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這兩年我國理財市場紅紅火火，不僅是金融業的一道亮麗風景，也是社會生活中老百姓熱議的話題。而民間投資理財公司總體經營機制靈活，投資回報較高，且支持實體經濟融資，成為正規金融領域投資理財渠道的一個補充渠道。
文眼
這兩年我國理財市場紅紅火火，不僅是金融業的一道亮麗風景，也是社會生活中老百姓熱議的話題。據悉，截至去年末僅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余額就已經超過12萬億元，其他形式的民間理財產品規模如何則難以統計。理財市場潛力巨大，但問題也不少，特別是民間理財市場亟待規范，使之在健康發展的軌道運行。
——亞夫
■理財是基本的社會經濟行為，也是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基礎，它既給金融業發展注入持續增長動力，也為實體經濟提供多種形式資金支持。目前，我國正規金融理財總體受限制較多，還難以滿足居民個性化、多樣化的理財投資需求。
■近年來民間理財市場勃興，這并非偶然。民間理財市場靈活的經營機制在滿足居民個性化投資理財需求上較傳統金融機構有明顯優勢，因而成為理財市場重要補充，同時也支持了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
■但是在目前宏觀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實體企業經營艱難，盈利日漸微薄，而部分民間理財公司仍高息發行投資理財產品，有些行為已游走在非法集資的邊緣，嚴重擾亂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社會負面影響較大。因此，規范發展理財市場已刻不容緩。
□陳濤
我國理財市場潛力到底有多大
在現代信用貨幣體系下，雖然也存在貨幣發行準備制度，貨幣發行主要以外匯、國債等資產作為發行準備，但與金銀貨幣制度下貨幣發行必須以法律規定的貴金屬(金、銀)作為發行準備相比，貨幣發行擴張受限制較少，因而從長期看名義貨幣存在貶值趨勢。研究表明，根據消費物價指數測算，1980年的1美元相當于2010年的2.82美元購買力，1960年的1美元相當于2010年的7.35美元購買力。
為減少名義貨幣購買力長期下降對貨幣財富不利影響，微觀經濟主體客觀上需要通過理財實現貨幣財富保值增值。不僅如此，理財也為金融業發展創新注入持續增長動力。以貨幣為媒介的理財行為，需要金融機構作為中介，實現投資資金優化配置，以及風險合理分散與轉移。
近年來，在居民理財需求刺激推動下，我國金融業規模發展急劇壯大。以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為例，截至2014年末我國商業銀行理財產品余額已經超過12萬億元，已經超過保險業總資產規模。同時，理財也是社會儲蓄向投資轉化基礎。理財行為賴以存在的投資回報來自實體經濟。離開實體經濟，理財收益將是無源之水，淪為“貨幣空轉”或“龐氏融資”。
正因為如此，現代社會理財需求巨大。高凈值人士理財需求強烈。2007年歐洲高凈值人士財富總量為10.7萬億美元，占全球的26.3%。而在美國，據花旗銀行估計，基于理財的財富管理業在全球金融服務業收入中占到1/5。過去幾年，美國私人銀行服務的年均利潤率最高可達35%，年均盈利增長12.5%，遠遠高于一般零售銀行業績。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社會財富快速積聚。截至2014年末，我國非金融機構各項人民幣存款余額為113.86萬億元；其中，個人人民幣存款余額達50.78萬億元。據估計，我國約有118萬人資產達到或超過100萬美元，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有7600人。
目前，為高凈值人士理財服務的私人銀行服務在我國方興未艾，發展潛力巨大。截至2013年末，我國各類金融機構理財產品規模接近40萬億元，同比增長52%。據基金業協會數據，截至2014年12月31日，我國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證券公司、期貨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機構的資產管理業務總規模約20.5萬億元。我國信托業資產規模達到13.04萬億元。
民間理財市場興起并非偶然
隨著我國金融改革創新不斷推進，為社會理財需求服務的財富管理業務已經成為金融機構新利潤增長點。目前，正規金融領域創造推出的銀行理財產品、信托產品、券商資產管理計劃、公募基金、基金子公司資產管理計劃、保險公司資產管理產品等，迎合了市場對于不同類型理財服務的需要，取得了較快發展。
