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琮（cóng）資料圖片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嵌綠松石銅牌飾資料圖片

　　前些天，記者在北大聽講座，發現早期中國存在一個“朋友圈”。

　　臨近2016年末，北京大學人文社科研究院邀請考古界一流學者，以學術PK的方式，介紹浙江良渚、陜北石峁、山西陶寺、河南二里頭等重要遺址的發掘和研究成果。

　　與河南老鄉、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雷興山一起，記者在現場體驗了考古學界的“華山論劍”。

　　考古大咖們的演講精彩不斷，最讓我們震驚的，是四五千年前的江南、塞北和中原，竟然有很多的文化交流和碰撞。早期中國文化交流的范圍之廣，超出我們的想象。

　　考古發掘表明，巔峰期的良渚曾舉兵北征，逐鹿中原。地處陜北的石峁人，“也應該知道遙遠的江南有一個良渚世界”，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孫周勇說，他相信早期中國社會存在著一個上層奢侈品的交易網絡。

　　中國人民大學韓建業教授則認為，中國史前文化存在廣泛的互動和融合，大范圍的文化交流和互動，促進了社會變革和進步。處于中國地理中心的鄭（州）、洛（陽）地區，成為交流和互動的核心區域。大約4000年前，各地文化先進因素在這里完成整合，中國歷史進入多元一體的王朝時代。

　　這次文化整合意義重大。中國雖然屢屢王朝更替，但一代接著一代，傳承關系非常清楚。即使有分有合，分裂時不忘統一，統一時努力維護統一，成為世界上唯一連續發展而從未中斷的文明古國。韓建業認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四五千年前，經過長期的交流互動，形成了以中原為核心的文化統一體。而后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文化整合，也都發生在中原地區強盛的時期。

　　“動手動腳”發現“滿天星斗”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這兩句話影響深遠。

　　中國歷史悠久，國人歷來為此自豪，但中國文明究竟是什么時候起源的，又是如何起源的，過去沒有人深究。對于傳說的三皇五帝，過去人們對此深信不疑。

　　上世紀20年代，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等人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古史辨運動，質疑“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構成的中國上古史系統。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考古學肩負起重建上古史的使命。傅斯年“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之說，就是要通過考古尋找中國早期歷史的直接證據。

　　從那時開始，中國考古“動手動腳”，逐漸成為顯學。最初的幾十年，重大考古發現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區，隨著三門峽仰韶、安陽殷墟、鄭州商城、偃師二里頭、新鄭裴李崗等遺址先后被發現，中原文明譜系漸漸清晰起來。因其他地區考古成就十分單薄，“中原起源說”成為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其他地區的文化都是受中原影響的結果。

　　但自上世紀80年代起，與文明起源相關聯的考古新發現一個接著一個出現。

　　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發現巨大的仰韶文化遺址，其中心建筑面積達290平方米；

　　遼寧省凌源牛河梁發現紅山文化后期祭祀中心遺址，包括“女神廟”、長方形祭壇和三重圓式祭壇；

　　浙江余杭發現良渚遺址，美輪美奐的玉器，巨大的城址，宮殿區、內城、外郭城三重結構，顯然已經達到很高的文明水準。

　　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發現巨大的古城遺址，面積達100萬平方米，是當時發現的龍山時代30多座城址中最大的一座。顯然這也是一個文明中心，其發展水平應該不低于良渚文化。

　　有趣的是，這個時代發現的重要遺址都不在中原，而是分布在中原的四周。從此，學術界主流觀點發生轉變，認為中國文明并非僅僅從中原發源，而是有許多起源中心的，中國現代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將全國考古學文化分為十區，后來又歸并為六大區，即中原區、海岱區、燕遼區、甘青區、兩湖區和下江區，這就是所謂多中心說。蘇先生用富有詩意的語言，表述為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說。

