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2 07:28:00 來源:華商網-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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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學玉泉校區正門，褚健被批捕前主要在這里從事科研工作 本報記者 劉斌 攝
褚健 資料照片
他是國內頂尖的學者，也是一個優秀的企業家。但一邊擔任大學領導職務，一邊管理校企將國有資產變為私有，又是浙江大學副校長褚健的“原罪”。
有人稱褚健是“蛀蟲”，也有人說褚健所在的中控科技產權清晰化是中國企業變革史上產權量化改革的一個縮影。在一系列高校領導的貪腐案例中，褚健是個典型。也正因為此，他揭開了高校校企管理混亂的漏洞：掙了錢算誰的？
在西湖西北角一處緊鄰杭州植物園的地方，坐落著浙江大學玉泉校區。進入大門，林蔭道旁兩排紅白相間的樓房隱匿其間，里面不少是代表中國最先進科技的研究中心。
褚健從這里走出。論學術，他是自動控制理論前沿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論經商，他負責浙江大學校企管理工作，近十年，浙大校企經營運作，風生水起。
然而，這一切卻在2013年12月末止步。來自浙江省檢察院的消息證實，浙大副校長褚健因涉嫌職務犯罪、侵吞數億元國有資產，目前已經被正式批捕。
新校長抵制風波的幕后推手？
1963年出生的褚健，2005年起任浙大副校長，迄今已有8年多。早在被批捕之前，一場半年前發生在浙江大學的“新任校長抵制風波”，曾一度將其卷入漩渦。曾有消息稱，2013年浙江大學校長換人事件中，褚健曾是抵制新校長的“幕后推手”。
2013年3月12日，浙大原校長楊衛調任第七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浙大校長一職自此空缺。期間，浙大雖然運行如常，但也帶來了一些麻煩，比如，去年春季的學位授予儀式上，學生畢業證、學位證上需要加蓋校長名章，校長空缺，如何加蓋名章，讓浙大犯難，最終只好用校黨委書記名章代替，才化解難題。2013年5月底，浙大新任校長人選從多個渠道傳出。隨后，消息確定新校長一職將由重慶大學校長林建華擔任。但當年6月21日起，便陸續有“浙大校友”在網上發帖，強調浙大校長的就任“標準”，包括必須“年富力強”、“是專業學科領域的學術精英，應擁有國家院士的頭銜”等，此舉被認為是有人發起的對新任校長林建華的抵制。
而褚健被捕后，有傳言稱，他正是這場風波的“幕后推手”。原因在于，楊衛被調任后，褚健成為新校長熱門人選。當時常務副校長宋永華的呼聲也很高，但宋永華非中國國籍，基本無望獲得任命。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大教師透露，“楊衛卸任后，宋永華任校長的呼聲高，后來遭遇不少教師的聯名杯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宋的國籍問題，從而致使浙大校長難產。”
2014年1月16日，浙江大學多位教授證實了這一傳言。不少教師堅信，傳言并非空穴來風，因為拿“校友會”提出的新校長標準來看，褚健為最合適人選之一。根據本報記者求證，這場抵制校長風波，源自法國浙大校友會會長王曉杰。王曉杰告訴本報記者，由于國內的校友不大方便，所以推舉他為起草相關聲明的發起人之一。2013年6月21日，他發表博文《浙大人應當把握自己的命運》，成為隨后浙大各地校友會負責人發表聯合聲明的底本。
這個由他起草的稿子征求大家意見并修改后，形成了最終版的《浙江大學全球各地校友會負責人聯合聲明》。2013年6月22日，這份由50多人簽名的聲明由王曉杰通過個人微博最先發布，并最終演化為《反對林建華先生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的公開信。“2005年時，褚健就有希望任常務副校長，但最終因為有人舉報其經濟問題而作罷。”上述浙大教師說。
但包括王曉杰在內的多位各地校友會負責人均否認在“抵制校長風波”中，受到了“幕后推手”的指使。王曉杰說，其實事件源自于各界校友在QQ群里的一場討論，最后才有了新校長人選標準，“只是想表達一下校友們對新任校長人選的訴求。”
1月17日上午，記者在對浙江大學新聞辦公室的采訪中獲悉，學校并不認為抵制校長的風波是導致褚健被捕的“導火索”。在其一份官方聲明中，明確提出：“有關部門事實上2012年就啟動了本案件的查處，遠早于2013年浙大新校長的任命。”
學術和企業兩手抓的“明星”
