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高負債刺激經濟增長 重慶模式遭質疑
“地方政府競爭曾經被視為中國經濟奇跡背后的力量，但福兮禍所依，這一獨特機制很可能也是當今中國最大的經濟與社會風險來源。”國際對沖基金經理、廣晟財富投資管理中心投資總監劉海影在《誰來約束地方政府？——重慶模式的經濟批判》一文中如是開頭。
“重慶模式是財政軟約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桿化為特點的政府拉動型經濟。”他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地方政府現在要擔憂的不是他們在經濟發展中起的作用不夠大，而是起的作用太大了。”
其實，對重慶經濟模式的爭議由來已久，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劉業進告訴《投資者報》記者，在天則經濟研究所于2011年舉辦的一個關于“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比較的研討會上，他就試圖論證“重慶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能持久”。
政府主導下的經濟增長
劉海影認為，如果非得給重慶經濟發展定義一個模式的話，那就是財政軟約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桿化為特點的政府拉動型經濟。這種模式在短時間來看效果是很好，長期來看則未必美妙，因為“借錢是要還錢的”。
事實上，在1997年成為直轄市以來的十幾年歷史里，重慶的經濟發展從來沒有像最近幾年這樣異軍突起、引人注目。這一切都離不開被外界稱為“重慶的CEO”的黃奇帆市長的積極運作。在重慶市政府的主導下，一系列經濟建設大手筆給外界印象最深。
2002年重慶市八個城建融資平臺創立，即重慶城投公司、高發公司、高投公司、地產集團、建投公司、開投公司、水務控股和水投公司(“八大投”)，均由重慶政府擁有、授權經營。在“十一五”期間，“八大投”充當了全市高速公路、高等級公路、城市建設、水利設施、軌道交通、旅游投資等各方面的主體。
重慶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03、2004年開始推進國資改革，重慶國有資產從1700億元發展到如今1.46萬億元的規模，其資產分布方式發生巨大變化。在原來的重慶國資中，有80%是工商企業，現在變成了40%是基礎設施、公共設施、投資集團，30%是金融企業，30%是工商企業，這使得重慶的國有企業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帶動力極大增強。
這些大手筆確實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十一五”期間，重慶市全市生產總值在5年中翻了一番。2011年，重慶更是憑借以地方債務平臺為核心的城市經濟運作模式，在各省市GDP競賽中以16.7%的增速榮登榜首。
不過，在這些成績面前，劉海影的看法始終比較謹慎。他認為，歷史經驗表明，政府主導的經濟項目不太具有經濟合理性，長期如此，政府借的錢可能還不了，到時候會出問題。
劉海影在上述文章中曾指出，僅在2011年，重慶即完成固定資產投資7600億元，占當年重慶GDP比例高達76%。毫不夸張地說，投資的超高速增長構成了重慶經濟快速擴張的主要動力。“政府不應該是經濟直接參與者、操盤手的角色，尤其不應該靠打壓私營部門的經濟活力來搞純粹建立在投資拉動上的經濟。”劉海影對記者如是說。
劉業進則進一步指出，“重慶模式”體現的是一種發展經濟的社會工程師“工程技術思維”，不太嚴格地說，可以稱為小計劃經濟。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上面，以工程技術思維來處理必敗無疑，這是以20世紀計劃經濟導致數千萬人蒸發換來的經驗教訓。
高赤字和高負債并存
政府主導經濟和投資驅動的結果是，重慶政府面臨高赤字和高負債隱患。
來自重慶市財政局的一組數據顯示， 2011年，重慶全市地方財政收入超過2900億元，地方財政支出超過3900億元，收支增幅雙雙超過40%。同時，2011年，重慶財政赤字規模超過1000億元，占整個GDP比重達10.52%，遠超3%的國際警戒線水平。
實際上，重慶市如此巨大的赤字規模還是發生財政豐收的情況之下，“政府有多少錢也不夠花”這一點在重慶市得到印證。公開資料顯示：最近三年，重慶市實際財政收入分別為2009年1165.7億元，增長21%；2010年1990億元，增長70.8%；2011年2908.8億元，增長46.1%。支出方面，2009年實際完成1806億元，增長24.7%；2010年實際完成2749.5億元，增長48.4%；2011年實際完成3961.7億元，增長44.2%。
劉海影在分析文章中指出，2011年重慶GDP合計約為1萬億元，而財政收入高達2908億元，占GDP比例接近29%。財政收入占比如此之高折射出政府對社會資源的強力抽取。而力度如此之強的資源占用依然不能滿足政府開支需求：2011年重慶財政開支高達3961億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國該比例僅為23%。
仔細研究還會發現，在重慶市財政支出中，中央補助部分占比很大。重慶市2011年獲中央補助、上年結轉等共計1843.4億元，而與重慶財政收入規模相同的另一直轄市天津，獲中央稅收返還、轉移支付補助等資金332.9億元、上年結余166.8億元。重慶此項可用資金是天津3倍還多，這體現了中央對于重慶這一西部唯一直轄市的重視，而重慶如果對此過度依賴，長期而言令人擔憂。
而2008年金融危機，以中央政府推出激進刺激計劃為契機，各地政府同時發現了一個更加有效的刺激本地經濟發展的秘訣：以地方債務平臺為核心的城市經濟運作模式。
事實上，與財政赤字同樣引人關注的是重慶的“八大投”負債。對于精通資本運作的重慶市政府來說，“八大投”融資平臺的負債規模一直是個謎。“從地方債務角度分析， 2011年8月份披露的重慶市地方債務數據顯示，不包括市一級債務、僅統計區縣政府債務，總額約為2159億元。考慮到該數據未包含市一級政府債務(全國平均而言市一級政府債務是區縣一級政府債務的1.6倍)，總債務規模約5000億元，再考慮到重慶預算內收入僅1488億元，債務的可持續性顯然值得擔憂。”劉海影對記者表示。
千億投資換來公租房建設
如此高的財政赤字和地方債務是如何產生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頗具重慶特色的各種民生建設工程。重慶最典型的民生工程有以公租房建設為重點的“民生十條”和“五個重慶”建設。
