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應對老齡化準備不足 養老三大指數兩不及格
“人活著，錢沒了”，并不是一句玩笑話。老有所養，中國人千百年來的美好愿望，如今格外現實地擺在中國人面前。
截至2012年底，中國60周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1.94億，2020年將達到2.43億，2025年將突破3億。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去年表示，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十分迅速，態勢十分嚴峻。
更為嚴峻的是中國“未富先老”的態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大多數國家在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GDP約為1萬美元，而中國僅為0.1萬美元。在中國老齡人口的資產結構中，財產性收入僅占0.3%，更多的是靠子女供養。
2億人口要養老，中國準備好了嗎？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主任楊燕綏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老齡社會是科技推動和消費拉動型社會，國家在進入深度和超級老齡社會之前，應當做好三個準備：青年人口擁有人力資本、老齡人口擁有養老資產、老齡產業和養老服務體系完善。
然而，由楊燕綏領導的《中國老齡社會與養老保障發展報告》課題組提出的一項旨在評價老齡社會狀況和發展戰略的“老齡社會發展指數”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得分52.6，準備不足，尚不及格。
“在公共治理完善的國家，提前二三十年就要拿出應對老齡化的方案。”楊燕綏表示，中國存在“未富先老”、“未備先老”的雙重難題，且留給我們的準備時間非常有限。
關于養老金，目前，社會保險結構混亂，企業年金步履維艱，商業養老保險品種繁多，如同“霧里看花”，消費者信任度不高。
從養老方式來看，超過90%的老人選擇居家養老。以北京市“9064”養老規劃為例：居家養老的占90%，需要社區提供養老服務的占6%，入住養老服務機構的占4%。但養老服務體系和老齡產業發展不足，虛空著幾千萬就業崗位，中檔養老機構明顯供不應求。
“老齡化”的腳步越來越快，中國離“老而富足”卻似乎還很遙遠。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了養老金改革的原則，頂層設計已經開始，問題逐漸暴露，方案日漸明確。完成頂層設計，將政策變為行動，中國嚴峻的養老形勢將迎來轉機。
清華報告：3個養老指數中兩個不及格
目前，中國老齡社會發展和養老保障現狀究竟如何？
《中國經濟周刊》聯合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中國老齡社會與養老保障發展報告》課題組共同發布中國“老齡社會發展指數(2012)”、“養老金發展指數(2013)”、“醫療保障發展指數(2013)”。課題組組長、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主任楊燕綏兼任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民政部等政府部門專家委員會委員和國家社會保險標準委員會委員，是清華大學養老改革體制方案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她表示，與上一年相比，今年公布的三項指數均有所進步。
三大指數以“人均GDP的福利相關性”為原則，建立指標體系和計算方法。評價結果顯示，前兩項指數評價結果均為50多分，處于差等區間，只有“醫療保障發展指數”評價結果為62.7分，剛過及格線。
中國2020年或將進入超級老齡社會
老齡社會發展指數：“老年贍養能力”得分最低
老齡社會發展指數，意在評價在公共政策影響(如生育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公共服務政策等)下的老齡社會狀況和發展戰略。指數由人口老齡化、老年贍養比、養老保障、老齡產業和老齡人口紅利5個一級指標和20個二級指標構成。
