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地區，不僅有詩和遠方，還有教學點。
面對12個教學點，新疆博樂市教育局局長王雪莉很糾結。在布局調整之中，是撤并，還是保留，從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到鄉鎮、村，當地群眾，意見都很難統一。由此引發了一場關于教學點的“去”“留”之辯。
是“去”是“留”，誰說了算？
本就該撤消的教學點，“去”“留”為何也引發了爭議？
“根據規定，撤并3公里內的教學點，不應該有分歧。這個教學點與市優質學校第一小學相距不到2公里，但就是撤不掉。”日前，王雪莉有些郁悶地對中國教育報記者說。
博樂市青得里鄉顧里木圖二村教學點，只有69名學生，34名教師。該教學點負責人尼加提對記者說：“按照規定，這個教學點只能辦1到3年級，4到5年級的學生，應到鄉里的學校讀書，但由于村民不同意，只得開辦4到5年級的課程。”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個村離縣城不到2公里，而且交通也很方便。為何村民不愿意讓自己的孩子到城里的學校接受優質教育，而愿意守著這個教學點？
村民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說，教學點辦學條件相對較弱，師資力量也不高，撤并可以整合資源，讓農牧民子女接受到優質教育；也有人說，教學點應該保留，跑到幾公里外讀書，孩子的安全誰來保障？接送孩子上下學，成了農牧民的一大負擔。
雖然村民認為教學點的教學質量不差，但王雪莉并不這樣看。“無論從哪個層面來看，教學點的教學質量和城里學校相比，也有較大差距。”王雪莉告訴記者，“這也是我們想撤并這個教學點的原因。如果能撤并這個教學點，69名學生就能進城讀書，就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然而，絕大部分村民們的態度是：這個教學點不能撤，更愿意讓孩子在家門口讀書。面對村民們的意見，王雪莉雖然很糾結，但也沒有更好的辦法。“說服工作我們做了很多，也找了不少村民談過，但村民們就是要堅持保留教學點，我們也不能強行推行撤并工作。”王雪莉說。
尼加提告訴記者，村里的群眾認為，離開村子到外面上學，孩子路途上不安全，而且會增加家長的負擔，更重要的是村民們認為，教學點的質量不差，所以寧愿讓孩子在村里的教學點上學，“村民認為，家門口有個教學點，孩子上學更方便”。
在不少人眼里，教學點質量不高，教師隊伍和教學水平都難以和城里學校相比。但博樂市烏圖布拉格鎮第三教學點負責人邱澤銀并不這樣認為。
邱澤銀對記者說：“教學點質量不高這個說法不對，也不能這樣說。我在這個教學點工作了幾十年，我們的質量并不差，甚至比有些城里的學校還好。”此話一說完，站在旁邊的王雪莉補充道：“教學點都認為自己的教學質量和城里學校比并不差，但實際上，差距還是存在的。”
邱澤銀告訴記者，烏圖布拉格鎮第三教學點離鎮中心學校有7公里，現在有教師13人，學生32人。過去，這個教學點最多時有200多人，現在不少村民富裕了，把家安在了城里，孩子也隨父母進城讀書了，學生有逐年減少的趨勢。
“雖然只有32個學生，但我們教得很認真，我們想把這些孩子培養好。”邱澤銀說，“村民不希望撤掉教學點，畢竟在家門口有個教學點，孩子上學方便，不用跑遠路去讀書。”
在青得里鄉阿里翁拜新村教學點，記者看到，這里有5個年級，62名學生，26名教師。這個教學點離鄉中心校僅3公里。教學點負責人木沙江告訴記者，這個教學點，過去是一所小學，隨著生源的減少，到了2009年就變成了教學點，“雖然變成了教學點，但村民對這所學校的感情很深，再加上學校就在家門口，村民都不愿意教學點被撤并”。
新疆教科院副院長金勃然認為，從布局調整和提高教育質量來說，博樂市教育行政部門的想法和做法都有合理性，因為教學點周邊3公里內就有小學可供家長選擇。整合資源后，資金投入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學生也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資源。而家長的想法也有一定道理，就近和方便是家長更看重的。
經過幾番說服，幾番爭辯，幾番努力，博樂市教育局最終作出了艱難選擇。
“3公里內的教學點撤并問題，讓我糾結了一段時間。”王雪莉說，“市委政府也高度重視教學點的建設問題，是撤是留，最后還是得聽老百姓的想法，因為他們有他們的道理。”
在王雪莉看來，盡管在3公里以內，如果村民不同意撤并，那我們得尊重村民的意見，保留教學點。
那么，教學點“留”住之后，該如何讓老百姓滿意呢？
從教學點撤并的角度來看，博樂市教育部門，以及市委政府對村民的妥協，意味著教學點撤并工作的“失敗”；但從村民的意愿來看，博樂市的做法則順應了老百姓的需求。
保留教學點，對當地政府和教育部門來說，可以說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負擔”。王雪莉告訴記者，既然要保留下來，那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把教學點建設得更好，更加規范，讓老百姓的孩子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優質教育資源。