　　不過，蘇先生認為，六大文化區之間并非互不關聯，它們之間碰撞融合，形成一個“朋友圈”，在越來越多的文化交流中，形成以中原為中心的“多元一體”格局。

　　8000年前“朋友圈”有了雛形

　　“世界這么大，我想去看看。”一位鄭州女教師寫下的字條，曾引發全社會共鳴，喜歡遠方的人真不在少數。

　　遙遠的古代，喜歡遠游的人應該也不少，各種原因引發的遠游和遷徙，大概是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動力。而文化交流的方向和模式，則是地理環境決定的。

　　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曾詳析中國地理環境：地域遼闊、地形復雜，自然環境各不相同，在漫長的史前時期，逐漸發展出諸多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如“滿天星斗”。而中國的四周為高山、大川、沙漠、海洋所環繞，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有一種天然的多元向心結構，各文化區相互之間必然發生聯系，構成一個“朋友圈”。

　　處于地理中心的中原，自然與其他文化區發生更多的交流和互動。或許中原最初的發展水平并不比其他地區高很多，但更廣泛的交流和互動，使中原博采周邊文化成就，加以融合發展，越來越成為“朋友圈”的中心，當上了“群主”。

　　據韓建業研究，這個“朋友圈”在8000年前就有了雛形，中原地區的裴李崗文化的遷徙，對“朋友圈”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

　　裴李崗文化的陶器形制規整、火候均勻、器類豐富,壺類造型多樣、功能細化，還發明了鼎這種中國最重要的炊器；石鏟、鋸齒形石鐮等工具磨制規整，石磨盤多琢出四足，發展水平要明顯高于周圍文化。裴李崗文化聚落已小有分化，小的面積僅幾千平方米，較大的舞陽賈湖遺址有5萬平方米，新鄭唐戶遺址更是達30萬平方米。

　　從陶器、石制工具、住宅、葬俗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韓建業認為裴李崗文化對其他地域文化影響很大，它強盛時向西擴大影響，將渭河流域、漢水上游和黃河中游以北地區與中原聯系在一起；衰敗時向東遷徙，將中原文化因素滲透到黃河下游和淮北地區文化中，從而形成早期中國文化“朋友圈”的雛形。

　　5000多年前“朋友圈”正式形成

　　在韓建業看來，早期中國文化“朋友圈”五六千年前就正式形成了，完成這一“大業”的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

　　廟底溝遺址位于三門峽陜州古城南，經考古發掘之后，以其為代表的文化遺存被命名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

　　大約6000年前，廟底溝類型異軍突起，極具活力，迅速拓展影響范圍。這個類型文化出現后，從自己的核心區——豫西、晉南、關中東部，向周圍強力輻射，西到甘肅、青海、四川西北部，東到河南東部，北過河套，南達江漢。它的影響還波及更遙遠的地區：東北遠及內蒙古東南部和遼寧西部，東達渤海和黃海之濱的山東和江蘇北部，南面則跨過長江，深入長江中游地區。尤其是廟底溝富有特點的彩陶，更是廣泛傳播，掀起了史前中國一次壯闊的藝術大潮。

　　研究者認為，廟底溝類型的強力擴張，不僅使仰韶文化內部形成空前一致的文化面貌，更使其他地域文化交融聯系，形成“朋友圈”，人類學、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稱之為“中國相互作用圈”。

　　“這個在公元前4000年前開始形成，范圍北自遼河流域，南到臺灣和珠江三角洲，東自海岸，西至甘肅、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張光直在《中國考古學論文集》中寫道，“我們看見了一個會持續1000多年的有力程序的開始，那就是這些文化彼此密切聯系起來，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這些成分把它們帶入了一個大的文化網。”

　　廟底溝的強力擴張，激發了周邊文化的活力，促進紅山文化、大溪文化的發展。但數百年后，廟底溝的強勁勢頭衰退，周邊地區開始反彈，來自南方的屈家嶺文化占領南陽，越過平頂山，到達鄭州一帶；來自東方的大汶口文化也越過豫東，進入中原腹地。

