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30萬的聘任制公務員即將上崗，成為五一假期后義烏最受關注的新聞之一。2013年12月10日，浙江發布《浙江省公開招聘聘任制公務員公告》，試點選在全國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義烏。高薪是此次招聘引發熱議的關鍵詞之一，據相關報道，30萬元年薪相當于義烏當地基層公務員年收入的3倍左右。
距離義烏1000多公里的深圳，另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正在發酵。
繼2007年首次試點聘任制公務員后3年，深圳宣布自2010年1月起，啟動“政府新職員全員聘任”改革，所有新進入行政機關的公務員一律實行聘用制。如今，在深圳4萬多名公務員中，聘任制公務員占比近10%。首聘期滿后，無一人解聘，聘任制的“瓷飯碗”被質疑有熬成“鐵飯碗”的嫌疑。
兩條備受矚目的新聞聚焦到了一個群體身上，他們是黨政機關中的“聘”字軍。那么，他們的真實生活狀態如何？面臨著哪些不為人知的困惑和糾結？對未來又有著怎樣的憧憬和期待？
高薪與高技
高薪是“聘”字軍最具話題性的光環。因為與普通公務員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差距，動輒幾十萬元年薪的報道頻繁見諸報端。
實際上，在聘任制公務員之前，有些地方政府已經在先行嘗試，用高薪聘用的方式滿足實際工作中對高層次專業人才的需求，這一類人員被稱為政府雇員。
2002年，上海浦東新區出資50萬元年薪聘請首席規劃師，畢業于哈佛建筑規劃學院的博士吳越與浦東新區發展計劃局簽約3年。
而曾被稱為“內地年薪最高政府雇員”的顏兵，在2004年4月以稅后50萬元的身價與江蘇無錫市政府簽約，擔任該市對日招商首席代表。
為適應加入WTO后政府工作對人才的特殊需要，無錫市提出招聘特聘崗位高層次人才。顏兵正是踩著這一機遇的鼓點，成為了政府機關里身份特殊的人。
對日招商首席代表顏兵的主要工作包括三塊：一是對市委、市政府做好涉及招商方面的提案工作；二是充當駐無錫日資企業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橋梁；第三是做好對日招商，代表政府與日商談判，爭取合作機會。
對于50萬的年薪，顏兵曾表示并不看重，有著日本留學經歷的他此前在多家日本上市企業就職，獲得的報酬遠高于此。顏兵認為，政府運用人才市場的規律招聘合適人才，應該是發展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2006年元月正式實施的新《公務員法》，對類似“政府雇員”的崗位給出了政策空間：機關根據工作需要，經省級以上公務員主管部門批準，可以對專業性較強的職位和輔助性職位試行聘任制。
“聘”字軍的高薪酬往往對應著的是高門檻。以此次義烏試點為例，公開招聘的6人鮮明地透露著專業性色彩，體現出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中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
其中，“義烏市物流辦信息規劃高級主管”要求如下：IT相關專業碩士研究生學歷，具有全國計算機技術與軟件專業技術資格考試高級證書，10年以上信息化項目工作經歷，且有3年以上大型電子政務或物流信息化系統的工作經驗，主持或參與編制2份以上信息化項目的相關報告。
最終就任這一職位的，是前揚州市經信委副主任林建明，擁有計算機博士學位的他，曾參與組織實施過揚州市政府數據資源中心、市政府云計算中心等重大信息建設工程。
從“鐵飯碗”里跳出需要激勵，更需要勇氣。
劉文宣現任西部某縣住建局的總規劃師，是一名聘任制公務員，而在此之前，他經歷過一段艱難的抉擇。
2011年，該縣發布招聘公告的時候，40歲的劉文宣悄悄報了名，他擁有高級職稱，是縣里唯一具備注冊規劃師資質的人。而錄用后必須完全辭掉原來事業編制的工作著實讓他猶豫了一陣子，大學畢業后一直過著體制內生活的劉文宣有著濃厚的“鐵飯碗”情結。
后來，縣委組織部的人給他算了一筆賬，當聘任制公務員的總規劃師，干得好年薪能拿17萬，相當于他以前收入的6倍，干完一屆3年，就等于在以前的崗位上干了18年。
更吸引劉文宣的地方在于，總規劃師的職位讓他躋身住建局的領導層級，上任后的一年多，他干了很多以前想干卻干不了的事。他表示，即便哪一天自己不干了，憑借著自己的履歷，再找一份高薪工作也不難。
找尋成就感
職位和待遇僅僅是一個方面，更多的“聘”字軍看重的是那種自我實現的滿足感。
一位有著華為工作經驗的工程師曾成功應聘到深圳市藥監局的職位，工作的主要內容是負責整個藥監管理計算機系統，月薪八千多，而在此之前，他在華為的年薪已經達到40萬元。
他認為，這份工作雖然待遇不及華為，卻能積累政治資源，還能發揮領導能力，帶出新人。
2008年，湖南省寧鄉縣決定用5年時間，引進100名博士或具有正高職稱的專家、200名碩士和700名全日制本科生，簡稱“5127”人才引進工程。