國際上通常認為，當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7%時，這個國家便已進入老齡社會，占14%時即進入深度老齡社會，占20%時則進入超級老齡社會。據此測算，中國在1995—2000年間已進入老齡社會，約在2025—2030年間進入深度老齡社會，之后，將以世界最快的速度，與西方國家同期在2035—2040年間進入超級老齡社會。“老年人口年均增速”(總人口中60歲及以上或65歲及以上人口的年度平均增長速度)數據顯示，中國老齡人口一直持續高速增加，近兩年超過美國、德國和世界平均水平，有追趕日本成為老齡化速度最快的趨勢。
而按實際贍養比(實際具有贍養能力的人數和老齡人口的比例)測算，中國“老得更快”。老齡化社會發展指數中，中國“老年贍養能力”分項得分只有39.1分，處于差等區間，說明受收入分配政策、產業結構和就業狀況、社會保障及退休年齡等政策的影響，老年贍養能力很差。尤其是，由于我國實際失業人口(特別是大學生)多、低收入人群大、退休年齡早，實際具有老年贍養能力的人數和老齡人口的比例情況更為嚴峻。2011年統計老年贍養比約為1:9(11%)，而實際老年贍養比約為1:5(20%)，即5個年輕人就要供養1個老年人。
楊燕綏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如果從14~64歲的勞動人口中減去在校生、失業、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數，中國在2010年即進入了深度老齡社會(贍養比約為5:1)，可能在2020年進入超級老齡社會(贍養比約為2~3:1)。
中國老人靠什么養老？與美國、智利、新加坡等國家不同，中國老人養老基金、財產性收入較少，老年就業參與率較低(無法計算灰色勞動市場)。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老齡人口的資產結構如下：依賴國家轉移支付的養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的占29.3%；依賴勞動收入的占20%(主要是農村居民)；依賴家庭成員供養的占48.8%；有財產性收入僅占0.3%，農村老年居民的土地使用權和城鎮老職工的福利房產尚未形成養老資產。
西方國家的情況則非常不同。在芬蘭，老齡人口的收入中財政轉移支付的福利約占15%、勞動收入約占12%、財產性收入和資本利得約占73%；在美國，財政轉移支付的福利約占38%、勞動收入約占34%、財產性收入和資本利得約占28%；在日本，財政轉移支付的福利約占48%、勞動收入約占10%、財產性收入和資本利得約占42%。這些國家的老齡已經擁有養老資產和一定的人力資本，依賴家庭供養的情況很少。
其實，中國農村老人擁有土地經營權，城市老人擁有福利房產(包括分房和購房)，如何將其轉化為中國老齡人口購買老年服務和老年消費的能力，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挑戰。
楊燕綏介紹說，老齡社會是科技推動和消費拉動型的社會，是第一人口紅利向第二人口紅利的過渡社會。第二人口紅利來自老齡人口的就業能力、消費能力、投資能力、納稅能力及其所產生的經濟貢獻。
“德國、日本和瑞典等國家在進入超級老齡社會以后，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20%以上，其消費總額占總消費額的比重為25%~30%，甚至更高，老齡人口高消費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具有拉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然而，中國、韓國和巴西幾個國家的相關比重則相對較低，目前低于10%。中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已經超過總人口的10%，但他們的消費水平遠遠低于社會平均消費水平。”楊燕綏說。
中國老齡社會發展指數(2012)
2013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下稱“國務院35號文”)，旨在把服務幾億老齡人口的“夕陽紅”事業打造成“朝陽產業”。
但是，在楊燕綏看來，老齡人口目前的資產結構和消費能力對老齡產業和養老服務體系的發展具有明顯的制約作用；人口結構直接影響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社會建設。“老齡化社會發展指數”評價結果顯示，中國老年人口供養負擔較重(費率高、贍養比趨低)，亟待促進就業，提高勞動人口實際收入，減少低收入人口，增加工作和養老稅費繳費年限，保障農民土地權益，探索以房養老，培育養老服務體系和老齡產業，改善老齡人口改善老齡人口的資產結構，這既是戰略問題，也是系統工程。
