和劇組一起吃飯、聊天時，郝民權意識到，張藝謀已不是當年的“張詒謀”了。“他和劇組的人聊的是日本的黑澤明、意大利的安東尼奧尼，而我只能跟他說說八廠的誰誰誰，咸陽的誰誰誰。”
郝民權繼續按部就班地上著班，仍然每天雷打不動地練武，教徒弟，廠里有演出時，他繼續上臺唱歌演節目。直到1997年7月21日，一場嚴重車禍導致他雙腿骨折，并奪去了他的一條腿。
才47歲，他不得不告別武術生涯。但他還可以唱歌唱戲，就連躺在病床上，也唱。唯一一次流淚，是老母親來看他的時候。
不練武的他現在每天早上練字，他家的客廳里掛著數幅他自己寫的字，其中一幅是：英雄獨遠，重劍無鋒。
郝民權在八廠的經歷亦有波折，但不曾想過離開。他共搬了11次家，其中一次，他一怒之下在廠里籃球場上搭了個帳篷，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住了18天。原因是，廠里覺得他父母家在城里，有房子，就不給他分房子。而他剛巧在廠里親耳聽到，廠長的兒子因為沙發沒地方放，要求換大房子。
現在，郝民權的胸前總佩戴著一枚黨章。就在去年，63歲時，他成了一名正式黨員。雖然被很多同事笑話，但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以往遇到節日廠里組織演出，能唱能演的郝民權喜歡登臺。卻總被人說，你又不是黨員，積極個啥。他心里憋著一股勁，就要入黨。
郝民權63歲入黨，入選了“感動八廠的10件事”。給他的評語是“身殘志堅，人老心紅”。
我寫朋友張藝謀
雷佩云后來卻被“組織勸說退黨”。
在進廠的第二年，根正苗紅、表現優異的雷佩云就入了黨。由于不聽領導的告誡，總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盡管工作出色，卻屢遭人擠壓。1984年，他選擇了下海創業。
八廠的隔壁是一家紡織器材廠，其下屬的勞務公司在西安辦有飲料廠。雷佩云的一個朋友在那里搞推銷，他也就跟著試試。他找到一個在飲食服務公司的朋友，兩人曾常一起打籃球。朋友看了樣品后，撂下一句話，給我拉一汽車來，當場付款。
這一筆生意，雷佩云提成了600多元。這是他當時在八廠一年的工資。
雷佩云打定了下海的主意。但他沒有辭職，而是托了一個相熟的醫生開了證明，辦了“病退”。
做了一陣子推銷后，他開始找朋友合伙辦廠，做過飲料、眼鏡、中藥種植，但由于合伙總出矛盾，都沒做起來。
雷佩云決定自己單干。他成立了咸陽食品飲料研究所，其實就是小汽水廠。配方自己查資料研究，有些設備也自己動手畫圖紙組裝。
為了節省成本，他回到老家合陽縣。縣城里有現成的老房子，可以省掉房租。但那時候小縣城里市場太小，做了三四年，沒掙著錢。
這三四年里，由于人不在咸陽，他無法定期參加八廠黨組織活動。領導勸他退黨，他在意見欄字斟句酌地寫道：我同意組織勸我退黨。
再回到咸陽，租房子繼續做。所長和工人都是雷佩云一個人，再招了些銷售。多的時候一天掙一兩千，整整做了八年。
后來，一些大品牌開始主導飲料市場，作坊經營開始難以為繼。汽水賣不動，轉做糕點和小吃，卻都起色不大。
雷佩云第一次萌動了寫書的年頭，他想以研究所的名義來出關于食品營養學的書。陸陸續續寫了六本。他不會電腦，全是手稿。但中途，他改主意了。
2006年10月，中央電視臺為拍攝一部關于張藝謀的紀錄片來咸陽采訪，找到了雷佩云。這是中央電視臺第五次為張藝謀的事采訪他。他突然醒悟，既然寫書，為什么不寫張藝謀。
雷佩云猶豫著寫不寫這本書時，也第一時間想起了去找吳德功。
吳德功有些擔心，畢竟雷佩云連豆腐塊大的文章都沒發表過，但還是鼓勵他寫著試試看。最后，吳德功還成了這本書的校對和設計。
在書稿準備期間，雷佩云曾給滑爾剛打電話，問有沒有相關資料。滑爾剛只交代了一句，書中別提我就行，掛斷了電話。
2008年8月，《我的朋友張藝謀》帶著墨香擺到了雷佩云面前，他擔心的是，張藝謀會怎么看。通過前來采訪的媒體記者，他將書轉交給張藝謀的助理。等了一段時間，沒有回應，他打電話過去問，助理說，張藝謀看到了書，并開玩笑，“封面上的照片怎么把他拍得那么漂亮”。但至今，這個朋友從沒親自給他打過電話。
2008年底，張藝謀在接受《綜藝報》采訪時提到，他最近看了一本書——《我的朋友張藝謀》，昔日工友的回憶錄讓張藝謀很感慨，“當年我們這些愛好文藝的青年里，很多人都比我有才華，但我有機會上了大學，命運從此改變，成為今天的張藝謀，而我那些朋友，現在只是普通的退休工人。”
這讓雷佩云心里踏實了許多。在他贈送給《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的這本書里，他托人打印出來的這段話貼在扉頁上。
如今，雷佩云想聯系一家境內出版社進行再版，并正式上市發行。他還有一個心愿，就是能有機會和張藝謀見一面，“如果能一起合個影，放到再版的書里，心里就踏實了”。
郝民權也希望還能和張藝謀見上一面。“雖然可能說不到一塊兒去，但作為老朋友，還是想見見。”這時，性格爽朗大嗓門的他，聲音突然低沉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