盡管如此，由于我國利率尚未市場化，正規金融領域理財投資門檻較高且限制較多，金融市場發展還不完善，金融市場競爭還不充分等，使得部分居民個性與多樣化的理財需求得不到滿足，客觀上促進了民間理財市場的興起與發展。
一是存款利率管制致正規金融領域理財收益率偏低。
應該說，我國離全面放開利率僅剩最后一躍，即徹底放開存款利率浮動上限。2015年3月1日起，我國存款利率上浮區間由20%擴大至30%，利率市場化腳步越來越近。但存款利率管制還未解除，商業銀行存款利率仍有上限約束，離社會均衡利率還存在距離。
存款利率上限是商業銀行理財產品定價基本因素。存款利率受到限制決定了商業銀行理財產品收益率難以達到社會均衡利率水平。正規金融領域其他財富管理產品定價基準主要參照商業銀行理財產品收益率，與資金實際運作收益率還存在較大空間。相對偏低的收益率難以滿足部分風險偏好型投資者對高收益率產品的追求。而民間理財機構靈活專業機制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補這部分理財需求空白。
以創業股權投資為例，如果運作管理得當，被投資企業上市后股權投資基金投資回報可以百倍計算衡量。當然，如果企業投資失敗，則損失也幾乎是百分之百。還有部分陽光私募基金，主要投資于二級市場證券交易，可以獲得超過正規金融領域財富管理產品的投資收益率，也迎合了部分中高風險偏好投資者的理財需要。
二是正規金融領域理財投資門檻整體較高。
正規金融領域受到監管當局嚴格監管。不管是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還是券商資產管理計劃，都存在合格投資者準入門檻，存在投資比例與投向限制，防止財富管理規模盲目擴張等。這些監管措施存在必要性，均是控制金融風險需要。但由此必然帶來部分投資者理財需要無法滿足問題。特別是商業銀行理財產品投資門檻多在5萬元以上；部分收益率較高的產品準入門檻為20萬元，甚至更高；部分銀行存款利率上浮也有門檻。
在這些條件約束下，普通居民小額存款難以獲得較高收益，多以活期存款或低息定期存款形式為社會融資補貼利息。建立在“支付寶”基礎之上的“余額寶”橫空出世，在短短時間內聚集到5000億元以上資金規模，其根本原因在于迎合了社會廣泛小額分散化資金投資需求。
我國P2P平臺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一方面是互聯網金融具備強大生命力，另一方面是因為P2P網絡貸款平臺允許投資者以1元為單位對標的融資項目進行投資，有效滿足了草根階層的投資理財服務需要。
三是未獲滿足實體融資需求蘊涵較高投資收益機會。
我國金融資源配置存在結構性矛盾，社會資金較難惠及中小企業與弱勢金融領域，使得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與融資貴問題較為突出，為民間理財提供了廣闊發展空間。商業銀行對“還舊借新”有限制條件，貸款企業必須先歸還舊貸款方能補辦新貸款。
部分實力較弱企業基本上沒有從其他銀行融入資金的能力，因而民間“過橋貸款”需求較為旺盛，雖然期限短暫，但過橋貸款利率卻遠遠高出正常銀行貸款利率。
此外，部分企業股東需要購買增發股票，向社會募集資金，補充流動資金不足等等，在正規金融領域融資不暢時，也將成為民間理財潛在投資方向。我國私募基金、第三方理財公司蓬勃發展，與這部分實體經濟融資需求未獲滿足密切相關。
四是金融市場發展還不完善。
伴隨著國民經濟發展壯大，我國金融市場體系不斷健全，各要素市場也得到了較為充分發展。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債券市場分割，金融衍生品市場僅具雛形，金融創新產品還不豐富，市場風險約束機制未經實戰演練等等。這些情況的出現，都是金融市場發展過程中正常現象。我國目前仍限制投資者直接參與銀行間企業債券市場，居民和企業需要借助金融中介機構或財富管理產品載體進入市場投資。涉及證券投資運作需要專業能力，也非普通居民所能企及，也為部分民間理財公司創造了現實及潛在業務機會。
五是金融市場總體競爭還不充分。
我國金融總量急劇擴張同時，金融市場競爭還不充分，銀行業獨大，保險與證券業實力相對較弱。在財富管理領域，券商資產管理計劃、基金子公司資產管理計劃主要是承接商業銀行理財產品，自主管理運作實力總體有限。
金融機構競爭是以國有資本之間相互競爭為主。金融市場機構準入門檻很高，民營資本難以進入。社會融資客觀上存在所有制和規模歧視，不僅民營中小企業融資較難滿足，而且適合民營企業融資需求的金融創新動力也存在不足。