尹奶奶在文革時失去了丈夫，現在和女兒一家生活在一起。如今女兒也退休加入老人的行列。圖為尹奶奶參加“候鳥”旅行團去旅行，她的女兒也是其中一員。《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肖翊I攝
養老金難以養老
養老金發展指數：“待遇差”指標為0分
養老金是老年人日常開支的現金流。老齡社會的養老金結構，由消除老年貧困的國民基本養老金和改善老年生活的個人養老金構成。多數西方國家已經按照老齡化時間表完成養老金結構調整，累計養老基金規模超過GDP總量。中國養老金發展指數各分項得分有滿分，也有零分。總體來說，中國養老金制度安排呈現出“碎片化、欠公平和不可持續”的缺陷。但2013年該指數評價得分57.3分，已經比2012年的52分有所進步。
去年10月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國工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我國大概有3億多人參加了城鎮職工養老保險，2013年有累計3800萬人中斷繳納保費。
一邊是“未富先老”，為自己的養老狀況擔憂；一邊又有很多人拋棄社保，原因何在呢？
對于農村居民而言，政府養老補貼水平低、個人賬戶儲蓄不保值、轉移攜帶不方便，難以有效發揮養老保障功能。2013年12月2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全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會議上透露，當前中國城鄉居民養老金月人均只有81元。
對于城鎮職工而言，企業按照職工工資總額的20%、職工按照個人工資收入的8%來繳納養老保險費。因此，勞動報酬的多少與社會保險的繳費基數直接相關。企業養老保險繳費負擔太重，只好減少用工或者逃費；職工繳費占個人工資的8%，至今不明確這是稅、費或儲蓄。截至2012年，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記錄累計金額約有2.6萬億元，這筆錢本應通過運作產生收益，之所以成為空賬，是因為現在已經退休的人的養老金不夠發，只得挪用現在還不需要兌現的個人賬戶里的錢。
對于機關事業單位職工而言，源自1958年的退休金等于退休工資，不用繳費；從低工資到低退休金，至今工資漲了退休金也漲了，待遇比企業職工高，卻不繳費，自己理不直氣不壯。如今，各界呼吁改革，但才發現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中問題很多，簡單并軌前景不佳。
2012年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月平均支付額為1721元，年平均20652元，城鎮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47593元，養老金替代率(養老金領取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為43.39%。由于沒有最新數據，按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統計年鑒(2012)》的相關數據，2011年統籌范圍內機關和事業單位養老金分別為2241元/月和2105元/月(不含補貼金額)，均值與城鎮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之間的替代率為54.79%。由此可見，企業職工與機關、事業單位員工的養老金替代率差為11.4%，按國際標準已嚴重超標。導致指數中“待遇差”一項得零分。
而按照2005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設計的59.2%養老金替代率目標，2012年，城鎮在崗職工養老金替代率并未達標；2012年，農村居民養老金年人均859.15元，是當年農民人均收入7917元的10.85%，與設計標準相距甚遠；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平均替代率則最為接近達標。
“養老金制度有三個原則，一要講公平，就得消除身份界限；二要講持續，就要建立長期精算平衡模型，在兩代人之間就繳費、待遇和領取年齡達成共識；三要講流動性，就要統一社會保障卡和城鄉一體化。但由于歷史原因，現行養老金制度違背了這三個原則。”楊燕綏說，中國急需具有戰略意義、結構合理的養老金頂層設計。
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合并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下稱“新農保”)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下稱“城居保”)，建立全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楊燕綏說：“這是國務院送給大家的一份大禮，有利于城鄉居民的人員流動，為日后養老金并軌奠定了基礎。”
