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教育部在全國部分高校啟動招收藝術特長生的試點工作，招生人數控制在國家核定的高校年度招生計劃總數的1%以內。二十多年過去了，如何評估這一特殊類型的招生政策？按照教育部官方文件的表述，試點工作的初衷是為了“活躍高等學校校園文化生活，推進素質教育”。這一政策目標實現了嗎？
藝術特長生和校園文化生活
首先來看“活躍高等學校校園文化生活”。這句話隱含的前提是，大學校園文化生活是單一貧乏的，需要藝術特長生的存在來加以活躍。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初期這一條件姑且成立的話——畢竟，那時候具備一項藝術特長的學生可謂鳳毛麟角——今天，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居民財富的不斷增長，家庭對于教育——尤其是藝術教育——的投入越來越大，情況已經發生了顯著性的變化。
變化在于，由于大學校園里具備一兩項甚至更多項藝術技能的學生越來越多——鋼琴十級者比比皆是——通過藝術特長生來活躍校園文化生活的基礎性社會環境不復存在，校園文化生活繁榮程度對于藝術特長生的“彈性”降低了。經濟學用“彈性”衡量一個變量對另一個變量的敏感性，即一個變量發生1%的變化將會引起另一個變量變化的百分比。如果自變量變動1%引起因變量超過1％的變動，說明因變量對自變量的變動比較敏感，是富有彈性的；如果自變量變動1%引起因變量小于1%的變動，說明因變量對自變量的變動比較不敏感，是缺乏彈性的。大學校園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社區。如果絕大多數學生不具備藝術才能，容易出現“藝術荒漠化”現象，不利于全方位的人才培養。這時候，一兩個具備藝術才能的學生就可以使校園文化生活的面貌發生很大的改變——從無到有——從而起到活躍、豐富、繁榮、引導校園文化的積極作用。換句話說，校園文化生活繁榮程度對于藝術特長生的數量是富有彈性的。然而，如果大學校園里具備藝術才能的學生很多，甚至超過一半的話，校園文化生活的繁榮度就會整體性上升。同時，藝術特長生對于校園文化繁榮度的貢獻率也相對下降了，或者說，新增的藝術特長生對于活躍校園文化生活的貢獻極其有限。這意味著校園文化生活繁榮程度對于藝術特長生的數量變得缺乏彈性了。
如果僅僅只是彈性下降倒也無傷大雅，問題在于，藝術特長生還可能給校園文化生活帶來負外部性。當一個人從事影響旁觀者福利的活動，而對這種影響或者不支付成本（給旁觀者帶來成本時），或者得不到補償（給旁觀者帶來利益時），外部性就產生了。給旁觀者帶來不利影響的外部性被稱為負外部性。當一個社群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具備任何才藝而只有極少數人具備才藝的時候，二者之間的關系是和諧的。絕大多數人會接納、欣賞極少數人的才藝帶給自己的感官享受，因為他們自己不會玩，只能看別人玩；然而，一個社群中具備才藝的人多了，他們就可能和極少數人產生矛盾和沖突。因為二者的專業技巧和藝術水準不相匹配——一般說來，藝術特長生的專業技巧和水準要高于普通學生——大家很難玩到一起。多數學生更喜歡草根型的自娛自樂，藝術特長生因為曲高和寡，不接地氣，反而容易被孤立起來，不利于大學校園文化生活的整體性繁榮。
這就涉及一個根本性問題：校園文化生活是誰的生活？是全體學生的生活，還是極少數藝術特長生的生活？是所有人一起玩的生活，還是極少數藝術特長生在臺上表演，絕大多數學生在臺下欣賞的生活？在社會經濟文化不發達的階段，大學校園文化可能更多地體現為后者，但當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大學校園文化就可能更傾向于前者。
藝術特長生和素質教育
再來看“推進素質教育”。如果把素質教育界定為和應試教育相對立的教育模式，以實現學生的全面發展的話，坦率地說，通過招收藝術特長生來推進素質教育的目標從來就沒有真正實現過。由于參與試點的53所高校幾乎涵蓋了中國最頂尖的大學，再加上錄取名額極為稀缺，使得藝術特長生的招生錄取成為事實上的高競爭領域，迫使所有藝術特長生不得不走上一條專業化訓練道路，通過應試訓練的方式提高藝術測試成績，由此產生了以另一種面目出現的“藝術應試教育”。學生及其家庭付出了大量的金錢、時間和精力，通過不間斷的重復性訓練，不斷提高對某一項技能，甚至是某一個具體曲目的熟練程度，卻沒有相應提高對藝術作品本身的鑒賞力與美的修養。由于學習藝術技能的目的只是為了增加進入頂尖大學的機會，許多學生對于所訓練的技能并無真正興趣，再加上訓練過程極其艱苦枯燥，難免會產生反感乃至痛恨情緒，一旦他們借此進入大學——除非要繼續履行不得不承擔的義務——很快將其束之高閣，有的甚至終身不再觸碰。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藝術特長生，實際上是憑借家長的金錢和社會經濟地位堆砌的產物，當然談不上對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學生的引導與影響。所謂的素質教育，又在哪里得到“推進”了呢？
