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協同發展有關概念，早在1980年代就曾提出。20多年間，有關區域協同的規劃一輪復一輪，專家研究成果也豐富多彩，卻始終束之高閣，難以落地。京津冀“一省、兩市、三個行政區”，多年來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上始終各自為政，難以邁出步調一致的“協同”節奏。
京津冀協同發展究竟難在哪兒？需要突破哪些重大制約瓶頸？《財經國家周刊》京津冀協同發展調研組，歷時一個多月在三地采訪調研，以問題為導向，求解推動區域協同發展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解決路徑。
采訪調研過程中，諸多省市決策官員和長期關注京津冀發展的專家表示，京津冀區域長期缺乏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市場自發合作的模式又難以壯大，是制約區域“協同”的關鍵因素。所幸的是，在當前一些現實問題的倒逼下，京津冀協同發展既獲得了多方高度共識，又得到了中央層面的強力推進，有可能實現歷史性的突破。
在現實的倒逼下，京津冀協同發展非常有可能實現歷史性突破。
回顧20多年來京津冀地區的發展歷史，區域協作的思路被多次提出，專家研究成果也豐富多彩。但與之伴隨的，卻是“自說自話”的輿論詬病。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日前采訪了多位長期關注京津冀發展的專家，他們表示，該區域長期缺乏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市場自發合作的模式又難以壯大，是造成協同發展難以落實的關鍵原因。
所幸的是，在一系列現實問題的倒逼下，京津冀協同發展既獲得多方高度共識，又得到中央層面的強力推進，非常有可能實現歷史性的突破。
多年“雷聲大雨點小”
回顧京津冀區域發展的歷史，天津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的馬海龍介紹，1982年的《北京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中，首次提出了“首都圈”的概念。之后不久，京、津、冀等省市成立的協作組織——華北地區經濟技術協作區，曾在促進物資協作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但此后，隨著政府對企業的控制力減弱，市場主導的區域合作也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區域合作長期陷入低潮。
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說，2004年發改委召開了首次京津冀規劃座談會，京津冀規劃編制隨后開始啟動。此后又開過幾次類似的會議，做過幾個規劃，但都沒什么成效。形成僵局的原因，主要是跨省市需要協調的問題太多，如區域范圍的劃分、產業布局和城市功能之爭等等。
近10年來，雖然京津冀三地屢有合作協議簽署，卻并無實質性推進，政策“雷聲大”，行動“雨點小”。
著名城鄉規劃學家吳良鏞在2000年發表的《京津冀城鄉空間發展》一期報告中，就把京津冀描繪為“發達的中心城市，落后的腹地”，但時隔多年，這一狀態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呈現擴大的趨勢。
數據顯示，河北省經濟總量在京津冀地區占比逐步下降，從2000年的55.3%下降到2010年的46.9%。與之相關的政府財政收入、人均GDP等指標，與京津的差距也在擴大。
此外，經濟發展的差距也反映出人口分布的不平衡，2000 2010年期間，北京、天津以及周邊的河北省的縣市區，人口進一步集聚發展，而河北其他地區人口增長相當緩慢。
吳良鏞先生認為，發展落差的不斷擴大，既不利于解決京津兩大核心城市由于人口和產業聚焦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也使得河北省在承接產業轉移、接受經濟輻射方面存在明顯的困難，在產業競爭與合作方面處于弱勢地位。
多重因素制約區域協同
接受采訪的學者大多表示，雖然京津冀協同發展存在諸多難題，如觀念不統一，發展落差大，行政壁壘多，等等。但有兩個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
其一，三地是獨立行政區域，始終沒有找到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
清華大學城市規劃研究所主任吳唯佳說，京津冀三地盡管聯系密切，但均是獨立的行政區域，出于對地方利益和當前利益的考慮，始終難以站在區域和長遠的角度思考問題。所以一直以來，大氣環境治理、水環境渤海海洋環境的保護等跨流域、跨地區的協調工作，無法形成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
多年來，北京、天津兩大城市專注自身發展，難以顧及與河北等地的協調。北京在土地資源緊張、人口壓力巨大的情況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要把北京建設成為全國高端制造業的重要基地，2015年汽車工業產值在國內省市和主要城市排名進入前列；天津則專注發展濱海新區，大力發展現代制造業。
其二，京津冀市場化程度不高，“自下而上”的協作模式難以壯大。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孫久文說：“京津冀區域的協同發展無法照搬長三角和珠三角的模式?！迸c珠三角、長三角民營經濟活躍、市場化水平高、在市場導向下促進區域合作有所不同，京津冀地區的所有制結構以國有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為主，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力量相對較弱。
首都經貿大學首都經濟研究所所長祝爾娟曾表示，京津冀的產業結構以重化工業、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技術和資金門檻都比較高，中小民營企業很難跨入這些行業，中小企業的發展相對滯后。因此一直以來，“自下而上”、由市場和社會推動的區域合作，在京津冀地區進展緩慢。
“協同”突破的歷史機遇
專家們表示，如果說過去三地合作缺乏一些“誠意”，那么當前出現的環境治理、空間布局、人口疏解等難題，讓各方無法再等下去，必須通過合作解決自身問題。加上中央層面的強力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正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
首先是一系列現實問題倒逼京津冀三地緊密協作。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高級研究員管清友、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都認為，一直以來，河北在京津冀中的態度最為積極。但現在，北京作為首都的各種功能過度集中，大城市病嚴重，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階段，靠自己是很難解決的，它的出路是走向區域，要靠北京、天津、河北緊密協作才能解決，這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機遇。
其次，京津冀地區承擔經濟轉型增長的歷史責任。
天津市社科院經濟社會預測研究所所長盧衛認為，產業結構升級和創新驅動發展，是當前國內經濟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而京津冀三地已分別在高新技術、高端制造、重化工業等領域完成了優勢積累，有能力也有責任打造創新發展的示范區。
管清友則表示，珠三角、長三角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在外需明顯下滑的態勢下，需要依靠內生動力來實現中國經濟增長的新階段。因此，在更大范圍內實現資源優化整合十分必要。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突破口，是國家的長期戰略。
此外，自上而下的決心是協同發展的最大推力。北京社科院副院長趙弘、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周立群等專家認為，在中央的直接推動下，京津冀三地終于表現出新的姿態與決心。這是以往任何時期，都不曾遇到的歷史機遇。(記者 徐岳)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