為此，博樂市決定加大對教學點的投入力度。
博樂市為邱澤銀所在的教學點，投入200萬元，新建12間教室，同時新建教師周轉房12套，供教師使用。不僅如此，還按照自治區規定的教學點建設標準，配備各類設備。
除了硬件建設外，博樂市還在教師職稱評聘上向教學點教師傾斜。“我們這個教學點，2015年市教育局給我們分配了3個副高職稱指標，這對留住教師發揮重要作用。”邱澤銀激動地對記者說。
烏圖布拉格鎮第八小學所屬的一個教學點，獲得了700萬元的投入，新建了3500平方米的教學樓，還建設了一個800平方米的雙語幼兒園。王雪莉告訴記者，市教育局將根據教學點的生源變化，把生源規模大的教學點，恢復為小學建制。
離縣城學校僅有不到2公里的青得里鄉顧里木圖二村教學點，獲得了100萬元投入，用于建設新操場。另外，該市還投入了450萬元用于設備購置、課桌椅更換、多媒體設備建設等。每個教學點不低于100萬元的投入，讓教學點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缺教師的教學點，教師也配齊了。城鄉教師交流制度，讓城里學校的優秀教師也能到教學點任教，先進的遠程教育設備，讓教學點學生享受到了優質教育資源。
“教學點越來越漂亮，教學質量也越來越高了，我的孩子在家門口就能上好學，這真是太好了，感謝政府能替老百姓想，把教學點辦學生得這么好。”村民阿不力孜對記者說。
采訪中，金勃然告訴記者，如果僅僅把教學點保留下來，這是很難讓農牧民滿意的。把錢投入到教學點難以發揮資金的效益是錯誤看法，建好教學點對村民來說，是大事。
“去”和“留”，如何才能不成為“糾結點”？
在教學點的“去”“留”爭辯中，博樂市向村民作出了“妥協”。那么，教學點的保留，是政府“輸”了，還是村民“贏”了？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同博樂市一樣，新疆各地在教學點的“去”“留”問題上，都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聽聽村民怎么說。是撤是留，都按照老百姓的想法辦。
然而，除了博樂市的做法，在西部地區，教學點的“去”和“留”，如何才能不成為“糾結點”呢？
在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馬爾洋鄉皮勒村采訪，當地村民得知縣里要恢復村里過去被撤銷的教學點，村民高興得像過節一樣。
“沒了教學點，孩子上學不那么方便了，有時候還擔心孩子的安全。”牧民蘇力·瑪勒斯對記者說。
面對農牧民對教學點的需求，這幾年來，新疆不斷加強農牧區教學點布局調整，逐步恢復了部分教學點，并加大力度進行建設，確保辦好教學點。
“恢復教學點，我們的20多個孩子上學就不用再跑那么遠了。”蘇力·瑪勒斯說，“有教學點的時候，村里還能聽到孩子的讀書聲，教學點撤了后，村子里一下子空落落的，不熱鬧了。”
皮勒村地處帕米爾高原昆侖山深處，離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縣城180多公里。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個距離，在數字上看沒多遠，可是在昆侖山的山里，就顯得很遙遠了。
2008年，為了提高教育質量，縣里推行集中辦學，在這個過程中，皮勒村的教學點被撤銷了。教學點撤銷后，小學1到3年級的學生，在離村30公里的鄉上學校讀書，4到6年級的孩子，到縣城寄宿制小學讀書。
記者了解到，根據實際情況，新疆決定恢復已經造成學生失學、影響入學率或交通不便的邊遠農牧區的學校和教學點。在方便和滿足學生就近入學需求的前提下合并農村小學和教學點，把確需保留的村小和教學點納入學校基本建設規劃。
新疆規定，凡是有“造成學生失學，影響入學率、鞏固率；寄宿制學校食宿、安全條件不能保證；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又無法解決交通工具”等情形的，撤并的學校和教學點應予以恢復。
精河縣托里鄉永集湖小學六道橋教學點距離縣城20多公里，四周沙包環繞，沒有公路，環境惡劣。雖然學生人數不固定，老師也少，但為了不耽誤孩子學習，教學點開設了從幼兒園至小學6年級7個班級，教學點嚴格按照標準安排各類課程。
農牧民表示，教學點解決了孩子就近入學的難題，也減輕了家長的負擔。
中國教育報記者從自治區教育廳了解到，隨著自治區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專項規劃的完成，同皮勒村一樣，從2013年到2015年，新疆根據實際需要，恢復農村和牧區教學點近200個，這意味著更多的邊遠地區的農牧民孩子能夠在家門口讀書了。
教學點的“去”“留”之辯，按照村民的意愿來辦，是不是意味著政府“輸”了呢？自治區教育廳有關負責人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事實上，村民讓保留的教學點，往往都是為了保證孩子就近入學的需要，從這個角度看，政府和村民實現了“雙贏”，沒有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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