湖南省寧鄉縣組織部副部長、人才工作局局長詹愛芝表示，當時大規模對外招聘高學歷人才是由于經濟發展的底氣不足，尤其是在現代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人才更是緊缺和急需。
加入寧鄉“聘”字軍之前，張學秋的身份是上海交通大學博士后，同時在上海寶鋼研究所工作。
來到寧鄉不久，張學秋就利用自己深厚的學術基礎，對金洲新區進行了專門的課題調研，而后他提出以昆山為模板，將金洲新區申報為省級園區，創建國家新材料產業基地。
出乎張學秋意料的是，建議提出后一周，寧鄉縣委、縣政府和金洲新區黨委就決定，正式啟動相關的申報工作。看到自己的設想變為實踐行動，這是張學秋最驕傲也最堅定的理由。
現任寧鄉縣金洲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的張學秋說：“在寧鄉我感覺自己的用處更大，這種成就感不是用錢能衡量的。”
享受這種成就感的還有揚州開發區的第一批政府雇員。2008年8月，揚州開發區通過“企業化管理、市場化運作、合同制聘用”的形式，引進了一批招商、規劃、金融、信息等方面的高端人才。
葛志棟就是其中的一位，這位復旦大學的MBA畢業后投身金融投資行業，曾經參加過海螺型材和交大昂立的上市籌備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只是承擔了系統中的一部分”。成為揚州開發區的政府雇員后，葛志棟充分發揮專業優勢，“作為政府方的推手，為開發區里幾家企業上市進行操盤，這種自我實現的滿足感讓人著迷。”
然而，找尋成就感的同時，“聘”字軍也有一些身份上的訴求。與葛志棟同為揚州開發區第一批政府雇員的肖志國，曾經說出過很多“聘”字軍的心聲，“說心里話，既然進了政府工作，公務員情結總是揮之不去，也希望未來政府雇員和公務員之間能有一個通道。”
矛盾的訴求
三年前，肖賽喜作為雙流縣面向全國公開招聘的44名政府雇員之一，來到人社局信息科辦公室。畢業于計算機專業的他在三年的合同期內，承擔起單位日常的信息系統維護工作，還利用專業所長開發了幾套實用程序。
雙流縣人才中心對這批在崗政府雇員的跟蹤調查顯示，入職3年，用人單位對政府雇員的滿意度達到百分之百。然而，一個現象不容忽視，當年和肖賽喜一起從5000多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的44名佼佼者，如今已流失了19人。
“先天不足”的政府雇員面臨著身份定位上的困境，其不屬于公務員，晉升激勵存在不足。一位通過公務員招考渠道進入體制內的前政府雇員表示，最初希望找一個相對安穩又能發揮自己專業優勢的工作，所以選擇了政府雇員，但是隨著工作的時間增加，越發覺得沒有盼頭，和體制內的同事相比，似乎看不到出路。
葛志棟也曾表示，“很多政府工作人員如果知道你是政府雇員，看法可能會不同。”最重要的是，政府雇員做到相關部門的局長就觸碰到了政策天花板，再往上提拔，需要市委組織部批準，而非公務員不在提拔序列。
實際上，即便是作為升級版的聘任制公務員，也有一些類似的困惑和糾結。
張文茜是2012年通過某縣的招考成為四川首批聘任制公務員的，不同于那些高薪的專業性崗位，張文茜考取的是新《公務員法》中可以試行聘任制的另一類崗位——輔助性崗位。
考上該縣檔案局的聘任制公務員之前，張文茜還嘗試過一次其他縣的委任制公務員招考，不過沒有通過。檔案管理專業科班出身的張文茜很快成了檔案局的“寶貝”，工作上手快，認真細心的她獲得了領導和同事的高度認可。
然而，張文茜的心里并不踏實，她期待著自己在公務員隊伍中能有上升的空間。實際上，這也成了檔案局領導的心病，因為這直接關系到張文茜還能在檔案局干多久。原本有一位委任制公務員即將退休，張文茜能否獲得提拔很關鍵，但縣人社局明確給予了否定回答，必須按照聘任制公務員的相關規定辦事。
對于未來，張文茜打算騎馬找馬，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也關注其他的機會。
針對聘任制公務員干得好能否轉成委任制，政府的訴求與個人的訴求起了沖突。作為試點，地方政府往往期望通過“聘”字軍的加入，用市場化的手段改善人才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同時也讓崗位活起來，形成一定的鯰魚效應，讓整個公務員制度變成一盤活棋。因而，對于張文茜們期待轉身為委任制公務員的愿望，政府部門視為走回頭路，認為當務之急是進一步完善和規范這種用人制度，而非“開倒車”。
另外，張文茜所在縣的組織部門領導也表示，輔助性崗位的聘任制公務員工資水平與一般公務員差別不大，但發展空間卻受到諸多局限，這往往是一些“聘”字軍想進入正規軍的重要原因之一。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種試點似乎更適合專業技術性較強的高層次崗位。（記者 付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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