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邏輯框架下，在中國經濟深度嵌入全球核心價值鏈的今天，作為全球最主要的兩大經濟體，中美兩國在地區和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日漸增多，沒有人懷疑中國有朝一日會成為美國的最大投資國。無論是全球層面上的經濟增長、金融市場穩定、貿易新規則重構，還是中美各自復雜經濟問題的有效解決，實際已擁有更多共同利益、面臨更多共同挑戰。因而，不管矛盾如何錯綜復雜，也應不妨礙兩國政府與民間攜手放大共同利益。
與7年前相比，全球經濟與金融的穩定基石似乎出現了更大裂縫。
7年前，由雷曼兄弟破產引爆的超大規模金融危機，其對全球抗擊打能力較弱經濟體造成的“達爾文主義”式沖擊，直到今天依然未能徹底修復。此輪危機在將全球自2003年至2007年黃金發展時期所取得的成果吞噬殆盡的同時，也給全球經濟的未來發展注入了新的不確定性，全球經濟或將因此步入十年寒冬。盡管之后在全球經濟火車頭—中國的一攬子刺激政策帶動下，在全球20個最重要經濟體（G20）經濟政策的局部協調下，各國相繼迎來弱式復蘇，但整體而言很不穩定，基本上是在假性復蘇與局部衰退之中徘徊。而在這7年間，主要發達國家不時啟動的量化寬松政策，在損人并不最終利己的同時，也為全球經濟發展與金融穩定注入了新的不穩定因素。
作為全球經濟的兩大龍頭，中美兩國經濟在過去7年中的整體表現乏善可陳，但已是排名前十位的經濟體中表現最好的。7年前，中國盡管面臨被動式衰退，但在當時的中國經濟政策工具籃子里，并不缺少對經濟熱啟動的有效工具。世人看到，中國僅憑一己之力就能對處于深度衰退的全球經濟施行人工呼吸，中國在從衰退泥淖中率先上岸的同時，也通過向美國經濟注入流動性，直接帶動了美國的復蘇。對于中國為全球經濟與金融穩定的貢獻，G20成員國在匹茲堡峰會及倫敦峰會上均予以充分肯定。在那幾年，除中國之外，沒有其他國家可做到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左右。中國不僅在過去7年里將經濟規模由5萬億美元迅速做大到10萬億美元，而且在貿易體量方面也躍居全球第一，中國還以本國較為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基礎，通過有效的機制化設計，向周邊國家和世界提供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公共產品，并嘗試扮演區域性的體系擔保人角色。至于迄今為止仍是全球唯一超級經濟強國的美國，過去7年盡管有備受世人詬病的量化寬松政策陸續出臺，盡管有不少包含戰略打壓中國經濟的雙邊或多邊動作，例如為配合重返亞太戰略所采取的一系列經濟圍堵，尤其美國主導推動環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盡早簽署。但華盛頓部分政客的喧囂并沒有形成對理性的商業領袖和科技巨頭的全面思想滲透，美中經濟合作依然是美國絕大多數財經大佬們的共識。事實上，相對于TPP，美國商界領袖對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給美國經濟帶來的福利效應更抱有期待。高盛負責人干脆將BIT視為中美關系的歷史性契機。而像蘋果等科技巨頭，對中國市場更是抱有太多期許。
世人都已看到，今天的中國早已不再只是凈資本輸入國，而已初步具備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力，有能力對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輸出資本和生產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對美國的投資超過95億美元，與中國剛剛加入WTO的2002年時相比，增長了20多倍。而就在5年前，中國對美國的投資還不足35億美元。而今年上半年，中國對美投資就達到64億美元，而且這個趨勢還在持續。沒有人懷疑中國有朝一日會成為美國的最大投資國。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邏輯框架下，在中國經濟深度嵌入全球核心價值鏈的今天，作為全球最主要的兩大經濟體，盡管各自經濟政策必須首先服務于國家利益，但卻不能在非合作性博弈道路上愈走愈遠。
在全球經濟依然存在巨大不穩定之際，在雷曼兄弟破產7周年之際，在中美兩國經濟亮色均不明顯的時刻，習近平主席下周將出訪美國，這就是一件極具國際責任感和飽含合作性博弈因子的大事。先得承認，中美之間確實存在戰略利益的沖突，這是作為兩大經濟體國家關系中的常態性存在，無須回避。而近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對中國、對中美關系發展趨勢的顧慮、憂慮乃至焦慮顯著上升。在美國國內有關對華戰略的辯論中，一些學者和政治精英認為中美雙邊爭議問題日益突出，且短期內難尋符合兩國利益的解決之策，因而稱美國對華戰略共識趨于“消解”，中美關系達到了“臨界點”。對此，一些輿論對中國牽頭成立的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公共產品的宣傳報道帶有明顯的陰謀論色彩。事實上，中美經貿總量超過5500億美元，兩國之間建立了近百個官方溝通渠道，雙方人員往來每年近500萬人次。除了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已形成的相互依賴關系，中美兩國在地區和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日漸增多，實際已擁有更多共同利益、面臨更多共同挑戰。
日本之所以不遺余力地挑起與中國在區域乃至全球范圍內的非合作性博弈，蓋因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提升超出了日本的預期，而日本賴以主導亞洲政經事務的前提當然是日美同盟。因此，向來具有強烈優越感同時對自身又具有強烈不安全感的日本，對TPP談判的熱望，對中國牽頭成立亞投行的抵制，從本質上而言，就是不希望亞洲經濟的發展脫離日本的秩序框架控制。但是，面對絕對經濟體量早已超過日本的中國，日本在中國主導的區域經濟合作以及中美戰略與經濟合作中制造雜音的行為空間只會越來越小。
中國決策層和商業領袖深知，美國是這個星球上最有戰略謀劃能力的國家，國家利益永遠是白宮和華爾街金融資本對華經濟政策首要考量對象，美國依然握有不少鎖定對華經濟戰略力量的工具，中國無論是在制造業、金融業還是貿易價值鏈環節，短期內都不具備全面超越美國的能力。滬深股市近三個月來的大動蕩，說明中國離建立強大的資本市場還有相當長一段距離要走。而要啟動約束條件重重的國企改革，中國當然需要借鑒美國的市場經驗，當然更要找到能破解這一世界級難題的鑰匙。
對有遠見的兩國政治家而言，不管中美兩國的矛盾如何錯綜復雜，也應不妨礙兩國攜手放大共同利益，只有瘋子才會引爆中美戰略沖突。無論是全球層面上的經濟增長、金融市場穩定、貿易新規則重構，還是中美各自復雜經濟問題的有效解決，都離不開有遠見的兩國政治家和商業領袖在尋找利益共同點的基礎上，將兩國打造成為全球經濟與金融的穩定之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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