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十三五”開局之年的經濟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強調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如何認真學習、深刻領會、正確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圍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做好新一年經濟工作？近日，權威人士接受本報獨家專訪，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了解讀和闡釋。
一問
如何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含義？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有明確的理念，也有清晰的思路，還有具體的任務。要堅定地干、大膽地干、扎實地干、精準地干、決不回頭地干
不是實行需求緊縮，供給和需求兩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當前要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
不是搞新的“計劃經濟”，而是為了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
權威人士：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現在有各種解讀。從國情出發，我們不妨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公式來理解，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有明確的理念，也有清晰的思路，還有具體的任務。各地區各部門要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要求，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圍繞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堅定地干、大膽地干、扎實地干、精準地干、決不回頭地干。
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消除兩種誤解：
一種誤解是，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實行需求緊縮。供給和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兩者互為條件，相互轉化，兩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當前經濟周期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轉化成結構性問題。因此，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我們的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當然，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需要營造穩定的宏觀環境，在需求政策上，既不能搞強刺激，也要防止出現順周期緊縮。
還有一種誤解是，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搞新的“計劃經濟”。恰恰相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為此，要調整各類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新形勢下的完善和深化，決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過去正是由于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得不夠，政府干預過多，導致市場不能及時出清，引發各種結構性矛盾。比如，一些沒效益的“僵尸企業”，有些地方非要硬撐著給貸款、給補貼。
當然，下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盤大棋，也要更好發揮政府這只手的作用。當前最重要的是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把“放手”當作最大的“抓手”。同時，“放手”不是“甩手”，政府也要切實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基本職責。擴大開放是改革的題中之義，我們要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的外資。現在，美歐等發達國家都在吸引我國的投資，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我國的外資多了！
二問
當前為什么要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不斷探索、深化認識的過程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后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不論主觀上怎么想，都不能違背客觀規律。不抓緊轉變，總有一天會走進死胡同
“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是結構性的。在當前形勢下，國民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藥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結構性改革
權威人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智慧，從理論到實踐不斷探索的結晶。
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不斷探索、深化認識的過程。2013年，中央認為我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階段，明確了我們對經濟形勢應該“怎么看”。2014年，中央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對此作了系統性理論論述，既進一步深化了“怎么看”，又為“怎么干”指明了方向。2015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深化了“怎么看”和“怎么干”的認識，又進一步明確了主攻方向、總體思路和工作重點。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理論思考到具體實踐，都做了全面闡述，從頂層設計、政策措施直至重點任務，都做出了全鏈條部署。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大勢所趨、形勢使然。這是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后，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我國經濟正從粗放向集約、從簡單分工向復雜分工的高級形態演進，這是客觀要求。我們不論主觀上怎么想，都不能違背客觀規律。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曾經在我國發揮了很大作用，但現在再按照過去那種粗放型發展方式來做，不僅國內條件不支持，國際條件也不支持，是不可持續的。不抓緊轉變，總有一天會走進死胡同。這一點，一定要認識到位。要發揮我國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持續發展、更高水平發展，這是中等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經的階段。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問題倒逼、必經關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但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必須破除長期積累的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素質性突出矛盾和問題。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近期主要表現為“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比如，如果產能過剩這個結構性矛盾得不到解決，工業品價格就會持續下降，企業效益就不可能提升，經濟增長也就難以持續。目前，我國相當多的產能是在世界經濟增長黃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國內高速增長階段形成的，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一些產能又有所擴大，在國際市場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刺激國內需求難以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這就相當于準備了兩桌飯，就來了一桌客人，使勁吃也吃不完。這個問題不僅我們遇到了，其他國家也遇到了。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說到底，就是要看到在當前全球經濟和國內經濟形勢下，國民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致力于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藥方有局限性，根本解決之道在于結構性改革，這是我們不得不采取的重大舉措。
