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缺少了組織程序，只是我行我素，對個人，就如同無舵之舟、無韁之馬，遲早迷失方向；于組織，則如同一盤散沙、一堆亂麻，難以形成合力

　　直到今天，還有人記得這件往事：“你應該立即回去！”當年，陳云的女兒陳偉華在北京郊區當老師。一次冒雨走了十幾里路回家，卻因為沒有請假，受到父親嚴厲的批評。老一輩革命家生活中的普通一幕，照見的正是“一切按程序來”的優良傳統。

　　“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守紀律講規矩，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遵循組織程序。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鄭重昭告全黨，“必須遵循組織程序，重大問題該請示的請示，該匯報的匯報，不允許超越權限辦事”。黨的程序規定，不僅是我們黨集中統一的保證，也是對每一個黨員的政治要求。是否具有遵守組織程序的自覺，是檢驗黨員、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試金石。

　　現代政治學認為，制度化是組織和程序獲取價值觀和穩定性的一種進程。在現代政黨政治中，以嚴格的組織程序管理黨員的行為，乃是通例。英國工黨規定，議員候選人、黨的發言人和選區黨組織的活動，都必須受黨中央的指導和監督，胡言亂語會受到紀律處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從入黨成為預備黨員，再晉升為干部黨員，都需要經過嚴格的遴選、推薦和考察。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從請示匯報制度，到民主決策制度，我們黨更是在強大的組織程序保證下，凝聚成一個有著強大戰斗力的集體。

　　列寧曾如此闡述組織程序的極端重要性：“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而外，沒有別的武器。”在社會轉型期，黨員、干部不是生活在無菌箱中，而是與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利益有著更為復雜的考量。組織程序作為管理規范、行為規則，可以發現、預防可能出現的問題。請示報告不是小事，不能滿不在乎，這些年來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這個上面。如果缺少了組織程序，只是我行我素，對個人，就如同無舵之舟、無韁之馬，遲早迷失方向；于組織，則如同一盤散沙、一堆亂麻，難以形成合力。

　　然而現實中，還是有不少黨員干部把持不住定力，視組織程序為無物，擅作主張，我行我素。在工作中無視規程，或是“邁過鍋臺上炕”，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先斬后奏、邊斬邊奏，甚至斬而不奏；或是“大事小事一言堂”，該組織民主決定的，卻越權專斷、專橫跋扈，個人說了算；或是該集體研究時擅自表態，該征求意見時省略程序，把個人意見強加給集體，用個人決定代替組織決定。在生活中無視規定，或是該報告的不報告，家庭發生重大變故，離婚、結婚多少年了，子女家屬長期在國外等，組織都不知道；或是一到非工作時間，便以個人私事、自由空間為借口，擅自脫崗離崗，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泥牛入海無消息。凡此種種，為個人違紀開了口子，對黨的聲譽影響更大。

　　無視組織程序，“怕麻煩”是借口，“不知道”更不成其為理由。說到底，還是個人私利和權力觀念扭曲在作祟。違規在企業、協會兼職，為退休找個落腳點，不就是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心態，拿著權力尋租、變現，博些蠅頭小利嗎？有些領導干部之所以一再破壞民主集中制，獨斷專行甚至隨意批發官帽，也與班子成員信奉官場“潛規則”，甘當“家臣”甚至“家奴”有關。一位縣委書記竟然大言不慚地說：“書記和縣長之間，既是同僚的關系，也是上下級之間的關系，甚至是爹和兒子之間的關系”。如此權力生態之下，難免會架空了組織，破壞了程序，把權力當成了私器，談何“該履行的職責必須履行，該承擔的責任必須承擔”。

　　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嚴格組織程序。狠查帶病上崗，整治突擊提拔，清理3200余名副處級以上“裸官”；抽查核實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取消5名擬提拔中管干部、數十名擬提拔廳局級和縣處級考察對象的提拔資格……這些都釋放出強烈信號：遵循組織程序，是守紀律講規矩的重要內容，須臾不可廢、時時須謹記。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們的事業提供最有力的保證、最強大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