對于大學來說，招收藝術特長生的動力之一來自于展示學校形象。一般說來，展示的途徑有兩個：一個是各級各類大學生藝術展演；另一個是對外校際交流，特別是境外交流。我認為，大學應當對此進行反思。展示學校形象，應當展示的是學生的真實精神風貌，也就是一所大學里絕大多數學生具有的狀態。通過極少數藝術特長生的表演所展示的，只能是這些個別學生的狀態，而不可能是大多數學生的狀態。這是“虛假的繁榮”，是將極少數學生當成工具掙得的面子，不要也罷。
藝術特長生的現實處境和未來改革
實際上，藝術特長生的定位始終處于尷尬的境地。從藝術水準上來說，他們屬于準專業人士——那些在某一藝術領域具有天賦和真正興趣的頂尖學生仍然會選擇專業院校——而且在大學里學習的專業和藝術無關，這意味著畢業之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將不可能從事藝術領域的專業性工作；從大學人才培養角度來說，藝術特長生的后期培養壓力很大。一方面，他們都是憑借降分（對于某些頂尖大學來說，降分幅度甚至有100多分）進入大學的，這意味著和其他同學相比，他們在學業水平上的差距較大，但大學并沒有為藝術特長生降低學術要求，因此，他們必須要在學業上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才能跟得上進度；另一方面，藝術特長生進入大學之前，一般要簽訂協議，保證在校期間的訓練和演出等活動，這意味著他們將不得不為此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總是有限的，學業和藝術訓練演出之間的沖突使得藝術特長生常常面臨比其他同學更大的壓力，甚至是無法正常畢業的危險。也許更大的悖論在于，如果一個學生以低于正常錄取線100多分的成績進入大學也可以順利畢業的話，那說明只要高于這個分數的學生都可以被大學培養成才，大學還有什么必要需要那么高的錄取分數線呢？
每一所大學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獨特的人才培養目標，人才選拔要滿足人才培養的需求。參與試點的53所頂尖大學不是專業性藝術院校，不承擔培養藝術專業人才的任務。培養不出專業藝術人才，對這些大學來說沒有任何影響；在大學生藝術展演上排名靠后，也絲毫不會降低大學的聲譽和地位。那些在藝術領域有天分的學生，完全可以選擇專業院校，那里才是適合他們發展的土壤。但是，如果培養不出杰出的科學家、政治家和企業家，不能對人類文明進步產生貢獻，頂尖大學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從這個角度上說，頂尖大學不應當將有限的招生名額用在對其自身和學生發展來說意義不大的藝術特長生身上，而應當盡最大可能發現尋找適合自己培養的學生，并將其培養成為影響世界，甚至是改變世界的杰出人才。
歷史地看，藝術特長生可以理解為政府為了打破以高考成績為唯一錄取依據的招生錄取模式，增加大學生源多樣化的一種努力。這一方向并沒有錯，但效率太低，成本太高。如果大學能夠通過綜合評價模式選拔學生，錄取與否的唯一依據不再是單一的高考分數，而是看學生的綜合素質是否滿足大學招生錄取的標準，那么，學生是否具備藝術技能就不再是關鍵性問題——他可以具備，也可以不具備。這時候，也許我們就可以更好地實現理想中的目標：增加生源多樣性，活躍大學校園文化，推進素質教育。這恰恰是新一輪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所為之努力的方向。
編后語
藝術特長生作為高校招生的一個項目，存在已久。本文的質疑，的確因為作者曾經擔任北大招生辦主任的特殊經歷，知曉藝術特長生的真實生存狀態，所以令人信服。編者也在大學校園中觀察到，原本屬于大學生群體的文化娛樂，因被藝術特長生“包辦”，而讓大多數學生疏離，另一方面，絕大多數藝術特長生面臨著巨大的學業壓力，這些都是實情。那么，問題來了，如果大學不再需要藝術特長生，這一招生制度是不是就要取消呢？事實上，答案并不好得出。正如文中所說，“現在大學校園里具備一兩項甚至更多項藝術技能的學生越來越多”，如果追根溯源，很難說這一現象與大學藝術特長生招生制度無關。其實，這么多年來我們的教育一直在被“應試”牽制著，考試，即使是藝術特長生的考試，本身也是一個“指揮棒”，指揮著家長群體從幼兒階段就開始培養孩子的走向，只是在這個培養過程中，有的孩子發展成為藝術特長生，有的孩子成長為有藝術特長的學生。現在如果假設這一“指揮棒”消失，家長培養孩子的“風向”會有什么轉變，真是難以預料。當然，文章的最后，筆者從招生制度改革角度給出的解決方案，也是切中要害——教育要改革，但改革的核心仍是對“指揮棒”的改革。（秦春華，作者系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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