三問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各項工作重點應該怎樣轉變？
以“十個更加注重”為標尺，對不上的事不能再干，對得上的事要加把勁干、創造性地干。化大震為小震，積小勝為大勝
權威人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努力實現十個方面工作重點的轉變。這就是：推動經濟發展，要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宏觀調控，要更加注重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心理預期；調整產業結構，要更加注重加減乘除并舉；推進城鎮化，要更加注重以人為核心；促進區域發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空間均衡；保護生態環境，要更加注重促進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精準幫扶；進行資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擴大對外開放，要更加注重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
在工作實踐中，各地區各部門都要以“十個更加注重”為標尺，對不上的事不能再干，對得上的事要加把勁干。比如，放水漫灌強刺激、盲目擴建新城區以及強化行政對資源配置的干預等事情不能再干了，投資沒回報、產品沒市場、環境沒改善等項目不能再上了。相反，有利于引導社會心理、化解產能過剩、提升技術水平、加快人口城鎮化、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提高扶貧精準度等事情要使勁地干，創造性地干，拙勁加巧勁地干，努力化大震為小震，積小勝為大勝。
四問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正確把握宏觀經濟政策的總體思路？
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整體融合、有機結合、相互配合，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更好的環境和條件
權威人士：前面說到，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這“五大政策支柱”的具體內容已經公布并得到各方面廣泛認可，但如何更加準確地加以把握還需要進一步明確。“五大政策支柱”整體融合、有機結合、相互配合，旨在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更好的環境和條件：
宏觀政策要穩，就是要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重點和力度有所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對企業實行減稅，并用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的辦法彌補收支缺口。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主要體現在為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降低融資成本，既要防止順周期緊縮，也絕不要隨便放水，而是針對金融市場的變化進行預調微調，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
產業政策要準，就是要按照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和要求，通過功能性的產業政策加以引導，而不是政府去確定具體項目，或選擇把錢投向哪一家企業，具體的投資機會還要由企業家來摸索和把握。實踐證明，市場的選擇是最有效益的。現在成功的民營企業有哪一家是政府扶持的？都是在市場經濟大潮中闖出來的。正所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
微觀政策要活，就是要把企業真正當作經濟發展的主體，“放水養魚”，讓企業去創造有效供給和開拓消費市場。
改革政策要實，就是要一項一項出臺、一項一項督導，讓各項具體改革舉措落地，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大決策的落實。
社會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從思想、資金、物資等方面有充分準備，切實守住民生底線，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更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五問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是什么？
完成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既要有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的韌勁，也要有立說力行、立竿見影的狠勁
做好“加減乘除”。長期看各項任務都有利于增強發展動力，短期看不同任務之間有“對沖”作用，必須全面推進，并把握好“度”。當務之急是斬釘截鐵處置“僵尸企業”，堅定不移減少過剩產能，讓“僵尸”入土為安
病根都是體制問題，都要依靠改革創新來化解
權威人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上我們要著眼于打好持久戰，堅持穩中求進，把握好節奏和力度；戰術上我們要抓住關鍵點，致力于打好殲滅戰，主要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完成這“五大重點任務”，既需要有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的韌勁，也需要有立說力行、立竿見影的狠勁，確保2016年過剩產能和房地產庫存減少，企業成本上漲和工業品價格下跌勢頭得到遏制，有效供給能力有所提高，財政金融風險有所釋放。
完成好“五大重點任務”要做好“加減乘除”。“五大重點任務”是一個系統設計，要著力在“優化存量、引導增量、主動減量”上下功夫。從長期看，各項任務都有利于增強發展動力；從短期看，不同任務之間又具有“對沖”作用。比如，化解房地產庫存對增長是明顯的“加法”，可以減緩去產能帶來的“減法”效應。而去產能又會調整供求關系，防止出現宏觀經濟通縮效應。因此，“五大重點任務”必須全面推進。當然，落實到一個地區，又會有所側重，關鍵在于把握好“度”。當前，做“加法”相對容易理解，做“減法”困難會大一些，但必須做下去。當務之急是斬釘截鐵處置“僵尸企業”，堅定不移減少過剩產能，讓“僵尸”入土為安，騰出寶貴的實物資源、信貸資源和市場空間。“僵尸企業”本來已“死”在那里，就不要再維持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是事物新陳代謝的客觀規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性原則的要求，要敢于和善于進行這種“創造性創新”。
完成好“五大重點任務”要全面深化改革。“五大重點任務”的具體內容非常多，但病根都是體制問題。無論是處置“僵尸企業”、降低企業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提升有效供給還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解決的根本辦法都得依靠改革創新。比如，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減輕稅費負擔、降低資金成本，必須減少行政審批，改革財稅、金融體制；擴大有效投資補短板，必須改革財稅、金融、投融資體制，才能解決“錢從哪里來，投到哪里去”的問題。同時要看到，完成這些重點任務，本質上是一次重大的創新實踐，只有進行頂層設計創新、體制機制創新，不失時機地進行技術創新，才可能有效推動這次重大的結構性改革。
