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個日本戰犯被判處死刑，上千人被“寬大”。數十年后，中國政府以公開戰犯供述的方式，提醒日本：有一項早就該做的工作，東京方面始終沒有做，那就是——謝罪
歷史堅硬如鐵，沉重如鐵。
2014年“七七事變”紀念日前夕，中國中央檔案館開始每天公布一份日本戰犯自供，連續45天。
1956年，中國政府在沈陽、太原組織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對被關押的日本戰犯進行審判。這也是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之后，中國對日本戰犯進行的又一次集中調查與審判。
此前，上千名日本戰犯的罪行被一一詳細調查和取證。
盡管最終只有45名罪行嚴重的戰犯受到審判，但在長期調查過程中，中國政府掌握了大量事實證據，并為歷史留下了真實記錄。
新華社山西分社原副社長、時任太原特別軍事法庭宣傳組副組長馬明對《瞭望東方周刊》強調，這是新中國誕生后首次按照規范的法律程序審判外國罪犯。
不打不槍斃，叫我們來干嘛?
審判前夜，是一場秘密押解。
1950年夏季，蘇聯哈巴羅夫斯克俘虜收容所的969名日本戰犯，被一列運糧貨車改裝的囚車運回中國。
車上的戰犯們確信，等待他們的是死路一條。
這樣的猜測順理成章——按照他們犯下的累累罪行，如果中國人要以血還血，絕不為過。
列車上的人被送進位于撫順的戰犯監獄。就在數年前，他們還是這所監獄的主人。
不過，他們在撫順并沒有“享受”到自己治下犯人的待遇——相比惡臭、血腥、摧殘的過往，降臨到他們頭上的是中國人骨子里的寬容與大度。
與此同時，在太原的另一批日本戰犯也準備被提起訴訟。中日戰爭期間，他們被中共軍隊俘獲。
根據195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犯罪分子的決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沈陽和太原設立法庭，公審在押的日本戰爭罪犯。
沈陽是日軍打響侵華第一槍的地方。
公審僅僅針對部分犯有嚴重罪行的戰犯。也就是說，上千名戰犯不用走上審判臺，但這并不妨礙對他們的調查。
一批來自各地的干部被抽調進京，其中包括曾參加東京審判的梅汝璈，他的任務是，以顧問組組長的身份，為此次審判提供業務咨詢和指導。
數百人的工作組開始了極其秘密的運轉。
檢察人員負責在全國各地查證日軍戰犯罪行，法庭人員則負責抓緊熟悉案情。當年被秘密調到北京的各地人員，主要學習國際法、波茨坦公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
可是，用什么法律來審判戰犯，許多人心里沒底。新政權只有一部憲法。周恩來說，要起草一個審判日本戰犯的決定，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簽發命令，宣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議：審判、處理關押在中國的最后一批日本戰爭罪犯。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時決定對若干戰爭罪犯按寬大政策分別予以“免予起訴”、“從寬處刑”及“提前釋放”的處理，并允許被告人聘請中國律師辯護或自辯。
沈陽市官方曾在軍事法庭舊址門前懸掛一方牌匾，上寫：這是中國人民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在中國土地上不受任何外來干擾，審判外國侵略者。
審判之前，需要根據日軍作戰記錄，一一查清不同時期日軍在各地的動態，并與地方政府互動尋找人證物證。
最高人民檢察署為此特別成立了有366名干部的東北工作團，設辦公室、詢問室。詢問室下設四個大組，具體負責對日本戰犯的偵查審訊工作。
其實，偵訊工作早在1954年3月即已啟動。專案組在全國12個省查閱檔案8000余件，提取人證2.67萬件。訊問、調查、取證核實的43.14萬頁材料被裝訂成2918冊案卷。
后來在日本戰犯罪行調查聯合辦公室辦公組工作的閻玉堂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山西的聯合調查工作組由山西省軍區、公安廳、工會等部門組成。
因那時還年輕，他每天的工作是，“工作組整理出材料，我把他們發到各地，再負責督促收回來。”
人證很容易找，問題是，作為受害者的人證，大多希望盡速審決。
那時候人證們總是質問政府工作人員——怎么還不審？槍斃不？見了戰犯讓打不？不打不槍斃，那還叫我們來干嘛？
固執的戰犯們
1954年底，中國政府決定允許在押戰犯與其日本家人通信。
另一項人道主義措施是，如戰犯因患有重病不能到庭，法庭特派審判員到被告人住地進行訊問，國家公訴人和被告人的辯護律師也一同前往。
在太原的公開審判，旁聽者達4000余人。
閻玉堂對日本戰犯的膽怯記憶猶新，“當住岡義一等被告接受起訴書時，精神極度緊張，有的雙手發抖，臉色變白；有的滿頭大汗，手足無措，連簽字的地方都找不到。在檢察人員的幫助下，他們才艱難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太原特別軍事法庭對8名戰犯分別處以8至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由于其中多人于1945年之后曾秘密為閻錫山等服務，在“戰爭罪”之外再加“反革命罪”。
93歲的馬明記憶中，后來太原戰犯管理所人員曾告訴他：“他們（戰犯）經過10年的思想改造，低頭認罪了。”
面對證人和證物、證言，戰犯永富博之在眾目睽睽之下，曾“跪倒在地，叩頭謝罪”。
另一名戰犯菊地修一在受害幸存者控訴他活埋11位農民暴行時，連聲說：“請嚴懲我吧！”