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中國在機制、制度上的努力也體現在指數得分上，在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管理服務效率兩項上，中國均為滿分。
有了養老金，還要考慮保值增值的問題。但在“養老金效用”指標上，中國得分38分，也非常低。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為例，貼現率以一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約為3.25%，僅為目標值8.76%的37.1%。
中國養老金發展指數(2013)
楊燕綏認為，中國最好的養老金策略是兩代人共同努力，建立政府主導和社會參與的二元結構養老金制度。一是堅持公平原則，用GDP的1%~2%或者社會保障稅去建立國民基礎養老金，進入財政預算或者建立專用基金，待遇相當于退休前平均工資的20%~30%，不低于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保障所有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二是堅持效率原則，用延期征稅政策鼓勵個人儲蓄養老金，包括個人儲蓄、員工福利(職業養老金、企業年金)、商業保險、消費積分轉換養老金、地方政府養老補貼等，建立受托人制度，制定養老基金投資策略和保值措施，月支取額達到退休前平均工資40%~50%，用以改善老年生活；總和養老金替代率(勞動者退休時的養老金領取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達到60%~80%。
中國醫療保障發展指數(2013)
“目前混賬管理的養老保險，混淆政府責任、個人責任和市場功能，混淆了公平和效率，修修補補是難以為繼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堅持統賬結合原則，提出‘國家統籌基礎養老金’和‘完善個人賬戶，保護受益人利益’的路徑，具體方案尚待2014年的努力。目前的狀況像游泳者被水草纏住了雙腳，不能亂蹬，亟待冷靜下來找到脫身的方法。”楊燕綏說，由于個人繳費不能投資，記賬利息僅為短期銀行儲蓄利率(約2%)，伴隨物價增長，養老金的實際購買力不斷下降，無論城鎮職工還是城鄉居民，均沒有積極性進行養老儲蓄，養老金儲蓄不能跑贏通貨膨脹和銀行長期儲蓄利率，屬于政府失靈現象。
“國家可以把個人養老金賬戶找最好的受托人管理，定最好的投資策略，在長期經營中讓養老金賬戶保值增值。”楊燕綏強調，站在個人角度，個人賬戶越來越大，人們越愿意延遲退休，多貢獻、多存錢，改善老年生活，即使早去世也會轉化為家庭遺產；如果公共賬戶做得很大，在“大鍋飯”里，誰都想早退休、少繳費、多領養老金，再掙一份返聘工資。站在國家角度，則需要未雨綢繆，科學地按照精算平衡原則來設計養老金制度。這取決于政府的駕馭能力和公共政策的質量。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肖翊I攝
從養老方式來看，超過90%的老人選擇居家養老。
“老而富足”須有備無患
醫療保障發展指數：“制度持續性”獲滿分
超級老齡化社會的腳步越來越近，必須從現在就做好充分的準備。除了錢本身，資金和資產的管理及使用應該采取怎樣的手段和方式？哪些產業需要早培養？如何才能做到“有備養老”？
對此，清華大學《中國老齡社會與養老保障發展報告》提出“養老保障四要素”、“養老資產”和“養老金融”等新概念。養老保障四要素指養老金、老年醫療服務、老年房產和老年護理；養老資產指養老貨幣資產、物質資產和權益類資產；養老金融指管理養老風險的金融制度。
醫療方面，中國醫療保障發展指數(2013)評價得分62.7分，比2012年的60分有所進步。研究顯示，在醫療保險全覆蓋、提高待遇水平等方面得分較多，在醫療保險基金持續性、參保人員流動性、醫患道德風險治理等方面減分較多。目前人均醫療費用增長速度快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高于GDP增長率)，個人醫療費用負擔較重。
“制度持續性”分項獲得滿分，原因在于，目前，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居民醫療保險基金、農村居民醫療保險基金，年度運行平穩、收支平衡，且略有結余，累計結余額能夠支付12個月以上。
