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對于當前中國是否迎來新一波官員下海潮輿論界仍存在分歧，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辭職正在成為一些官員的選擇。
“在得知辭職獲批的消息之后，我長長地舒了口氣，吁……”2014年7月，浙江省平陽縣原副縣長周慧在經過了半年多的猶豫后，終于辭去公職。在辭職感言中，他寫道：“這一刻，仿佛云淡風輕，自由的氣息似微風拂面。”
38歲的周慧，此前的仕途順風順水。22歲從鎮黨政辦秘書起步，經過縣政府辦秘書、綜合科副科長、縣司法局副局長、鄉長等崗位的歷練后，33歲即擔任溫州市龍灣區副區長，成為該市最年輕的副縣級干部之一。
周慧的辭職令很多人不理解，包括他的家人。他的一位長輩將他的辭職形容為“晴天霹靂”“大家庭的巨大損失”。
不理解和反對，似乎早在周慧的意料之中。他在辭職感言中對自己的舉動解釋說，“每個人都應該遵循自己內心的想法去選擇自己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夠自我掌控的生活。”
辭職，讓周慧在官場顯得有些另類，但他卻并不孤單。
這兩年，官員辭職的新聞頻繁見諸報端。僅廣州一地，自2013年以來就有至少6名處級以上干部辭職下海，比如廣州南沙區原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孫雷下海，擔任杭州傳化科技城有限公司總裁；廣州公安局人事處原處長陳偉才去格力股份有限公司任副總裁；廣州蘿崗區副區長王建新跳槽到中國建筑工程總公司。
除此之外，被媒體廣泛報道的辭職官員還有國家質檢總局原新聞發言人陳熙同，杭州市金融辦原黨組書記、副主任俞勝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訪局原副局長黃力群等明星官員，他們也都不約而同地在近期辭去公職，選擇下海。
事實上，見諸報端的辭職官員只是這個特殊群體中的一小部分。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了解，僅國務院某部委今年上半年辭職的公務員就多達20余人，其中大多數為副處級以上官員。這一數字超過了該部委去年全年辭職人數的總和。
盡管對于當前中國是否迎來新一波官員下海潮輿論界仍存在分歧，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辭職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官員的選擇。
中斷的仕途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通過采訪梳理后發現，這批體制出走者在行政級別、地域和去向上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以副處級、處級官員居多，大多在35歲左右；主要來自發達地區，如廣東、浙江和北京等地；絕大部分的去向都是商界，具體行業則是五花八門，既有汽車、房地產、釀酒等實體經濟，也有金融業、互聯網等虛擬經濟，但多數都與之前從政時主管的業務有關。
比如，有報道稱，近幾年從廣州市城建系統辭職的8名官員，除1人跳槽到建筑行業外，其余7人全部選擇到房地產企業落腳，業務聯系非常明顯。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辭職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辭職是一個很私人化的話題，在每一位辭職官員背后，或許都有他不愿為人所知的原因，比如仕途、收入、志向，甚至對子女的培養，很難籠統地歸咎于某項政策。
盡管如此，輿論仍認為，當下環境客觀上降低了公務員崗位的吸引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明顯加大反腐力度，使得官員不好當；轉變工作作風，嚴格執行中央‘八項’規定，公務員灰色收入拿不到或減少，并且容易受到公眾質疑；中央加大查處裸官的力度。這種大環境的改變，一定程度上與官員辭職有關。”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說。
他認為，所有跡象表明，國家正在加大對公務員隊伍的治理力度，所以會出現“大浪淘沙”的現象。而部分公務員，尤其是在一定領導職位上的官員也會權衡自身在政界發展的前景。
2014年8月，深圳市大鵬新區原黨工委書記劉燕辭職曾引起不小的轟動。
44歲的劉燕，曾創造了多個深圳官場上的“奇跡”：32歲任團市委副書記，成為深圳最年輕的副局級干部之一；36歲被任命為南山區委常委、紀委書記，成為南山區最年輕的區委常委；38歲當選深圳團市委書記，成為深圳最年輕的正局級干部，也是深圳首個70后正局級女干部。
當地媒體報道稱，劉燕辭職的理由是“個人和家庭的原因”。但據新華社記者調查，劉燕辭職的真實原因是因為她是一名裸官。她告訴新華社記者，她丈夫上世紀80年代末留學移民，1998年回國，他們于同年底結婚。也就是說，婚前，劉燕的丈夫已經是外籍人士。
仕途受阻，歷來就是中國官員辭去公職的主要原因之一。