不過也有意外——曾擔任日偽山西省政府顧問輔佐官和山西保安隊指揮官的戰犯城野宏，曾三次策劃、指揮日偽軍“掃蕩”晉中各縣，大量掠奪糧食財物。但他只承認有一次是自己策劃、指揮的。
審判員當即令曾任日偽山西保安隊副司令的趙瑞出庭作證。趙瑞說：“每次‘掃蕩’都是先由城野宏決定后才通知我。”
其實調查和審訊剛開始的時候，很多戰犯態度都比較“橫”，拒不開口。
在自視甚高的日本戰犯眼中，這些中國年輕人不值得對話。偽“滿洲國”“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前三天都沒有開口。
很多戰犯剃了光頭，準備赴死，更有人想盡辦法自裁。
公開資料顯示，當時的中國政府，同樣想盡辦法救治企圖自殺的日本戰犯。
在沈陽的審判是秘密的，座無虛席的旁聽席上大多是司法機關人員。
審判動用了大量證人，每個戰犯都配有一到兩名律師，每一樁罪行，公訴人都提供了詳盡證據。
審判日本戰犯的現場，悲傷、憤怒，震撼人心。
來自全國各地的證人們，在法庭上往往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而面對證人即受害者的當場指證，很多日本戰犯“長跪不起，淚流滿面”。
60多歲的受害人黨翠娥當場對日軍團長永富博之說：“1943年農歷九月九日，永富博之帶領駐在沁源縣的日偽情報處工作隊竄到俺自強村‘掃蕩’，用手推腳踢把12個婦女、兒童趕進一孔窯洞里，點燃柴草燒了兩次，又用大石板蓋住洞口，燒死8人。”
其中有黨翠娥的三個兒女、兩名侄女和兩位鄰居老人，她的丈夫被氣死。黨翠娥自己被哥哥救出而死里逃生。
戰后曾試圖恢復軍國主義“榮譽”并在國民黨軍隊中服務的永富博之隨后在自述中，“對全中國的人民跪下來叩頭，向中國人民謝罪。”跪倒在黨翠娥面前。
他承認了黨翠娥所述事實，并說“日本投降以后，我又夢想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繼續留在山西，屠殺中國人民。因此，我認為我的罪行是非常嚴重的，我現在誠懇地向受害者的家屬和偉大的中國人民謝罪。”
末代皇帝溥儀也曾以證人的身份出現。他自我介紹說，我是中國最大的漢奸，偽滿洲國皇帝溥儀。
最后宣判時，大部分犯人都哭了，“沒想到能活著回去”，沒有人被判處死刑，最高刑期是20年——這個結果當時讓人們大吃一驚。
“寬大”地離開中國
1956年6月20日下午2時30分，太原，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長朱耀堂宣讀(56)特軍字第三號判決書，在場人員同時聽到了翻譯員播放的日語判決書。
分別領刑后，被判刑的戰犯被轉送到東北撫順戰犯管理所服刑改造。
那一年，根據920人的控訴、266人的檢舉、836人的證據，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太原、沈陽兩地開庭4次，共審判了45名日本戰犯。
兩地庭審結束后，最高人民檢察院于7月18日同時在撫順和太原兩地對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328名戰爭犯罪分子宣布免予起訴，并立即釋放。
最終，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現較好的1017名日本戰爭犯罪分子，被“從寬處理，免于起訴、即行釋放”，分三批送回日本。
一直在撫順的日本戰犯當場宣誓，今后一定要為反對戰爭、維護和平和促進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而盡力。
在太原被釋放的小羽根建治當場要求，全體被釋放的日本戰犯應該為在抗日戰爭中死難的中國烈士致哀。
經歷了如此繁復的工作，最后的結果是，絕大多數日本戰犯要被釋放回國——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到“今后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就在前一年，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偵訊工作匯報時，周恩來指示：日本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對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訴。
關于對日本戰犯的“寬大”，周恩來說，這是中央的決定，再過20年，你們就會明白這項決定是正確的。
當時中國官方的公開說法是：鑒于日本投降后十年來情況的變化和現在的處境，鑒于近年來中日兩國人民友好關系的發展，鑒于這些戰爭犯罪分子在關押期間絕大多數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現，因此決定對于這些戰爭犯罪分子按照寬大政策分別予以處理。
閻玉堂記得，準備釋放的戰犯們，在離開太原前的短時間內留下了數十萬字資料。
比如，前日本軍醫湯淺謙就揭露了日本軍醫在上級指揮下，有組織地用活人作醫術實驗的罪行。他稱，這是自己的責任。
離開沈陽的火車上，一名戰犯掉了眼淚：“我領日本軍隊把那個村子的老百姓都殺了。如今我活著回去，但我殺死的那些中國老百姓再也活不過來了。”
當時中央決策立意之一是：讓戰犯們回到日本以后，告訴日本人民，中國共產黨是寬宏大量的。后來，釋放戰犯成立的“中歸聯”組織落實了這些設想。
數十年后，中國政府以公開戰犯供述的方式，提醒日本：有一項早就該做的工作，東京方面始終沒有做，那就是——謝罪。
正如中央檔案館公布這批檔案的初衷：“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齊岳峰/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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