“醫療服務治理有效性”是醫療保障發展指數的一級指標，包括醫患信用管理、醫療服務協議管理、藥品費用占比、定價機制、醫療保險管理服務績效、醫療服務支付績效、醫療保障政策評估、人均醫療費用合理增長率7個二級指標，該分項得分較低，原因在于：藥費占比過高和人均醫療費用增長速度過快。以2011年數據測算，人均醫療費用增長率合理值應為8.4%，但當年實際人均醫療費用增長率為20.9%。
我國已經建立了以醫療保險為主要支柱的醫療保障制度，醫療保險基金的功能即在于分擔參保人的醫療費用、抑制財務風險，更在于約束醫患行為，抑制道德風險。伴隨老齡社會醫療保障需求不斷增加的態勢，中國亟待建立醫療服務治理機制，用有限的資金購買合理的醫療服務。
在金融方面，利用保險機制管理長壽風險，如健康保險、養老年金、老年護理保險、老年房產長壽基金，以及與上述產品結合的養老機構和養老社區等，是最可行的路徑和養老資產管理方式之一。
長期護理保險也是積累養老資產的重要方式之一，用來支付老年護理費用(包括居家護理、養老機構護理、社區日間護理等)，提高老年生活的安全性。但是，中國尚未起步。
北京愛暮家養老院負責人姚雪剛剛從歐洲考察回來，深感歐洲護理保險制度非常到位，真正實現了老有所養。
“我們也許不擔心住不起養老院，但等我們不能自理時，需要有人護理，費用一定是越來越高，因為人工成本是不斷上漲的。在這個時候如果有護理保險，就會比較有安全感，能保障你得到照料。”姚雪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希望中國保險市場盡快把護理險做起來，因為它不單單對市場來說是賺錢的，同時能解決千萬老人的后顧之憂。
在歐洲，人們交了一定年限的護理保險之后，老了不能自理時，國家會兜底。“就類似于我們國家的醫保，按比例來，比如80%國家報，20%需要你承擔，如果我最后連20%都承擔不了，國家就啟動另外一筆錢來支付，對于老人來講沒有后顧之憂，很有安全感，只需要養老機構和保險公司對接來結算費用。”姚雪介紹說。
“以房養老”也不再是新鮮事物，“30年我養房，20年房養我”的理念逐漸出現。但是，無論將老年人的房產抵押給銀行或者政府，抵押金支付機構都要承擔老年人的長壽風險。
清華大學《中國老齡社會與養老保障發展報告》提出的建議是，以房養老以個人選擇為主，但是，對于高齡、失能、沒錢、有房的老人來說，則需要政府介入，解決土地使用權、房價波動和長壽風險等問題。可以由政府與保險公司合作，建立長壽風險基金，用以支付超過平均壽命期間的養老金。
“五星級”養老院的煩惱
56歲的華嚴(化名)在移民美國前，幾乎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養老院，為的是給年過九旬的父母找一處安享晚年的住所。最終，她放棄了公立養老院，選擇以每月約1萬元的價格讓父母入住一家民營養老院。
華嚴如此選擇，不僅因為公立養老院根本排不上，也因為這家民營養老院的條件讓老人更為滿意——與家居布置相仿的一室一廳，專人負責餐食搭配、日常保潔，有各式各樣的老年活動和課程安排，每周有保健按摩，生病了有專業護理人員照顧。甚至，因為華老爺子酷愛門球，這家養老院還特意興建了一處門球場地。這樣的養老院，堪稱“五星級”。
但能像華嚴這樣，負擔得起每月萬元養老費用的畢竟是少數。不少子女為父母的養老問題深深發愁，即便自己節衣縮食，也無法很好地孝敬父母。
在“百善孝為先”的傳統觀念下，90%的老人還是愿意在家庭養老。業內人士稱，愿意去養老院的以兩種人為最多：一種是實在動不了了，找個能吃飯、有人照料的地方；一種則是富人到郊區尋覓優雅養老的氛圍。
去年9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鼓勵社會資本投資養老服務產業。不過，社會資本似乎更熱衷于高端養老市場。目前，包括萬科、保利、招商、金地、遠洋等在內的房企都涉足了養老地產的開發；泰康、平安、合眾、新華、國壽等險企則致力于打造與保險產品相結合的養老社區，它們紛紛把國際化、先進、高端當作品牌利器。
“養老服務目前不賺錢，只有從高端做起才能吸引資金，帶動市場。”一位業內人士分析稱。
日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走訪了北京幾家高端養老機構，發現它們雖然收取著令人艷羨的費用，但也有自己的煩惱。
誰住進了高端養老院？
1月6日，記者來到位于香山腳下的北京愛暮家養老院(下稱“愛暮家”)，這一天是“歌唱興趣小組”活動的日子，整個采訪過程中，老人們演唱的“雪絨花”一直縈繞在耳邊。
創辦人姚雪對《中國經濟周刊》說，目前愛暮家居住了160多位老人，其中有不少是高干、高級知識分子。相對一些老人認為兒女把自己送到養老院就是“不孝”，他們則更能接受離家養老的理念。
“我們得給兒女騰出事業空間。他們都是這個(豎起大拇指)，所以我們老兩口享福了。”彭老太太對記者說。