1月15日，記者走訪褚健擔任所長的浙江大學智能系統與控制研究所，雖然樓道里仍然懸掛著褚健的照片，但他的辦公室大門緊閉。隔壁辦公室工作人員稱，不了解褚健最近的情況。公開資料顯示，褚健生于1963年4月，浙江海鹽人。1978年，15歲的褚健考入原浙江大學化工系工業自動化專業，成為他那個時代的佼佼者之一。
1986年，褚健碩士畢業，正好趕上化工生產過程自動化及儀表專業(以下簡稱“化自專業”)與日本京都大學首屆博士聯合培養課程，成為浙大化自專業中日聯合培養第一人。1992年，29歲的褚健成為國內高校第一個工程中心——工業自動化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次年，30歲的褚健成為浙大教授。該年，浙江大學工業自動化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創建了中控科技集團的前身——浙江大學工業自動化公司，褚健是創始人之一。此后20年，褚健的主要成就有：1999年“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首批特聘教授，1997~2012年間多次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2005年2月，42歲的褚健成為母校黨委常委、副校長。
記者在褚健所在研究所核實，在被立案調查之前，褚健參評2013年中國工程院院士，在560位有效候選人中進入第二輪評審，是173位候選人之一。
在學術之外，早在20年前，褚健就有“下海”的想法。著名財經作家、杭州本地人吳曉波回憶稱，1993年他在新華社任職期間，專訪過褚健，當時褚健就提出了想創辦一家高科技公司。
那次采訪幾天后，吳曉波的人物特寫《少一個科學家，多一個企業家，劃算嗎？》被新華社通發全國。多年之后，吳曉波所提出的“兩難”選擇題，被褚健證明，做學問和做企業可以兼顧。
褚健走出實驗室后，創辦了浙江大學工業自動化公司，后來更名為中控科技，成為該領域科技水準最高的企業。據《21世紀經濟報道》等媒體報道，“公司剛剛成立時，國內自動化行業基本被國外公司壟斷，但中控的崛起打破了這一局面。2012年，中控集團擁有4000多員工，產值超過30億元，并制定了國內自動化行業的第一個國際標準。”
在二十年里，幾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浙江考察高科技企業，中控科技都是必到的一站。有褚健的同事評價說：“除了長壽是一件不可知的事情外，褚健已經得到了一切。”
浙江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老師廖定(化名)告訴記者：當年在江浙一帶的商界，褚健確實很“火”，江浙一帶的企業人士都以認識褚健為榮。
據浙江大學人事處(褚健直管部門)一位教職工介紹，褚健為人很有親和力，一點也沒有領導的架子。褚健被檢察機關批捕后，一些浙大校友也四處發帖，為褚健的遭遇感覺惋惜。
褚健到底犯了什么事？
褚健為什么會被批捕，一直是個謎。1月17日上午，本報記者試圖得到浙江大學校方說法，但浙江大學校長辦公室、學校宣傳部以及新聞辦公室均以不了解為由，婉拒了記者的采訪。
此前，有媒體以“高校反腐”為題材，將褚健列為一個校長腐敗的典型。
浙江省檢察院一內部人士此前向新華社記者證實，褚健被檢察院批準逮捕，原因是涉嫌侵吞數億元國有資產。“實際上，多年來一直有人舉報褚健，每次都沒有結果。”據本報記者了解，褚健被捕后，浙江中控科技公司也有其他高層被檢方調查、詢問。知情人士分析，褚健事發可能與多年前中控科技涉嫌掏空浙大海納資產的傳聞有關。工商資料顯示，浙大海納是1999年由浙江大學企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聯合浙江省科技風險投資公司以及褚健等人共同發起，以社會募集方式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當年的招股書，浙大海納上市時的核心資產主要包括浙江大學半導體廠、杭州浙大中控自動化公司、浙江大學快威科技產業總公司等三部分。三塊業務經由資本運作，先后被剝離，并試圖再次包裝上市。2003年，中控科技完成了一次決定性的增資轉讓，作為創始人和高管的褚健獲益極大，他和妹妹成為第一大股東，占60%的股份，褚健因此一度被坊間稱為“浙大首富”。
工商資料顯示，中控技術的控股股東中控科技集團的發展脈絡比較清晰，從1999年至2002年內經過兩次注冊資本變更，分別是從100萬元增資至1500萬元，再增資至2000萬元。此后，褚健成為集團前身中控科技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可以發現，這一次校企產權私有化的動作，褚健家族是最大的獲利者。
