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適應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階段性需求。
———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改革難度很大，改革要沖撞部門利益，靠部門自己改革不現實，必須有強有力的領導。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曾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
在眾多專家恢復國家體改委的呼聲最終未能實現的背景下，國務院近日同意建立由發展改革委牽頭的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負責協調解決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的重大問題，研究論證重大改革方案等。聯席會議由中央編辦、發展改革委等35個單位組成，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擔任召集人。聯席會議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
專家表示，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成立這樣一個聯席會議制度，應該是為了為此后進一步推進改革作出準備。但是這一較低級別的協調機制不能解決重大改革問題，今后隨著改革步入更廣更深的領域，還需要更高層次的制度或機構來協調。
是否恢復體改委“有三個拿不準”
近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經濟社會等領域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也越來越突出，繼續深化改革的必要性越來越凸顯出來。今年兩會前國務院機構改革討論中，不少專家希望能夠重新恢復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主導改革進程的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委)。31年前的3月，為了更好地解決經濟體制改革這個難度最大的問題，國務院成立體改委，由總理兼任主任，負責改革的總體設計，統一研究、籌劃和指導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這個機構幾乎參與了此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領域所有重大議題，直到2003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它被并入由國家計委改組而成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1982年3月，為了更好地解決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國務院成立體改委，由總理兼任主任，負責改革的總體設計，統一研究、籌劃和指導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體改委幾乎參與了此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領域所有重大議題。1998年，體改委改為體改辦，成為國務院辦事機構，200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中，體改辦也被撤銷。
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王峰后來在解釋國務院機構改革有關內容和考慮時表示，在是否恢復體改委問題上，“有三個拿不準”，“使得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很為難”，必須“慎重地去研究、去思考”：第一，當前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接下來的事，就是如何進一步地深化和完善。要不要再搞一個實體機構，拿不準；第二，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體”的戰略部署，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生態的，這五大領域當中都面臨著改革任務。在范圍如此廣泛、改革任務如此繁重的情況下，要搞一個這樣的機構，把所有的改革內容都統籌起來，干得了干不了，沒把握；第三條，這幾年各個領域已經成立了諸多專門負責改革的高層協調機制，效果不錯。在這種情況下，現在的體系不用，重新再搞一個機構來推進方方面面的改革，行嗎？拿不準。
對于外界的呼吁，王峰強調將就大家的意見共同地去研究、去論證，留待下一步再考慮這個問題。現在看來，研究論證的結果，就是建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專家表示需更高層次改革協調機構
全國政協委員、一直致力于體制改革研究的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就曾連續多年提交《建立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機構的建議》。遲福林昨日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成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適應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階段性需求。首先，當今中國，不光是經濟體制改革，還包括社會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這些體制改革都需要頂層設計。而目前改革面臨著部門利益協調問題突出的特點，需要有個改革協調機構來進行協調。現在成立這樣一個聯席會議制度，說明在這個問題上各界達成了共識，這適應了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需求。另外，十八屆三中全會就要召開，在這之前成立這樣一個制度，應該是為了為此后進一步推進改革作出準備。
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昨日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對這一聯席會議能否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并不樂觀。石小敏表示，成立聯席會議制度是對改革呼聲的一種回應。但他表示，改革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有危機感，二是要有新的理念。上世紀80年代，中國剛剛從文革中恢復過來，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全國上下都認識到了這一點。這是危機感。在理念方面，鄧小平關于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判斷是一個重大的理念轉變，由此產生的改革開放又帶來了新的認識。當時對危機感和新理念的認識方面是上下一致的，所以當時成立的體改委是由國務院總理親自兼任主任，副總理主持工作。這樣一個機構級別足夠高，而且超脫于部門利益之上，因此體改委在改革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成為改革的“中樞”。
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曾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他也認為“改革難度很大，改革要沖撞部門利益，靠部門自己改革不現實，必須有強有力的領導”。
遲福林也認為，聯席會議只是一個過渡的制度，今后隨著改革步入更廣更深的領域，還需要更高層次的制度或機構。因為目前的聯席會議只是部委之間的，只有上升到中央層面的設計和協調才能適應更深層次的改革。對此，遲福林可以考慮三種形式，首先，希望是中央層面的，能夠統籌協調經濟體制、社會體制、行政體制改革的機構；其次，可以是由國務院直接牽頭，由總理負責的協調機構；此外，還希望能有一個改革咨詢機構，不光只是部委坐下來研究協調，還希望能有專家和社會的力量加入進來。
（記者 辛省志 娜迪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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