　　這個時期的中原無疑處于低潮。對于當時中原的人們來說，外來文化因素的大量進入，必然意味著一次痛苦的經歷。但這次被動的文化交流，卻也意味著更多的吸納、更多的學習和交流，在經過磨難和奮爭之后，日益增強的外來影響，反而逐漸轉化為新的能量，中原文化逐漸又活躍起來，出現一些新的器物，表明中原重新開始了主動吸納、融合創新的道路。又經過約1000年的激蕩沉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周邊考古學文化的光芒漸漸黯淡，而中原文化強勢崛起，奠定了此后數千年的文明核心地位。

　　中原文化為何逆勢崛起？

　　早期中國“朋友圈”形成1000多年后，社會經歷深刻變革，成員換了一茬又一茬，有的是新面孔，有的是后繼者。在距今4000多年前，這個圈里的成員主要有良渚、石家河、陶寺、山東龍山、陜西龍山、河南龍山（王灣）等。

　　距今4000多年前那段日子，大家似乎過得都還不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都出現了一些發達的文化。如黃河上游的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黃河下游的山東龍山文化、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等，各具特色，盛極一時，在某些方面獨領風騷。各地不約而同地出現繁榮景象：聚落數量增多，規模擴大，反映出社會的發展和人口較大幅度地增加。

　　但在距今4000年左右，情況卻突然間發生巨大變化。各地的聚落數量銳減，規模也顯著縮小，人口似乎大幅度減少。“朋友圈”中曾經風光無限的大咖相繼消失，被一些新面孔取代。而奇怪的是，這些新面孔都沒有“前任”帥，穿得也沒有“前任”體面。整個社會似乎都在退步。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河南龍山文化。河南龍山文化發展為新砦文化、二里頭文化，一脈相承，沒有斷層，也沒有衰退，反而吸納、整合良渚、山東龍山等先進文化因素，生機勃勃，逆勢崛起。

　　中原崛起，周邊大范圍衰變，這是為什么？這個謎一樣的問題，引起了學者們濃郁的興趣，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王巍對此有深入研究和獨到見解。

　　大范圍衰變為哪般？

　　在黃河下游，山東龍山文化繼承大汶口文化傳統，并再創輝煌，其酒器豐富多彩、造型優美，質地純凈的黑陶和白陶，制作工藝極為復雜，尤其壁厚不足1毫米的“蛋殼陶”，令人嘆為觀止。但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山東龍山被岳石文化取代，其陶器、石器、玉器，都與“前任”相差甚遠。

　　在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盛極一時，其高超的琢玉工藝、精美絕倫的各種玉器，以及神秘的祭壇、巨大的城址，都令人驚嘆。但良渚之后分布于長江下游的馬橋文化，玉器很少，陶器的質地、造型、制作工藝也與良渚相差甚遠。

　　大范圍衰變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原崛起打壓了其他地域文化嗎？史書中有大量堯、舜、禹征伐“三苗”的記述，學界一般認為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就是“三苗”，考古發掘也證實，石家河文化衰落后，該地區呈現中原文化面貌，被納入中原文化系統。

　　良渚的衰落，也可能與此有關。王巍指出，在長江下游地區，相繼發現了與豫東龍山文化風格相近的文化遺存，它們被稱為“南蕩遺存”或“廣富林遺存”，其年代晚于良渚文化。似乎在良渚文化軍事擴張失敗之后，中原勢力南下到達長江下游地區。他們的到來可能與良渚文化的衰落有關。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也認為，考古學線索表明，良渚的衰落始自北征的失敗。

