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紀委副書記狠批“商人謀權”，在指誰？）

　　法制晚報訊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今起召開，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楊曉渡在談政商關系的演講中警示，有資本希望在掌握經濟權力之后，謀取政治上的權力，這是十分危險的。

　　觀海解局記者梳理發現，商人謀權可以粗略地分為兩類——直接攫取權力，以及利用官員做幌子當地下組織部長。

　　直接攫權，比如四川黑老大劉漢連任三屆省政協委員，其中兩屆還是省政協常委。間接用權，比如地產商人趙晉，一個人牽出至少6名省部級腐敗高官，其中3人還是他“爹”。

　　（四川黑老大劉漢失控痛哭）

　　直接攫權：女商人搖身變副縣長

　　楊曉渡在談到“斬斷官商勾結的利益鏈條”時指出，有些企業家特別愿意同政府官員打交道，有兩種情況是不正常的。

　　一種是資本希望求得一種照顧，但有違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另一種是資本希望在掌握經濟權力之后，謀取政治上的權力，這是十分危險的。

　　“從政府角度看，一些官員為了一己之私，利用手中權力涉租尋租，插手工程建設、土地出讓，侵吞國有資產，大搞利益輸送、大發不義之財，這有違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宗旨。”楊曉渡說。

　　觀海解局記者梳理發現，商人謀權可以粗略地分為兩類——直接攫取權力，以及利用官員做幌子搞地下謀權。當然兩者時有交叉出現。

　　（女商人王輝）

　　就直接謀權，山西呂梁“經商15年，一夜變副縣長”的例子比較典型。

　　據《瀟湘晨報》報道，呂梁下屬的文水縣有一名叫王輝的女商人，1992年后隨丈夫去外地經商，成立了一家集團公司。

　　經商15年后，生意成功的王輝在2007年底進入文水官場，2010年4月，她升任縣政協副主席，2011年6月，改任副縣長。

　　據文水當地官員介紹，王輝在北京做生意期間，擴展了自己的人際圈，經人介紹，認識了時任呂梁市委書記的聶春玉，由此回到了家鄉。

　　據《經濟觀察報》2012年的報道，在選舉縣政協副主席現場，一位政協委員稱，“選王輝當政協副主席是縣里的一個政治任務，市領導對縣委書記說，如果她選不上，你這個書記就別當了。選不上，政協主席也當不長。”

　　非但如此，連時任文水縣政協主席王志剛都被呂梁市委組織部的一個副部長找去談話，要求“保持好的局面，一定要保證選舉成功”。隨后，文水縣政協專門給政協委員中的黨員開會，要求與市委保持一致。

　　最終，全縣197名政協委員投票選舉后，作為唯一的候選人，王輝以120多票當選。

　　2011年6月王輝當選副縣長時，聶春玉獲升遷，成為山西省委常委，權力更大了。

　　為了讓王輝選上，文水縣要求各鄉鎮的人大主席保證選票，“哪個區丟了票，出了問題”，就要免職。就這樣，一個女商人短短4年內就成了副縣長，官場之路一片光明。

　　直接攫權：黑老大三進省政協

　　如果說女商人王輝攫取副縣長一職，僅僅是個副處級而已的話，有的商人則更為大膽，他們的手段甚至伸到了省里，比如此前引起廣泛關注的四川劉漢劉維特大涉黑案。其中，劉漢就有個鮮亮的頭銜——四川省政協常委。

　　（劉漢參加政協會議）

　　2014年4月，《湖北日報》刊發公安機關偵破劉漢劉維特大涉黑犯罪集團紀實文章《雷霆搗黑利劍除惡》。

　　報道披露，1993年以來，劉漢與劉維等人通過開設賭博游戲機廳、經營建材、從事期貨交易等活動，逐步積累經濟實力。2000年，劉漢將漢龍集團總部遷至成都，進入礦產、電力、證券、股票等行業非法謀取暴利。同時，用金錢鋪路，向當地政權組織滲透，獲取九屆四川省政協委員、十屆及十一屆四川省政協常委等頭銜。連他的馬仔——團伙成員孫某都是四川省人大代表、綿陽市人大代表、德陽市人大常委會委員。

　　戴上省政協常委等光鮮的“紅帽”的后，劉漢憑此政治身份暴力斂財400億，購置車輛數百輛，其中不乏勞斯萊斯、賓利、法拉利等大量頂級豪車。不但有經濟利益，他還憑借政治身份為黑社會行為尋求捷徑。

　　報道披露了一個細節：2009年的廣漢鬧市區槍殺案發生后，警方根據掌握的線索傳喚劉維到公安局接受訊問，劉漢以四川省政協常委的身份打電話給省公安廳某領導，說“家里人等著他吃年飯”，要劉維回家。一個小時后，劉維便被放回。

