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將外匯儲備財政化非常難
在歐元區國家主權評級依然風雨飄搖之時，亞洲國家的主權信用卻有穩定的預期。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Standard &Poor“s)董事總經理、主權評級委員會主席約翰 ·錢伯斯 (John Chambers)4月2日在博鰲接受本報專訪時說，亞洲國家能夠及時償還政府債務，其主權信用評級具有穩定的預期，”風險很大程度上是被平衡的。
錢伯斯是去年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之人。標普主權評級委員會負責對128個中央政府、20個多邊和次區域開發銀行，以及20多個國家發展銀行、進出口銀行和其他公共政策金融機構的評級。
標普對國家主權信用的評級有諸多衡量標準，包括政治體系、經濟結構、增長預期、財政政策、貨幣靈活性和外資頭寸等。錢伯斯說，標普降級美國、法國和日本的這些因素，也同樣對中國存在潛在影響。
亞洲國家評級較歐元區穩定
《21世紀》：亞洲國家的評級情況如何？與目前仍然沒有脫離債務危機的歐元區相比，有什么特點？
約翰·錢伯斯：在目前評級狀況下，我們認為亞洲國家的政府會及時償還債務。我們努力去發出這樣的展望信號，有些國家要上調評級面臨著壓力，或者面臨評級下調的壓力。比如，我們對菲律賓的BB評級有正面的展望，我們對日本AA-評級有負面的展望。
與世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我們對亞洲國家的評級具有穩定的預期，它們的風險很大程度上是被平衡的。比如中國的AA-評級，具有穩定的展望。歐元區的國家則不具有穩定性，無論評級是上調或下降。
中國評級考慮地方債
《21世紀》：外界普遍存在對中國地方債務膨脹而可能發生危機的擔憂。您是否同樣也有這種關切？
約翰·錢伯斯：在財政刺激計劃的語境下我們很容易看到這種情況。中國政府在2008、2009年遭遇艱難時世。政府由此通過從銀行系統到地方投資平臺的鏈條來展開財政擴張。我們的觀點是，這些看起來有效的投資并不都是有價值的；同時，最高占GDP30%的相應貸款也需要時間來起效。
我們基于這樣的預期：中國經濟以個位數的實際增長和兩位數的名義增長得以繼續。只要這個預期存在，我們對銀行系統的資產質量問題沒有特別的關切。
《21世紀》：地方政府債務情況是否會影響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
約翰·錢伯斯：我們關注地方政府的債務量。我們通常使用一般性政府的概念，會選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起考慮). 這的確會使政府債務(的指標)上升。盡管如此，這些債務是用于有效的資產和社會轉型的。
集中化決策也可能帶來摩擦
《21世紀》：您在一篇文章中說到，從標普降級日本、法國和美國主權信用的衡量標準來看，中國也受到潛在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政治體系、經濟結構、增長預期、財政政策、貨幣靈活性和外資頭寸。請解釋一下這些因素在中國表現如何？
約翰·錢伯斯：實體經濟上，中國屬于中等收入國家。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的遷移也非常成功。農業從傳統上的低效產業到現在的高效產業。中國擁有非常好的投資回報，雖然有所下降。經濟領域的改革也卓有成效。這些主要改革造就了30年的經濟增長。
在財政政策上，政府公布的財政赤字相當溫和，但是很多的財政刺激沒有進入預算，而是進入了銀行和國有企業。中國大量的國有企業擁有大量的利潤，但是他們并不進行大量分紅。這(國有企業)還不是“公共錢包”。
政治體系上，如果中國是一個不良的政策體系，那不會換來30年的經濟增長。當然，政策制定的權力來自于中國共產黨，這是一個集中化的體系。當這個體系強力運轉的時候，就會有好的結果。但是，這樣集中化的政策制定體系，偶爾也會帶來也可能帶來摩擦，這可能將中國導向另外一條路。
難將外匯儲備財政化
《21世紀》：在貨幣政策上如何評估中國？又如何處理好巨大的外匯儲備問題？
約翰·錢伯斯：在貨幣政策上，中國沒有完全的自由來設定，一些政策受制于挑選掛鉤的貨幣。同樣，也沒有完全的市場決定的利率來適應資本賬戶。
中國的外部頭寸非常強勁，大多數來自于國有部門，來自銀行和私人部門的并不多。同時，外匯儲備也非常高。這一點要非常小心。因為除非中國遭遇某種危機，要將儲備財政化是非常難的。在人民幣與美國并不具有同等價值的時候，并不能簡單的將這些儲備的錢拿回來投入經濟領域中。
在外匯儲備問題上，不要將貨幣型儲備與財政型儲備混為一談。你需要借錢來為貨幣型儲備提供資金，這會造成巨大的財政成本。這個成本主要來自于銀行，而不是中央銀行。我們并不能簡單地賣掉這些儲備，把錢拿回來而不造成高通脹。所以，這給中國帶來了貨幣的外部靈活性，但是沒有帶來財政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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