　　但軍事征伐不能解釋其他地區文化的衰變。王巍認為，氣候的異常變化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據國內外古環境專家研究，距今4000年左右，全球相當一部分地區氣候異常，氣溫大幅降低，降雨極不正常。而先秦不同文獻均記載了堯舜禹時期的氣候異常和大規模洪水泛濫。在山西陶寺、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均發現洪水泛濫留下的痕跡。一些良渚文化遺址中，發現厚達半米多的淤泥層。

　　上述種種，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氣候異常、災害頻發、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從而導致大范圍文化衰變。

　　中原文化務實進取

　　在那次大范圍的自然災害面前，中原地區沒有衰落，反而在戰勝災難的過程中興盛起來，原因何在呢？王巍從自然環境和文化性格等方面進行了解讀。

　　黃河中游位于中國的二級臺地，地勢高低錯落，古代人多聚居在河邊的臺地或山坡上，因此受洪水的影響較小。二里頭文化來自嵩山地區的王城崗、新砦，與洛陽盆地相比，更可免受洪水泛濫之苦。此外，黃土滲水性好，洪水退后，可以迅速恢復生產，進行自救。中原種植粟、黍、小麥、稻、大豆等多種農作物，農業的多樣性，也使其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更強。

　　中原逆勢崛起，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務實進取、韌性十足的文化個性。

　　大量的考古發現，使學者們對不同地區文化個性有十分清晰的認識。紅山、良渚、石家河等文化的貴族墓葬中，往往隨葬數量眾多的高等級玉器、精美陶器。凌家灘遺址的一座墓穴雖不足7平方米，隨葬品卻多達330件，僅玉器就多達200件。這些地區文化宗教色彩相當濃厚，無節制地將大量社會財富、人力物力揮霍于非生產性的宗教祭祀建筑和活動中。

　　而中原遺址也有恢弘的建筑、大型的墓穴，但隨葬品不多，一般只有幾件陶器，一把玉鉞。嚴文明先生指出這是一個“務實進取”的文化，“強調軍權和王權，講究氣派，卻不尚浮華”。

　　王巍認為，中原文化務實進取，注重可持續性發展，這是其戰勝自然災害的重要原因。治理洪水需要分工協作，組織嚴密，在這樣的過程中，中原文化增強了社會動員能力，完善了管理機構，加快了向文明社會邁進的步伐，使得中原逆勢崛起，建立夏王朝，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

　　二里頭崛起“最早的中國”

　　“中原崛起之后，周圍地區的文化與社會并非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退步，而是由于自然和社會、內部與外部的原因，其文明化進程或多或少地改變了方向，即從原來的以自己的獨自發展為主的軌道改變為以中原夏商王朝為核心共發展的軌道上來。”王巍說，“就中華文明形成的總體趨勢而言，是從多元走向一體，各地先進的文化因素匯聚到中原經過整合，形成夏、商文明，又向周圍地區輻射。”

　　中國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標志，是二里頭遺址。

　　在北大講座中，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二里頭工作隊長許宏對“最早的中國”進行介紹，他將中國上古史分為前中國階段和中國階段，前者為無中心的多元，后者為有中心的多元。他認為二里頭是中國歷史從多元到一體的節點，并且在諸多制度上開啟了中國古代王朝文明的先河。

　　二里頭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和雙輪車車轍，發現了手工業作坊區、禮儀用青銅器等，還發現有“四合院”和多進院落宮室群，其遺址規模和遺跡現象，都表明它已經具備了王國氣象。許宏說，二里頭的文化在當時影響力很大，各地選擇性地向二里頭看齊，以二里頭為高、為大、為上。長江上中下游遍刮二里頭風，連云南都發現有二里頭風格的牙璋。這些二里頭文化向外輻射的跡象，顯示了其中心地位。

　　在建筑方面，王室“四合院”的建制、城市沿中軸線布局，也都肇始于二里頭。基于以上，他認為二里頭既具有國之氣象，又處于中國從多元到一體的節點，其若干元素還被后世繼承，故稱之為“最早的中國”當無異議。（首席記者 姚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