由于近兩年高端養老機構不斷興起，2009年開業的愛暮家目前在北京市場上只能算是中端了。
據姚雪介紹，愛暮家收取的費用包括房費、服務費、餐費、護理費等。最低費用在每人每月5000元左右。如果老人不能自理，需要專人護理，則費用較高，能達到上萬元。目前，愛暮家處于住滿的狀態，從2013年開始已經有老人登記排隊。
泰康人壽投資的首個養老社區旗艦項目——泰康之家·燕園，位于北京市昌平區，瞄準的也是高收入人群。此外，泰康之家還計劃在上海、廣州、三亞落戶，同樣定位高端市場。
泰康之家管理有限公司市場部的楊屹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說，泰康之家·燕園規劃約3000戶。其中一期500余戶，預計2015年開業運營。針對客戶的高端屬性，泰康也在整合集團資源，還會為入住的老人提供理財、藝術品收藏等服務項目。
目前，泰康人壽推出了一款與養老社區掛鉤的保險產品。公開資料顯示，一次性繳納保費200萬元，或者連續10年每年繳納保費20萬元，則可以在保險收益之外，獲得泰康之家的入住權。
這些高端養老機構收取的費用往往包括房屋租金、物業服務費、餐費、護理費、活動費用等。另外，據記者了解，在一些高端養老機構，入住老人還需繳納一筆押金，有的甚至高達上百萬元。業內人士解釋說，收取高額押金目的在于防范財務風險、醫療風險，主要針對較年輕客戶，60歲出頭。“他們的養老年限較長。如果個人財務發生風險，可能導致月服務費斷供的情況，或者遭遇重大疾病，也可能有資金空缺。在目前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完善的情況下，收取押金是為了給養老機構和老人一個緩沖的時間。”
高端養老難賺錢？
至少目前看來，高端養老機構想賺錢并非易事。姚雪說，經營5年來，愛暮家在2013年才剛剛可以實現盈虧平衡。而泰康人壽副總裁兼泰康之家首席執行官劉挺軍認為，要跨越盈利平衡點至少在8年以上。
業內人士介紹說，高端養老機構盈利難：一方面是消費者希望以更低價格入住；另一方面服務提供者，如物業、財務等費用不斷提高，尤其是專業的老年護理人員大量缺乏，人力成本不斷上升。
此外，業內人士還將高端養老機構盈利難歸結為公辦與民辦養老院在資源獲得上的不均衡。“公立養老機構，從土地到建設，都是國家給的，運營成本國家也有補貼，每年還有慈善捐助，私立的跟它們沒法比。”某民辦養老院院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曾與一家公辦養老院的負責人聊天，對方說每年收到各類捐款就有七八百萬元，捐十幾萬元都不要，因為不缺錢。
“只有大家在一個平臺上競爭，才能真正形成市場化。政府要做的是兜底，把社會低收入群體負責起來。”該院長說。
而養老機構要真正走向成熟，或許還有待政策環境、技術環境的逐步完善。比如關注度較高的意外傷害問題。老人群體屬于意外傷害風險的高發群體，如果不能有效地界定養老機構的權責，在養老機構和客戶及其家屬之間達成共識與協議，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糾紛，甚至會影響養老機構的日常經營。
此外，清華大學《中國老齡社會與養老保障發展報告》中還提到，目前，國家尚未出臺養老社區建設規劃和規范性文件、指導性意見，養老社區規劃設計建設標準缺乏行業規范和評價機制，這可能導致服務質量差的養老機構淘汰不了，質量高的機構發展不起來，不能形成良性競爭氛圍。
資本看好中國養老產業
中國養老服務如今“兩頭熱，中間涼”，缺少覆蓋面最大的中端服務
眼下，不少民間投資者，乃至外國投資者都已經把建設和經營各種養老設施當作不可多得的商機。與此同時，政府也致力于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來發展壯大養老服務市場。
民政部部長李立國表示，近年來，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企事業單位、民間組織和個人等社會力量興辦養老機構。自2000年以來，國務院和相關部門對社會力量興辦養老機構，在規劃、建設、稅費減免、用地、用水、用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在一些地區，如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大連等地，民辦養老服務設施的數量已接近或超過公辦規模。
在北京市，自2013年起，政府已經在探索養老機構改革，政府投資新建的養老機構將不再由政府負責運營，而是將引入社會專業機構來運營。同時，原有的公辦公營養老機構也將逐步實現轉身，轉型為公辦民營養老機構。
