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在中國繁榮與和平時期長大的一代人，愛國主義情感早早扎根在他們心里，被外媒稱作為中國驕傲的“自來水”。

　　他們樂觀、自信、務實，渴望“詩和遠方”，希望人生有更多新體驗……

　　面對未來，他們也有迷茫、困惑和壓力，擔憂“拖祖國后腿”。

　　他們，就是人數達1.9億的中國“90后”一代（1990—1999年出生，現年18—27歲）。

　　中國進入新時代，“90后”使命重大。記者采訪了10名“90后”男女后發現，他們雖然背景、經歷不同，但和中國其他代際群體相比，作為在中國經濟騰飛時期生長的一代，他們的所樂與所愁更具時代性和特殊性。

　　自信式愛國與不滿西方偏見

　　18歲的陳潔今年考上了山西大同大學法律系，這個夏天是她第一次離開家鄉——一個位于貴州省西南部的小鄉村。她說：“國家的強大是個人發展的前提。我相信祖國會越來越強大，讓越來越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和兩名大學同學創辦了杭州悟乎文化創意有限公司的林才標說：“我始終相信國家發展會越來越好。”他舉例說，10年前，他回家要換乘很多次車，現在坐高鐵幾個小時就到了。

　　他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時代。站在祖國這個巨人的肩上，能追求更大的進步。

　　在與“90后”交談中，記者能明顯感受到他們身上的愛國主義情感，而且這種情感十分理性。正如一名受訪者強調的，“愛國絕對不是一種無意識的沖動，而是通過很多次親身體驗、對比并認真思考后得出的結論。”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長鄧希泉是一名專門研究青年問題的“70后”。他通過多年的追蹤數據對比發現，在量上，90%的“90后”愛國主義意識非常強烈，與“80后”具有一致性，明顯高于“60后”“70后”；在質上，他將“80后”“90后”的愛國稱為“自信式愛國”。

　　他表示，之所以做這樣的區分，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有關。和“60后”“70后”相比，“80后”“90后”出生在中國經濟的騰飛時期，擁有了更多“出去看看”的機會，“越出國越愛國”。

　　這種現實對比讓“90后”在與世界打交道時更自信，同時對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偏見表示不滿。采訪中，70%的“90后”認同“西方國家總是用雙重標準來責難中國”，近80%的人認同“中國不需要實行西方的制度也能越來越好”。

　　在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王洪喆看來，“90后”的愛國主義之所以廣受關注，還與他們身上的歷史包袱少，同時又是互聯網最早的原住民有關——他們樂于在網絡等公開場合表達愛國情感，讓這種情感有了更多可見性。

　　從宣揚愛國主義的動畫片《那年那兔那些事兒》廣受“90后”歡迎，到“薩德”事件后很多喜歡韓國明星的“90后”粉絲自發聲明“國家面前無愛豆（idol）”，在事關國家利益的熱點事件中，“90后”表現出強大的自我動員與組織能力。

　　王洪喆說，正如美國有“特朗普粉”、日本有“cool Japan”一代一樣，青年愛國是全球現象。他提醒，全球青年一代都生活在消費主義主導的大眾媒介市場中，愛國主義等政治理念必須轉換方式才能進入青年人頭腦中。

　　“愛國主義教育應該回歸、發展并創新表達優秀傳統，既要了解青年人接受習慣，又要反思商業邏輯的煽動性屬性，不能一味迎合民粹和迷信市場力量。”王洪喆說。

　　自我實現與現實壓力

　　10名受訪者中，6人已經工作，他們有的是政府公務員，有的是私企員工，有的自己創業。初涉職場，他們在追求自我實現和應對現實壓力間尋找平衡。

　　25歲的張哲茜出生在中國東北的遼寧省。由于成績優異，她考上了中國著名學府北京大學中文系。

　　今年，碩士畢業的她順利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中央政府一個部門工作。雖然工作穩定，朋友羨慕，但是張哲茜已定下計劃：未來到基層去實踐鍛煉。她說：“我需要學會與農民打交道，了解更全面的中國。”

　　26歲的趙安琪在廣東深圳一家私企上班，她對目前的工作狀態很滿意。

　　同時，即便面臨住房、收入等壓力，她也沒有放棄當一名作家的夢想。下班后，她會花一些時間看書，并在網上寫點東西。她說：“讀書能豐富精神世界，滿足好奇心和想象力，我希望寫出一些激動人心的故事。”

　　林才標和同學王善楊、宋之裕則選擇了更為艱辛的創業道路。4年前，熱愛動畫的他們從中國美術學院畢業，創立了“Wuhu動畫人空間”，承接商業廣告。宋之裕說：“這個時代的機會很多，我們對于創業風險沒考慮那么多。”

　　如今，他們已成立杭州悟乎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團隊也增加到11人。今年春節期間，由他們制作的中國傳統文化風格的麥當勞廣告，在網絡的點擊量超過3億。