綜上分析，不難發現，我國民間投資理財公司大量出現并非偶然。民間投資理財公司主要包括私募基金、第三方理財公司、P2P網絡貸款平臺等。隨著財富日漸積累，我國居民投資理財需求空間巨大。但正規金融領域信托理財、股票、基金、存款等投資理財渠道，門檻高、回報低、交易機制固化等，難以完全滿足部分投資者個性多樣化投資需求。
而民間投資理財公司總體經營機制靈活，投資回報較高，且支持實體經濟融資，成為正規金融領域投資理財渠道的一個補充渠道。據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2月7日，協會已辦理完畢私募基金管理人7358家，涉及私募基金9156只，管理資產規模2.38萬億元。其中，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規模15761億元，占66%。此外，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規模5697億元，占24%；創業投資者基金管理規模1494億元，占6%；其他基金管理規模822億元。
治理民間理財市場亂象
民間理財市場發展壯大，也是儲蓄向投資轉化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緩解了部分企業和項目資金短缺，支持了實體經濟融資需求。但同時，由于民間理財市場不受監管，經營行為無序，道德風險較為突出，蘊涵了較大風險，值得高度關注。
一是民間理財機構經營整體無序。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超市、商場等，均有民間投資理財公司出沒，或張掛宣傳圖片，或設立柜臺咨詢，或分發宣傳資料，或主動兜售，或電話營銷，刻意夸大投資回報，有意回避投資風險，以高息為誘餌向退休職工、老年人，或金融風險意識淡薄群體銷售，嚴重影響到正常金融秩序。
為取信于不明真相投資者，部分民間投資理財公司在熱點商業區域租賃門臉，按照金融機構風格裝修；甚至通過復雜交易構造虛假投資擔保關系，引入自身控制的第三方公司提供擔保，企圖打消投資者疑慮；假借第三方支付資金托管名義，欺騙投資者其投資款項已得到嚴格監管。為擴大銷售渠道，部分民間投資理財公司還以高額回報為誘餌唆使銀行網點員工、保險營銷人員私自向客戶銷售，嚴重影響到金融機構聲譽。
據報道，2014年7月以來，廣東省7家國有及股份制商業銀行共發生9起“飛單”事件，涉及客戶資金3.36億元，引發至少10批群體性上訪維權事件。民間理財機構經營無序行為容易導致民間集資案件頻發，極大損害投資人利益，并將波及正規金融機構。
二是民間理財機構道德風險較高。
道德風險是委托代理關系無法回避的現實難題，也無法真正解決。正規金融機構已經建立了現代公司治理體系，經營透明度在不斷提高，加上金融當局的嚴格監管，經營管理層的道德風險將會受到抑制。而民間理財機構基本沒有監管，投資者也沒有能力約束機構的經營行為，使得民間理財機構道德風險整體較為突出。個別民間理財機構設計了復雜的資金運作與管理結構，主要是為了迷惑投資者，以獲得投資者信任，打消投資者顧慮。個別理財機構內部管理混亂，甚至還出現理財機構負責人挪用客戶資金，支付自身奢華消費。
三是部分民間理財機構大肆非法集資。
根據司法解釋，非法集資是指單位或個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經有關部門批準，以發行股票、債券、彩票、投資基金證券或其他債權憑證的方式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并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資人還本付息或給予回報的行為。部分民間投資理財公司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募集資金，承諾高息回報，與非法集資并無本質區別。
一些民間投資理財公司在資金募集完成后形成資金池運作，必然只能投資于高風險項目，面臨著較高經營風險。一旦出現資金虧損，也只能通過滾動發行彌補資金缺口，最終將陷入龐氏融資游戲。這些民間投資理財公司，雖然也打著咨詢與金融信息服務名義，也多以“中介咨詢”進行工商注冊登記，但無法掩蓋其從事非法集資的真實意圖。
四是投資者風險意識淡薄。
當然，當前我國民間投資理財亂象的發生，也有投資者風險意識淡薄的主觀原因。我國投資者金融風險意識與金融知識普及程度與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規模與速度不相適應，絕大多數投資者缺乏風險自擔能力。主要表現在投資者金融知識普遍較為欠缺，難以理性分析與決策；收益與風險配比意識不強，易受高收益誘惑，對風險關注不足；投機性較強，存在博傻意識；契約精神缺失，風險自擔能力薄弱，易采取過激行為。在實體企業整體盈利環境趨向嚴峻的同時，部分投資者投資回報預期卻未同步回歸，從而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蘊涵了較大風險。
