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市場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業的票子、供官員兼職的位子”——近年來，“紅頂中介”這種官場、市場“通吃”的特性，使得其在行政體制改革的背景下，猶如過街之鼠人人喊打。
5月12日，國務院召開的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職能轉變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指出，再砍掉一批行政審批和核準項目，再砍掉一批審批中介事項……所有這些，都指向了背靠權力“大樹”的“紅頂中介”。“紅頂中介”是否能夠摘掉“帽子”，從歷史的舞臺走下來，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削減行政審批改革成效
中介機構是依法通過專業知識和技術服務，向委托人提供公證性、代理性、信息技術服務性等中介服務的機構。它在促進政府部門依法履職、為申請人提供專業技術服務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然而，一旦戴上“紅頂”這個帽子，中介機構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儼然成了行政審批的“攔路虎”。在某些情況下，申請行政許可必須要經過“紅頂中介”的首肯。一些審批即便不符合法定條件，但經過“紅頂中介”的“運作”，也可以順利完成行政審批。
比如，據媒體報道，在云南昆明，老百姓若要辦理公積金貸款業務，在政府指定機構辦理擔保和公證，審批流程快，但費用高;如果自己找擔保機構，費用雖然可以節省一多半，但在程序上相對繁瑣，往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兩相對比之下，“紅頂中介”的“能量”不容忽視。
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背景下，“紅頂中介”無疑成了一道阻礙，削減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成效。
一些中介服務機構掛靠行政單位，“創收”豐厚，成為“小金庫”的重要來源。官商勾搭之下，“紅頂中介”里的權力“變現”、利益輸送已成為公開的秘密。有些部門借“紅頂中介”轉嫁自身應承擔的費用，或報銷部門、個人費用;有的部門工作人員則在“紅頂中介”兼起了職，領取加班費、補貼等……
審計工作報告顯示，2013年，衛生計生委、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等13個部門主管的35個社會組織和61個所屬事業單位利用所在部門影響，采取違規收費、未經批準開展評比達標、有償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共計29.75億元，部分單位違規發放津補貼1.49億元。
這份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報告還揭露，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2013年在受住房城鄉建設部委托進行綠色建筑標識評價過程中，未經批準違規收取參評單位評審費1418.55萬元;中華醫學會未經批準違規收取資格考試復訓費1965.04萬元，將618個繼續教育培訓項目的1.14億元收入存放賬外。
上述事例僅僅是“紅頂中介”亂象的“冰山一角”。2014年的第三輪巡視問題“賬單”顯示，八大央企普遍存在關聯交易、利益輸送問題;環保部、文化部被指出存在違規審批、利益交換等隱患。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相關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2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查辦中介組織貪污賄賂犯罪達923人，分布于工程建設、金融信貸、土地礦產、財政稅收、國有企業等行業，涉案領域比較廣泛。
“‘紅頂中介’不僅攪亂了市場，也攪亂了官場，滋生了腐敗。”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重慶市規劃局原局長蔣勇受賄案就是典型一例。蔣勇利用其情婦建立的中介公司，在建設工程咨詢、代理及項目策劃、規劃咨詢等方面提供中介服務，通過所謂的“規劃咨詢”聚斂錢財，收受賄賂多達千萬元。
體制改革不徹底的產物
“紅頂中介”的種種弊端早已不言自明，人們不禁要問，“紅頂中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為何如此難以清除?
2014年，浙江省溫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原主任吳堅正“落馬”。據通報，吳堅正在擔任溫州市人防辦副主任期間，通過“紅頂中介”壟斷地下工程施工圖的設計和審查，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把職能移交給一些下屬公司、中介來承擔……把一些工作、做法變成一種壟斷來運作。”吳堅正這樣供述。
記者了解到，“溫州民防協會”是溫州市人防辦的下屬社團，主要職能是審查溫州所有與人民防空相關工程的施工圖。同時，該協會設有一家地下工程設計咨詢公司設計人防工程相關圖紙。
就這樣，溫州所有地下工程施工圖的設計和審查工作都被“溫州民防協會”壟斷。溫州的地產建筑商都知道，施工圖審查必須要找這家地下工程設計咨詢公司，否則無法通過工程驗收。憑借行業壟斷的優勢，這家“紅頂中介”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正中列舉了“紅頂中介”的三種主要類型：一類是指由政府轉型過來具有審批權的組織，這些組織過去是政府部門，后來變成了協會;一類是捆綁在政府主管部門的協會，主管部門有一部分職能隱藏或者直接委派給這類協會;還有一類機構是政府主管部門領導退休下來以后在里面任職。
在受訪專家看來，“紅頂中介”之所以能夠腳踏“官場”和“市場”兩只船，一面收市場之利，一面攬政府之權，根本原因是行政體制改革不夠徹底，沒能打破行業的壟斷，從根本上切斷政經利益輸送的鏈條。
竹立家指出，“紅頂中介”的形成與官場和市場的邊界不清晰有關。他主張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從根本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厘清權力和市場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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