　　他們坦言，創業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化和高科技呈現方式及移動新媒體傳播方式結合起來。林才標說：“未來的創意產業拼的是創造力、想象力，我們需要更加努力挖掘中華民族文化的寶藏，最終做出像《大圣歸來》《大魚海棠》那樣的動畫電影。”

　　自我價值實現的意識和意愿明顯，是很多“90后”在職業規劃中表現出的突出特征。鄧希泉分享了他的調研發現：中國“60后”“70后”在做職業選擇時，對收入、就業地點、離家遠近、福利待遇等更加看重，“90后”則不僅關注收入，還關注自我發展空間。“當他們自我效能感明顯時，收入是處于第二位的選項，有時甚至不太在乎收入。”

　　美國學者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認為，當物質需要像呼吸空氣一樣理所當然時，年輕一代將強調自我表達、個人自由、自我實現等精神需求。鄧希泉說，現在“90后”中逐漸興起了“斜杠青年”的新興職業群體，即擁有多個職業身份和社會身份的群體，這會成為一種發展趨勢，說明“90后”的社會參與意識、自我實現意識明顯增強。他預計，未來“90后”一生只在一到兩個單位就業的情況將十分少見。

　　無悔追求與迷茫焦慮

　　23歲的小雪（化名）小時的夢想是出國留學。經過多年苦讀，她做到了，現在成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名學生。她說：“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是堅持自我，實現理想。”

　　她認為，人生只有一次而且如此短暫，不要總是顧慮太多、束手束腳。她計劃未來盡可能多地嘗試自己喜歡的事情。

　　不過，在采訪中，像小雪這樣“明確知道自己喜歡什么，將來想干什么”的比例并不高。很多受訪者對獨自面對來自社會、工作、家庭等各方面的壓力表現迷茫和焦慮，并對個人利益十分看重。

　　一些批評者將“90后”群體表現出的這種傾向歸結為頹廢主義、功利主義或個人主義，如果借用魯迅筆下九斤老太的說法，那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鄧希泉并不贊同給新進入社會的一代貼上負面標簽，即便新一代開始的表現并不是很好，何況“90后”出場時的群體表現十分驚艷。

　　他說：“從人類發展歷程看，成人世界總是以自身價值觀和眼光，來判斷進入社會結構中心舞臺的新一代會有哪些危險因素。社會變遷越快，成人世界對新一代的憂慮就越大。”但是他發現，往往代際沖突越激烈，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越足。

　　在訪問中，很多受訪者將“成就感”、“自由”、“美滿家庭”、“舒適”等作為理想人生要素。因此，很多“90后”的政治參與意識、對黨和國家大事的關注度更高。調查中，80％的受訪者表示“關注了十九大”，其中近75％的人表示“收看了現場直播”或“通讀了報告全文”。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終將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奮斗中變為現實。全黨要關心和愛護青年，為他們實現人生出彩搭建舞臺。這樣的表述讓不少“90后”感到鼓舞。在對中共十九大后青年人境遇的信心值進行打分（0-100分）時，10名受訪者給出的平均分為73.8分，且沒有低于50分的樣本。

　　王洪喆認為，“90后”是童年時期就開始經歷社會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代。正是這樣的成長經驗，讓他們對“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有著與生俱來的敏感。

　　很典型的一個事例是，曾在學生時代激烈批判應試教育的“90后”，在訪問中幾乎都不認同廢除他們曾經攻擊的對象——高考。在他們看來，高考制度是實現公平競爭的一個重要方式。

　　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實現這兩個階段的目標，“90后”責任重大。

　　王善楊說：“我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帶領我們走向美好未來，按照目前發展趨勢，兩個階段的目標應該能提前實現。但這需要我們這一代人目標更加明確，眼界更加開闊，在努力借鑒西方先進技術的同時堅持自主創新，以個人夢想的實現促進中國夢的實現。”

　　如何引導青年人書寫好人生華章？鄧希泉認為有兩個字十分重要。

　　一個字是“愛”，各級政府、全社會要充滿愛心，采取包容和積極視角來看“90后”對社會產生的影響。鄧希泉認為，當代青年的發展越來越難以由家庭承擔，需要由政府和社會來提供資源，給予支持。“青年一代出現群體性問題，往往首先是成人世界的責任。”

　　另一個字是“嚴”，在信任基礎上對新一代嚴加看護，并為青年不斷創造和優化成長環境。

　　鄧希泉說，任何一代青年人身上的特征都是兩面性的，要盡可能引導其往正能量方面發展。“十九大報告提出，希望青年在實現中國夢的生動實踐中放飛青春夢想，在為人民利益的不懈奮斗中書寫人生華章，正是強調在以集體利益為導向基礎上，關注個人利益，尊重青年主體性和合法權益。”

　　對于“90后”青年，鄧希泉強調了理想信念的“總開關”作用， 并希望他們結識好朋友、養成好習慣。他說：“希望多年之后，當‘90后’一代回憶往事時，并不是感官娛樂和刺激的蒼白回憶，而是青春時為了人生理想付出的辛勞、結出的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