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大師安格斯·迪頓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為窺探貧困問題找到支點

　　還有剛好一周的時間，安格斯·迪頓（Angus·Deaton）就要步入古稀之年。但在美國普林斯頓時間12日早上七點半，他提前收到一份來自大西洋彼岸的“生日禮物”。

　　瑞典皇家科學院12日宣布，將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迪頓，以表彰他在消費、貧窮與福利方面的研究貢獻。和大部分美國的獲獎者一樣，迪頓說接到消息時仍舊昏昏欲睡，不過，“還是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發表聲明說，迪頓因對消費、貧困和福利的分析而獲獎。為了設計出能夠促進福利和減少貧困的經濟政策，需先了解個人的消費選擇，迪頓的研究強化了這一認識，他的研究改變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

　　從某種程度上說，他讓以往難以挖掘的個體數據走向實用，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找到了重要“支點”。

　　新凱恩斯學派再奪目

　　1945年生于英國愛丁堡的迪頓，1974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擁有英國和美國國籍。其學術研究橫跨了消費的許多不同領域，主要解答了消費者如何對不同物品分配開支、社會收入及其留存比例，以及如何最好地衡量和分析福利與貧困等問題。

　　在近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名單中，獎項大部分由多位經濟學家分享，但此次迪頓卻是單獨獲獎。為何他的研究會脫穎而出？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孫立堅對上證報記者表示：委員會把獎項再次給了新凱恩斯學派。

　　以往的得獎者中，克魯格曼及讓·梯諾爾等都是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新凱恩斯學派篤信市場存在重要的不完善，主張政策干預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孫立堅表示，市場經濟的復蘇要創造有效的需求，但是不能單純地通過量化寬松（QE）這樣的政策，要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

　　他認為，當前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各個國家央行都花精力在利用寬松貨幣政策來幫助企業消費群體債務融資的問題，卻沒有關注到，世界經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來自一些微觀層面的問題，比如收入分配不平等，貧富差距拉大。這導致最后企業家投資的動力由于市場需求的不足，而無法實現他們的利潤、樂觀的預期和目標。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寬松政策成為全球多個央行的基準政策。然而，七年時間過去，世界經濟依舊緩步前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上周宣布下調對全球經濟前景的展望，為年內第二次下調。

　　孫立堅注意到，目前各國都是按照凱恩斯傳統經濟學、傳統的做法，但是這些政策效果有限。“今天我們應該看到，不是宏觀資金成本的問題，而是消費者沒有足夠資金去消費，QE背景下的最大得益者并沒有解決世界上貧困階層、中小企業的問題，QE給予支持的是已經投資飽和的群體。不解決資源獲取不平等的問題，將非常制約經濟的發展，這是全球經濟中非常重要的問題，但可能我們推進的救市政策沒有注意到微觀層面的問題，所以會導致藥用錯，造成資源浪費嚴重，貧富差距更大。”

　　而對于微觀層面的問題，在方法論上會受到制約，“迪頓把那些不能夠挖掘出的數據，通過他的方法找到了精準的信息，捕捉到問題的本質。所以委員會給予其方法論高度評價。此次獲獎不僅是因為他關注的問題最棘手，他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最前沿。”

　　微觀數據“挖掘者”

　　為設計一個促進福利并減少貧苦的經濟政策，首先必須了解個人消費選擇。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他促進在這一方面的了解無人能及。通過聯系細致的個人選擇及其累計結果，迪頓的研究已經推動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以及發展經濟學領域的轉變。

　　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頒獎詞寫道：為了設計經濟政策增加社會福利及減少貧困，我們首先要理解個人消費選擇。迪頓的分析讓我們多了一層理解。

　　他在這一方面的貢獻包括三大方面。其一，消費者如何分配他們在不同商品上的支出？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僅需要解釋和預測實際的消費模式，評估政策如何改革也至關重要，例如消費稅的變化及不同群體福利所受到的影響等。在迪頓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進行的早期研究中，他提出了“準理想需求系統”（簡稱AIDS）模型，用以估算需求彈性。他的方法及后來的改進如今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實際政策評估中已經成為一個標準工具。

　　其二，社會收入中有多少用于支出，又有多少成為儲蓄？為了解釋資本形成與商業周期，有必要理解收入與消費之間的時間變化關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所發表的數篇論文中，迪頓表明，如果研究的出發點是整體收入與消費數據，當時主流的消費理論無法解釋二者之間的實際關系。相反，迪頓認為應綜合研究個體消費如何隨個體收入而變化，這與整體數據大不相同。其研究也表明，分析個體數據成為理解整體數據的關鍵，這一研究方法如今也為現代宏觀經濟學所廣泛采用。

　　第三，我們如何用最好的方式衡量與分析福利與貧窮？在迪頓最近的研究中，他強調衡量單個家庭消費水平的可靠方法可用于揭示經濟發展后面的規律。例如利用家庭消費數據揭示收入與福利之間的關系，以及家庭內部性別歧視的程度。瑞典皇家科學院認為，這一研究有助于推動發展經濟學從理論領域向實用領域轉變，而前者基于整體數據，后者則基于個體數據。

　　發展中國家關注者

　　在2013年出版的著作《大逃亡：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中，迪頓指出，工業革命以來東西方的“大分流”造就了國際間巨大的不平等。他分析道：直接援助已經失效了：“一個好的政府需要和當地人民和國家之間達成一份契約，而外國援助瓦解了這種契約，因為維持這個政府的經濟來源不是來自國內”。

　　其對發展中國家的關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他更深地理解了貧困與福利的問題。孫立堅指出，這次諾獎將關注的目光集中在了發展中國家，動力及負擔可能都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獲獎者也以印度為案例，研究怎么樣能夠解決收入差距帶來的約束，給予所有人機會的平等，獲取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平的待遇，這樣，投資、消費意愿都會大大增加。這也“說明全球經濟下，發展中國家扮演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他還表示，迪頓本身也是一位優秀的政治研究學者，他了解現在的問題是和現實問題密切結合的，擺脫了整個美國學術界就經濟發展研究越來越數學化的方向，他的研究讓人們再次看到了經濟學是對現實有幫助的，是在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的：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復蘇造成制約的問題。

　　瑞典皇家科學院成員馬茨·佩爾森則表示，“迪頓在發展經濟學上的研究‘十分實用’，他告訴了我們如何衡量貧窮，如何對貧窮國家的生活水平進行數據統計，貧困有沒有增加或減少，如果增加或者減少，如何進行海外援助，進行多少援助。迪頓對需求結構的研究也清楚地闡明了政策手段如何在經濟上對家庭產生影響。例如政府決定改變食品增值稅，你可以通過他的研究了解到政府的決定如何對消費產生影響，對糧食以及其他商品又會產生什么影響。”（記者 王宙潔 盧夢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