2010年重慶“兩會”期間，黃奇帆市長提出，重慶市將從2010年起在全國率先建設大批公租房，計劃10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其中，前三年新建2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到了2010年6月，這一計劃增至前三年在主城區建設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
重慶市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年底，累計開建公租房2871萬平方米，配租11萬套，規模、進度和配套水平全國領先。
不過，知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公租房建設其實就是政府討好老百姓，政府的錢從哪里來？還不是納稅人的錢。”茅于軾認為，政府建設公租房會有尋租和后期運營維護的問題，相比于市場建設商品房出租沒有經濟效率。
媒體公開報道顯示，重慶公租房建設總共需約1000億元的投資。其中，政府將投入30%的資本金，由土地出讓金收入、對高價房的稅收、土地儲備收入等來負擔，此外70%要依靠市場融資。
而按照《中國改革》雜志2010年采訪黃奇帆時所作的保守測算，三年的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建設的總投資規模超過700億元。如果考慮到政府劃撥3萬畝土地投入建設，由此損失的土地收益大體也將達500億元，這將占去重慶市2009年至2011三年財政收入(約6000億元)的1/5，這還沒有包括政府在后續維護、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務方面需要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
此外，2010年6月重慶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審議通過《中共重慶市委關于做好當前民生工作的決定》，決定本屆市委任期內，用兩年半時間，在解決全市群眾最關心的十大民生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這個“民生十條”還包括農民萬元增收、森林綠化、農民養老保險等各個方面。據重慶當地媒體報道，為實現此次全委會提出的“重慶民生十條”，兩年半時間內，重慶市政府的總投入將高達3400多億元。
對于如此大規模的民生投入，茅于軾不無擔憂。他認為，應該由政府實施住房救濟的只是最低收入的少數人，而且應該通過貨幣補貼的方式讓他們到市場上租商品房。
而劉業進則對記者表示，“住房問題的根本是政府通過壟斷土地使用扭曲了住房供應市場，解決住房問題的根本辦法是承認農民的土地所有產權，允許建設小產權房入市交易。”他認為公租房可能導致分配不公，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富裕、公租房需求降低，可能面臨巨大的浪費。
福利主義道路是條死胡同
重慶大規模投資公租房建設和所謂的民生工程也引發“福利主義”的擔憂，尤其是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大背景下，這種對于大政府主導下的福利主義的擔憂更是揮之不去。
在2011年7月30日天則經濟研究所法律與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辦的“地方治理與國家轉型研討會”上，關于如何看“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的問題就產生過激烈爭論。“民間確實有主張大政府搞二次分配的福利主義土壤，一些學者也支持這樣的觀點。”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劉業進告訴記者。
在那次研討會上，以獨立學者秋風為代表的一方認為，當下中國存在著嚴重的分配不公，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民眾要求進行再分配是完全正常的。“如果經濟學家根本不能說服政府降低民眾稅收負擔，那么，要求政府在給定的財政收入中，拿出更大比例用于改善中低收入民眾的生活，就是完全正當的。”
但是，劉業進認為，秋風發現了問題，卻給出了錯誤的藥方。他告訴記者，面對分配不公重要的是找出形成收入差距的原因，而不能簡單地通過稅收、通過行政的方法來抹平差距。“當前形成收入差距的機制是兩個方面：權利歧視、政府壟斷和政府管制。如果我們視而不見，或者轉移了關注的重心，去關注收入本身的分配問題，這其實掩蓋了真正的問題而不是解決了問題。”
劉業進認為，針對當前宏觀稅負高的問題，對策是呼吁減稅，控制政府擴張傾向，而不是承認既成事實，然后去“分配錯誤的收入”。搞民生工程，恰恰為高稅負提供了口實和短時期的合法性，也為前述壟斷收益提供了道義支持。
據記者了解，目前我國稅收水平已經遠超GDP增長速度， 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財政收入10.37萬億元，同比增長24.8%；而個人所得稅在起征點從2000元提高到3500元的情況下規模仍達6054億元，同比增長25.2%。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遠超GDP和居民收入增長的幅度。如果國家擴大福利政策，勢必要征收更多的稅，個人與企業將難以負擔。
“沒有財富的生產，哪來財富的分配，重慶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有更高效的財富生產呢？”茅于軾認為，“重慶大力發展國有企業，國進民退，恰好是降低生產效率的一種方式。在這種情況下你哪來那么多錢搞民生給大家做好事呢，很可能是靠向銀行舉債。”
很明顯，政府福利不是免費午餐。劉業進從三個方面向記者講述福利主義為何行不通：“首先政府有一只手為你提供免費或相對廉價的公共物品，就一定有另一只手從你的口袋里攫取稅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次，我們應該看到福利國家的危機愈演愈烈，歐洲福利國家幾十年的實驗告訴我們，高福利打擊工作創造的積極性，鼓勵了懶惰，從而使得國家經濟不可持續；第三，我們要從捍衛任何一個人合法私有財產的角度，去防止通過福利主義合法地剝奪公民財產。”
劉業進主張，以“普遍富裕”替代傳統“共同富裕”的說法。因為“共同富裕”暗示了一種不切實際的平等訴求，“普遍富裕”是在追求富裕的過程中承認人與人之間合理的差距。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普遍富裕”的根本出路在于保護產權和鼓勵私人領域的創新，而絕不是均富式的“福利主義”和政府主導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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