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經預言：美國的新技術革命和中國的城鎮化，是21世紀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引擎”。這句預言中關于中國的部分正越來越受到關注。
7月30日，國務院正式印發《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下稱“《意見》”)，指出要通過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統一城鄉的戶口登記制度，并提出了“在2020年將實現1億農民工轉為城市居民”的目標。這是在今年3月公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強調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后，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舉措。
但不少專家認為，這個美好的愿景實現起來并非易事。
農民工落戶城市
從“不敢想”到“不太想”
今年50歲的胡軍，再過10年就要退休，他打算退休后就回河南信陽老家養老。胡軍是河南省信陽市某村的村民，已經在北京摸爬滾打工作了10多年，但是也沒能在北京買下一套住房。“現在是有資格買房，但是房價高得還是買不起。”
住房買不起，解決戶口對他而言更是天方夜譚。《意見》提出在特大城市建立積分落戶制度，也沒能燃起他對擁有北京戶口的希望。
“即便是北京實行積分落戶制度，也輪不到我頭上。北京的消費水平太高了，尤其是房價。”胡軍告訴記者，擁有北京戶口主要是為孩子考學，其他方面對他都不重要，“我已經在老家買了兩套房，等工作到60歲就可告老還鄉了。”
這是目前60后、70后大多數農民工境遇的一個縮影。
據四川統計局今年初進行的一項大型調查，目前有93.7%的四川進城務工人員表示習慣城市生活，但明確愿意將戶口轉為城鎮戶口的只有10.7%。“農村戶口比城鎮戶口更有優勢”是不愿轉戶的首要原因，選擇比例為51.6% 。而“養老得不到解決(選擇比例50.4%)”、“住房沒有保障(選擇比例44.4%)”、“失業或找不到工作(選擇比例38.5%)”則是進城務工人員對轉為城鎮戶口后最擔心的三大問題。
這個問題引起了高層重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日前在中國社科院舉行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暨人的城鎮化”會議上表示，農民工要真正實現市民化至少有三步，第一步是就業轉移到城鎮。“這一步是我國過去30年城鎮化的模式，只進城就業，不進城定居”。第二步是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讓愿意和有能力落戶的人拿到城市戶口，在城市落戶。“這一步在我國才剛剛開始”。第三步是推動清除各種制度和政策障礙，使他們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這一步需要更長時間，而要實現真正文化上的融合需要一代人。”楊偉民說。
“90后”農民工進城定居
意識特別強
張霞長得很清秀，鵝蛋臉、大眼睛，說話聲音柔美好聽。1992年出生的她，在自己20歲時從四川的一個小山村來到北京。她一直說自己“很幸運”。
如她所言，2012年剛來北京，經親戚介紹，就找到了一份傳媒公司的工作，如今在那里已經工作了兩年。現在她已經從最初來北京時一個羞怯的小姑娘，成長為能夠獨當一面跟客戶洽談廣告的業務經理。
張霞在北京的生活日益精彩，“我不想再回老家了，希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戶”。“戶籍制度改革意見不是出來了嗎?我現在還年輕，希望有一天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北京積分落戶的政策標準。”
《意見》提出，“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改進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城市現行落戶政策，建立完善積分落戶制度。”積分落戶成為張霞的希望。
像張霞這樣的新農民工群體，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稱其為“90后”農民工。他在“中國城市百人論壇”上表示，“90后”農民工進城定居意識特別強，他們和“70后”農民工不一樣，“‘70后’農民工進城主要是為了家里蓋房，找老婆結婚，女的是為了嫁妝。現在‘90后’新農民工大部分人不準備回去，盡可能地留在城市。”徐匡迪說。
但是，新的戶籍政策對于這些“漂”在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的“90后”新農民工敞開的門并不很大。
《意見》提出的“積分落戶制度”標準看似簡單，主要是“以具有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連續居住年限”等為主要指標，設置積分分值，但是在“積分落戶制度”細則沒有出臺前，沒有人知道究竟會怎么落實。
張霞說，如果僅僅按照具有“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住所、社保年限、連續居住年限”這幾個簡單的標準，她在北京待夠一定年限，落戶北京肯定不成問題，“估計不會這么簡單，像我這樣條件的人在北京滿大街都是，北京可能容納這么多人嗎?估計還會有別的更為苛刻的條件。”
即便這樣，張霞還是愿意留在北京，不愿回到幾千里之外的農村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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