六問
有人擔心，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會帶來一定的社會沖擊，社會能否承受？
陣痛不可避免，但也是值得的。適當的后退是為了更好地前進。只有退夠，才能向前
只要處理得當，陣痛不會很大，可以承受。但對于推進過程中產生的矛盾和沖擊，切不可大意，具體政策要有序配套、穩妥實施
窗口期不是無休止的，問題不會等我們，機遇更不會等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則“病情”會越來越嚴重
權威人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必然會帶來一些沖擊，而且這些沖擊很可能會從經濟領域延伸到社會領域。對此，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把握：
陣痛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值得的。我國處在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地區、行業、企業發展出現明顯分化，可謂幾家歡樂幾家愁。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不可能皆大歡喜，產業會此消彼長，企業會優勝劣汰，就業會轉崗換崗。特別是眼下一些發愁的企業可能會更愁，甚至關門倒閉，引發職工下崗失業、收入降低等。但這種陣痛是一朝分娩的陣痛，是新的生命誕生和充滿希望的陣痛，是新陳代謝、是鳳凰涅槃，這是值得的！適當的后退是為了更好地前進。只有退夠，才能向前。正如老子所言：“明道若昧，進道若退。”拿“僵尸企業”來說，是等著這類企業把行業中的優質企業拖垮，最后一起死，還是快刀斬亂麻，處置這類企業從而騰出必要的市場資源和空間？顯然，必須盡快處置“僵尸企業”，實現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整體提升。
陣痛是可以承受的，但切不可大意。相比上世紀90年代，現在我國的實力相當雄厚，經濟發展基本面好，新動力正在強化，新業態不斷出現，前景是光明的，經濟不會出現斷崖式下跌。社會就業形勢、財力規模、保障制度有了很大進步，抗風險能力強，只要處理得當，雖有陣痛，但不會很大，不會出現大規模的下崗失業問題。特別是人民群眾對我們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發展效益是理解的、支持的，對我們改善發展質量、產品質量、空氣質量是充滿期待的，這是我們最大的底氣。同時，對于推進過程中產生的矛盾和沖擊，切不可大意。具體推進的政策要有序配套、穩妥實施。比如，處置“僵尸企業”，要盡可能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對破產企業盡量實行“安樂死”。要高度重視、全力做好職工安置工作，防范引發社會風險。更加細致地做好社會托底工作，比如，個別產能過剩嚴重的地區會出現職工集中下崗和財政支出困難，要深入細致地研究和實施配套措施，認真拿出因應之策。
需要強調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一個窗口期，但窗口期不是無休止的，問題不會等我們，機遇更不會等我們。今天不以“壯士斷腕”的改革促發展，明天就可能面臨更大的痛苦。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得不邁過的坎，是不得不闖過的關，這項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必須加快步伐、加緊推進，避免“病情”越來越嚴重。
七問
如何確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預期成效？
目前對于新常態的認識有三種情況，大家都要照照鏡子，認識不到位的要盡快抓提高，思想不適應的要盡快換腦筋
當斷不斷，必受其亂。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則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把包袱留給后面，將來會得罪天下老百姓
排除干擾，心無旁騖，學好用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牢牢把握幾個重大原則，形成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整體合力
權威人士：毫無疑問，這不是一件輕松的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更要避免投機取巧。我們只有深化認識、下定決心，硬碰硬地干下去，才能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從目前情況看，對這個大邏輯的認識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認識逐步深入，適應更加主動，引領已經開始。這種情況在不斷增加，這是好的。
第二種是認識還不到位，一知半解，適應不太主動，引領基本無為，流于口號化。這種情況還比較普遍。
第三種是很不適應，沒有擺脫“速度情結”“換擋焦慮”的思維定勢，結果行動上自覺不自覺逆向而行。
大家都要照照鏡子，往第一種靠攏，認識不到位的要盡快抓提高，思想不適應的要盡快換腦筋。提高認識后，還要靠扎實的工作和頑強的毅力來完成這個歷史責任。當斷不斷，必受其亂。在推進過程中，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則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結果延誤了窗口期，把包袱留給后面，將來會得罪天下老百姓。1998年我們也面臨外需低迷、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的困境，當時頂住壓力，紡織業實行大規模限產壓錠，才有了后來經濟的強勁增長，才有了今天綜合國力的持續增強。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和改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排除干擾，心無旁騖，牢牢把握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幾個重大原則：
一是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任何束縛和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言行都背離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必須堅決反對。要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主動研究發展規律，不斷推進科學發展，持續改善人民生活。
二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生產力能否解放好、發展好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則性問題。對于政府作用，強調“更好發揮”，不是“更多發揮”，要集中精力抓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
三是堅持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必須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經驗。當前，要注重調動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企業家營造寬松環境，用透明的法治環境穩定預期，給他們吃定心丸。要為創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勵機制，調動其積極性。對各級干部，要堅持激勵和約束并舉，既堅持黨紀國法的“高壓線”，也要重視正面激勵，完善容錯糾錯機制，旗幟鮮明給那些嘔心瀝血做事、不謀私利的干部撐腰鼓勁。
總之，我們要學好用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來，形成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整體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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