長期研究企業發展史的吳曉波告訴本報記者，這是中國企業變革史上一段迄今仍然爭議重大的公案：從1998年到2004年，中國企業界發生過一場以國退民進為主題的產權清晰化運動，數以百萬計的國有、集體企業被出售給私人，其中，蘇南及浙北地區就有相當大的國有、集體企業被私有化，從客觀上看，這無疑一定程度上釋放了中國產業經濟的生產力，完成了產權私有化的“驚險一躍”，中國民營資本集團的格局是在這一時期被確定下來的。
記者查閱同期的國企產權重大案例發現，海爾、長虹、TCL、春蘭及科龍等公司的產權改革，其產權清晰化方案多被詬病。香港學者郎咸平甚至針對上述企業進行過一次影響巨大的質疑，但均告無疾而終。正如已公布的信息，中控科技的產權清晰化，正發生在2003年。
吳曉波說，在這一過程中，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沒有出臺過產權量化改革的政策性條例，因為沒有規矩，因此每家企業的產權清晰改革都手法曖昧甚至涉嫌違規。從現行法律意義上，幾乎所有的產權改革都可以被視為“國有資產流失”，如果嚴格追究，每一個產權獲益者都有“侵吞”之嫌。
“官方從來都沒有公布過非違規法則，但企業的發展需要產權的清晰，誰都在違規，可是只有一兩個人被處罰，這就是制度性的問題。”吳曉波說。
10年過去了，當年舊賬再次被翻起，褚健或許只是一個個例，一大批在那個時代獲益的企業家又將如何面對當年的“原罪”？
高校校企腐敗的“必然性”
近兩年，是浙江大學的多事之秋。
2012年6月28日，浙江大學水環境研究院院長陳英旭被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檢察院刑事拘留，7月12日被依法逮捕。次年3月19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陳英旭涉嫌貪污案，陳英旭被指控授意博士生陸續以開具虛假發票、編造虛假合同、編制虛假賬目等手段，將1022.6646萬元專項科研經費套取或變現占為己有。
據悉，這是目前為止最大數額的科研經費貪腐案。而褚健被指控的罪名如果成立，那么他的涉案金額可能將刷新高校領導職務犯罪的紀錄。
高等教育問題研究學者、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說，褚健被捕一案，被疑與其開辦公司侵吞國有資產有關，教育部多年前曾要求高校清理校產企業，理清校企關系，但不少高校一直未理清。與社會輿論認為高校應該“純凈”相反，如果缺乏對校領導行政權力的制約，大學的貪腐可能更隱蔽，甚至以教育和學術的名義使貪腐看起來更加“名正言順”。
他認為，高校實際上已經成為腐敗的重災區。比如，不少大學的校長既被認為是教育家，同時又是著名學者，還擁有副部、正廳的行政級別；多年前，還有校長擔任校企董事長，身擔多職。樂觀來看，這是能者多勞；但從現實出發，這更是權力通吃、利益均沾。行政領導利用手中的權力，可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既可憑借教學成果獎入選國家教學名師，謀求教育利益；又可申報院士、擔任首席科學家，享受副部、正廳待遇，謀求學術利益。
近五年，江西因基建腐敗落馬的高校官員達14名，其中校長級的有3名。武漢市已有8名廳級高校領導因基建等貪腐問題落馬；2011年，安徽4所高校工程建設賄賂案件總計38件，查處副處級以上干部13人。2013年以來，更出現高校校長密集被查處的事件。8月，南昌航空大學原黨委書記王國炎被一審以受賄罪判刑15年；11月，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原處長蔡榮生利用招生收受大量賄賂，被警方帶走調查……
熊丙奇認為，行政權力過大，缺乏制約，才是貪腐的根源。“約束行政權力，關鍵在于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實行校長職業化、高校去行政化、學術自治以及教授治校。”
記者了解到，針對可能存在的突出問題，浙江大學目前已經成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但據浙大的教職工講，該委員會剛剛成立徒具形式，尚未發揮實際作用。
對于浙大普通教職工而言，該案對他們造成的直接影響是：今年過年，學校將不再發放米、油、蔬菜等春節福利，并且取消了“團拜會”活動，嚴禁各個院系、項目中心私自組織員工吃飯慶祝。
“學校搞個校企掙錢了，我們教職工一分錢紅利分不到。現在企業出腐敗了，上下都查得很嚴，倒霉的還是我們這些基層教職人員，正常的福利什么都沒有了，可我們和腐敗能搭得上邊嗎？”廖定向記者訴苦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