五是民間理財與正規金融并未實現真正風險隔離。
民間理財是民間借貸的有機組成部分，也主要為民間借貸服務。風險只能被分散，而不會消除。所謂風險隔離，是切斷風險傳播途徑。但民間借貸風險與正規金融領域難以真正風險隔離。這是因為微觀主體是復雜的社會經濟交易網絡中的一個結點，通過上下游關系、支付結算關系、債權債務關系等，與其他接受正規金融領域融資的微觀主體發生經濟聯系。在發生民間借貸同時，企業也可能在正規金融領域融資，且主要以民營企業為代表。此外，民間理財機構本身也是資金運作主體，機構業務與正規金融業務相互交織，從而形成風險相互傳導鏈條。
從溫州的情況看，2011年6月末，溫州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為0.37%，當年9月溫州出現民間金融風波。到2014年4月末，溫州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升至4.69%。從民間借貸出現風波到溫州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大幅上升，表明民間借貸等非正規金融領域風險必然要向正規金融領域傳導。如，部分民間理財機構通過“飛單”行為、向銀行客戶主動推介以及與正規金融機構業務合作，顯著增加了民間理財風險向正規金融領域傳導的可能性。這種情況值得高度關注。
采取有效措施規范理財市場
近兩年，隨著轉型升級加快，經濟增速放緩，我國的金融風險正加快釋放，非法集資案件呈高發態勢。從全國范圍看，去年以來因為私募基金、第三方理財、P2P兌付風險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有增加態勢，部分案件牽涉人數眾多，區域廣泛，金額巨大，影響了相關區域的正常金融秩序。而民間理財公司老板“一人跑路，千家遭殃”，不僅損害到社會人際關系基礎，而且還會向正規金融領域傳導，引發金融風險連鎖反應。因此，不僅需要管理部門采取積極有效措施規范理財市場，而且還要通過現代傳媒做好風險警示，加強投資者風險教育。
一是民間借貸陽光化。
民間借貸歷史悠久，幾乎與人類歷史平行。民間借貸本身并無對錯，關鍵是善于引導利用，促使其健康運行。一方面是通過立法，修訂《貸款通則》，允許民間借貸行為存在，進一步明確民間借貸法律邊界，引導市場合理預期與行為。另一方面是在陽光化指導下，建立民間借貸登記系統，采集借貸雙方及交易信息，以確定納入法律保障的民間借貸范圍。
二是加強非正規金融監管。
目前，非正規金融領域監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負責。在非正規金融領域監管方面，地方政府要著力培養監管人才，鍛煉隊伍，整合監管力量，切實做到有效監管。金融當局提供監管技術支撐與服務，做好信息溝通與共享。目前，需要盡快建立民間理財統計體系，及時掌握市場發展狀況及風險暴露。
三是嚴厲打擊民間理財機構非法行為。
針對民間理財市場混亂與銷售不規范情況，地方政府應及時采取有效措施，杜絕其在商場、超市大肆推廣行為。由于民間理財機構工商登記與普通企業沒有差異，工商執照經營范圍登記較為模糊，也很難準確鎖定。一個可行選擇是對登記為“投資”、“投資咨詢”的企業進行篩選，進行清理與規范。
四是強調投資風險自擔。
除了股票投資風險自擔外，我國大部分領域財富管理還無法做到讓投資者承擔全部投資風險，剛性兌付已經成為寄生在金融市場的毒瘤。但為了促使民間理財市場規范運行，就必須要強調投資者風險自擔。只有在風險顧慮下，投資行為才有可能納入審慎軌道。不應提倡地方政府出于維護社會穩定需要對投資者風險行為買單。
五是加強投資者風險教育。
金融當局和地方政府都有義務加強金融知識普及，借助遍布城鄉的金融機構網絡和互聯網，加強金融知識普及，宣傳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將一些案例通過適當方式向普通大眾宣傳，提高投資者風險意識。
今年我國資產管理領域兌付風險有可能集中釋放，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有可能快速增加，非正規金融領域風險事件增多且向正規金融領域傳導的可能性正在上升。為此，要確立金融維穩底線思維，阻斷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防范底線。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供職于金融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