　　正是劉漢憑借職權關系處處妨礙辦案，使得槍案主角——劉維5年都無法歸案。

　　（劉漢之弟劉維）

　　同樣是在2014年劉漢劉維案宣判后，《第一財經日報》曾梳理了2004年起長達10年的23例較大型、由官方媒體通報的商人涉黑案件。報道發現，其中有10人曾出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9人參與過慈善事業，甚至還有全國聞名的“慈善家”。

　　比如原長春吉港集團公司監事局主席桑粵春，1998年以民營企業家的身份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新華網報道稱，桑粵春之所以能從一個不為人知的小混混搖身幾變，成為“紅遍”黑白兩道的民營企業家和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全國人大代表”這個“紅頂子”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在桑粵春任職的四年中，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通過騙取貸款和政府資金、虛報注冊資本、故意占用他人資金等手段，使其事業飛速發展。直至2002年10月22日，桑粵春被刑事拘留。

　　間接謀權：商人當地下組織部長

　　除了王輝、劉漢、桑粵春等直接攫取權力的類型，商人謀權還有一種極為隱蔽的形式——藏身官員幕后，做地下組織部長、關鍵商人。

　　去年9月，《法制日報》曾盤點過這類商人的代表。報道稱，劉衛高、趙晉、徐明、周濱……近年來，伴隨著眾多高級別官員的落馬，一些“關鍵商人”的名字逐漸走進公眾的視野。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在接受該報采訪時表示，部分官商勾結現象已不是簡單的經濟性腐敗問題，而是嚴重的政治性腐敗問題，一些商人不僅利用官員手中的權力獲得壟斷經濟利益，有的甚至成為“地下組織部長”。

　　去年2月，觀海解局記者曾梳理了地產商人趙晉的利益圈，發現至少有6名“落馬”的省部級干部與他有關。

　　（趙少麟受審）

　　其中3人是他“爹”。其父趙少麟，曾任江蘇省委常委、秘書長，趙少麟在退休8年后被查；第二個是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何家成，他是趙晉的“干爹”；第三個就是河北省委原書記周本順，趙晉是其妻子的干兒子。

　　另外3人則是原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市公安局長武長順，江蘇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以及山東省委原常委、濟南市委書記王敏。

　　他們的勾連關系多是為了謀利。比如檢察機關在指控王敏的起訴書中稱，其利用擔任山東省濟南市委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為山東誠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趙晉等單位和個人在房地產開發、職級晉升、工作安排等事項提供幫助。

　　至于“地下組織部長”， 山西金業煤焦集團董事長張新明則頗為典型，其被稱為“山西首富”、“三晉首席煤老板”、“山西賭王”、“太原地下組織部長”……

　　2014年8月，《華夏時報》曾報道，“張新明江湖氣很重。”太原市一位公務人員表示，“他很張揚，什么事情都敢做，我曾聽到過他在電話里罵太原一個部門的副局長，全然不顧周邊什么環境，有沒有人。”

　　一個月后，《山西日報》發表評論痛斥“商人當地下組織部長”。文章稱，山西政治生態突出問題之一，就是干部腐敗多發連發與選人用人不正之風如孿生兄弟，如影隨形。

　　近期查處的腐敗案件表明，選人用人風氣不正表現多樣，有的甚至以煤為媒、以地為媒，商人為官員出錢、官員為商人輸利，商人充當地下組織部長、票子厚度決定升遷位置等等。如此選人用人，如此錯誤導向，影響惡劣、誤黨害民，刷新吏治、勢在必行。

　　反圍獵：清除黨內政治隱患

　　新型的“政企”關系該是怎樣的狀態？概括起來，其實只有兩個字——親、清。

　　在今天的演講中，楊曉渡表示，親是團結、協同、互相尊重；清則是清白干凈，政府廉潔，企業規矩。“我們堅持有腐必反，老虎蒼蠅一起打。我們嚴肅查處潛規則，嚴防暗箱操作。特別是嚴肅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相互交織的案件，著力清除黨內的政治隱患。”楊曉渡說。

　　同樣是在今天，《中國紀檢監察報》在頭版刊發評論《反“圍獵”，是領導干部“必答題”》。文章稱，“反圍獵”自律和他律一個都不能少。

　　（何家成受審）

　　關于自律，“圍獵者”為什么能長驅直入、手到擒來，真的是因為手段太高、花樣太多、套路太深而導致防不勝防嗎？錯了，“高飛之鳥，易死于食；深潭之魚，易死于餌”，心存貪念、私欲膨脹、利字當頭，用權先問對自己、親人、家族有沒有好處，自然就會城門洞開、防線失守。

　　加強他律方面要認清，“圍獵”的實質是搞利益輸送、權錢交易。要阻斷這種交易，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不斷壓縮“圍獵”現象生存空間和滋生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