2013年，由泰康人壽投資管理的國內首家養老社區——泰康之家·燕園養老生活體驗館正式亮相。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陳東升認為，保險公司投資養老社區優勢得天獨厚：保險資金大多為長期資金，通常15~20年才需償付，適合用于投資不動產。養老社區直接滿足了保險公司高端客戶的需求。同時，保險公司還可以提供長期護理險、健康險等與養老產業銜接的產品。而且，通過將養老社區居住權與保險產品掛鉤，解決了養老社區回報周期長的問題。
與此同時，外國投資者也將養老產業作為其投資中國的重要領域。日本《鉆石》周刊記者片田江康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日本企業家正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的養老領域，這方面的投資也將越來越多，因為日本在這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中國的市場前景也相當廣闊。
2月6日，香港《南華早報》的一則報道稱，為應對中國迅速步入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民政部下屬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與來自香港以及迪拜的投資者結成聯盟，計劃在內地及海外打造12個高級的退休保健場所。該聯盟包括迪拜發展商Pearl Dubai，以及總部位于香港的周大福養老產業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在接下來的6年間，該投資聯盟將在內地和海外分別打造8個和4個退休保健場所，第一個項目將在迪拜進行。
在楊燕綏看來，養老服務業涉及三大因素，土地、房產和硬件設施、服務和軟件設施。對此，清華大學《中國老齡社會與養老保障發展報告》提出的建議是，根據不同收入人群設計四種模式：第一，公地公房公營，針對無收入和低收入人群，比如五保戶，完全免費；第二，公地公房民營，政府出地，政府蓋房，民間機構提供服務，收取一定費用，解決中低收入人群的養老問題；第三，公地民房民營，政府出地，民間機構蓋房并提供服務，針對中高收入人群，繳納房租和服務費；第四，租地民房民營，針對高收入人群，要交房租、服務費，另外還要支付土地費用。
目前，中國養老服務出現“兩頭熱，中間涼”的現象，缺少覆蓋面最大的中端服務，亟待完善土地政策、稅收政策等，鼓勵民間資本進入中端養老服務領域。公地公房公營的養老服務應當退出中端領域，避免因“僧多粥少”導致的尋租和排隊現象。
發達國家養老金多是“三元結構”
加拿大
老年收入保障計劃(OAS)。這屬于非繳費型老年福利養老保障，其經費來源于稅收，由聯邦政府統一管理，受益者是符合條件的加拿大公民。
按月支付的養老金計劃(CPP)。該強制制度覆蓋加拿大每一個年齡在18至70歲之間、就業的公民，它建立在勞資雙方繳費的基礎之上，是傳統意義上與收入關聯的社會養老保險方式。這一制度還同時提供殘疾保障、遺屬養老金、喪葬補貼等待遇。自我雇傭者也同樣可以參保。
私人養老金計劃(RSP)和養老儲蓄項目(RRSP)。完全自愿參與，政府對其繳納的保險費給予稅收優惠。據統計，包括企業年金和個人儲蓄養老金在內的私人養老金收入，大概相當于退休前工資收入的35%，從而構成對法定強制的養老金的有益補充，成為保障老年人生活質量的重要來源。?
英國
實行現收現付的國家基本養老保險。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每個符合領取養老金條件的退休人員都可以得到相等數額的基礎年金。它是一種強制性繳費制度，由國家財政、雇主和職工共同負擔的。
收入關聯養老金計劃(SERPS)，根據個人的實際繳費年限和基數區別確定。基本養老保險的受益水平按照消費價格指數(CPI)進行指數化調整。
職業年金計劃和強制性個人年金賬戶(APPs)。在英國，國家基本養老金僅保證職工退休后的最低生活需要，退休待遇主要依靠職業年金來滿足。
個人自愿性的補充商業養老保險。
澳大利亞
“最低生活保障福利安全網”，養老金為平均周薪的25%，并隨物價指數進行調整，其資金來源于稅收，按照到期即付的原則支付。
雇主提供的職業年金包括企業養老金、政府雇員養老金等。到1998年底，企業養老金計劃的總資產已達3374億澳元，占到了GDP的40%。政府通過稅收優惠等方式鼓勵個人補充前兩個支柱，自由職業者可以自己繳費建立職業年金，同樣享受稅收優惠，基金可以自己管理，也可以委托商業機構管理。
自愿性質的年金、個人養老儲蓄和投資。（記者 姚冬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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