吳敏一被稱為溫州下海高官第一人，于2003年5月辭職。他曾坦誠地告訴媒體，他辭官和當時溫州市換屆中未能當上市長有直接關系。
“對于從政的人來說，更高的職務意味著更大的發揮平臺和更廣闊的發揮空間。但能不能做市長不是我能決定的，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決定因素。當得知沒有這種可能性時，我就選擇人生新的目標，決定去商界嘗試一下。”他說。
在溫州期間，吳敏一一手打造數碼溫州、信用溫州，并大力推動溫州信用體系的建立和政府改革。如今，數碼溫州已成為“新溫州模式”的一個重要內容，而吳敏一也被稱為該工程的總設計師。
一位不愿具名的辭職官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很多人之所以選擇在縣處級崗位辭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難度太大”“你熬一輩子，最后最多到副廳，還不如趁年輕，出去闖一闖”。
有數據顯示，能夠升至處級的中國公務員有60萬，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為廳局級后備干部，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廳局級。
就辭職原因而言，廖曜中無疑是這個群體中一個另類。
曾任湖南衡陽市司法局副局長的他，2011年10月與時任司法局局長在“進干部”人選上產生分歧，繼而在黨委會上“互毆”，并最終導致他結束了25年的公職生涯，在2013年12月辭職。
事隔多年后，廖曜中談起此事仍難掩內心的激動。他告訴記者，“當時我覺得很窩囊。我為什么要做一個窩囊的人？人生幾何？總是這么窩囊、委屈地活著，有什么意義？他壓了我這么多年，我是個男人，必須站出來，沖冠一怒！”
但就是因為他這“沖冠一怒”，官場上的朋友開始疏遠他，甚至躲著他走。互毆事件過去后幾個月，組織部想調他到衡陽貿促會，廖曜中不愿意，結果領導告訴他：“人家不想與你為伍，你這種性格，人家誰敢要你？”
廖曜中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事實上，讓他下決心辭職的，是看不慣當地官場上那一套，“我感覺人活著要有尊嚴，我為什么要按官場中的生活模式來活？”
錢的事兒
除了仕途，收入始終是辭職官員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
今年6月，北京基層法官張偉曬出了辭職前的最后一張工資條：實發收入5555.8元。雖然在媒體采訪中他一再強調，辭官“真不是錢的事兒”，但薪酬低促使很多人離開體制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去年7月，四川瀘州古藺縣石寶鎮原副鎮長趙光華辭職時，發表了一篇《我為什么要辭去副鎮長職務和公務員身份》的感言信，吐槽工作壓力大、收入低，工資僅夠給孩子買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了還靠父母接濟養家糊口。
如今當律師的趙光華，收入是以前的五六倍。他告訴媒體，辭職后，近2萬元的月收入，除去房車按揭和生活必需開支外，還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據，也不用父母接濟了。”
事實上，很多高層官員和基層公務員一樣，都面臨著收入方面的尷尬。曾稱在“中國夢”感召下辭職加盟格力的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在今年兩會上公開呼吁，應該為公務員加薪。
他說，他認識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正部級領導，年薪才20多萬元，這讓他很驚訝，“現在一些大企業部門經理年薪都不止20萬元，難道部長承擔的職責和做出的貢獻還不如企業的部門經理？這種薪酬分配很不合理。”
公務員和國企高管之間的工資水平到底如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而國企高管的薪水是最低工資的98倍。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高文書介紹，公務員薪酬在全部19個行業中的排名，2008年為第8位，2009年為第9位，2010年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高文書認為，目前我國公務員工資僅僅是與社會平均工資基本持平而已。從變化趨勢看，近年來公務員工資是相對下降的。
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了解，在北京從國家部委辭職的官員，進入企業后，收入基本上都可以翻上五六倍。一位剛辭職去外企的正科級官員告訴記者，他現在的年薪是30萬，比他原來的領導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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