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國企反腐進入深水區。這是中央新一屆領導集體打擊腐敗的決心和力度的體現，但一些國企領導層近乎一鍋端的事實，也暴露出國企貪腐的嚴重危害性。我們在欣喜國企反腐“捷報頻傳”的同時，眼光也應放在如何鏟除國企腐敗易發的根源上。
2014年，國企反腐會有哪些大動作？有哪些“大老虎”要打？人民大學毛昭暉教授在接受廉政瞭望采訪時預測：國企反腐力度不會減緩，因為還未到有窮之時，我們應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反腐力度和頻率，一些還沒被揪出來“大老虎”還會陸續露面。
在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石油董事長周吉平談到自身企業腐敗頻發時，稱反腐倡廉已被定為中石油三大重點基礎性工程之一，“既要打好攻堅戰，也要打好持久戰”。這應該是2014年國企反腐的最好注腳。
國企將被納入重點巡視對象
（“有的國企管的錢比省長管的還多”）
3月6日，重慶代表團開放日上，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國資委主任廖慶軒在發言時談到發展混合所有制保護國有企業權益的問題時，被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打斷發言，提示在改革中要注意預防腐敗。
在此前，中央第五巡視組發現“重慶國有企業存在腐敗隱患”。2月20日，在重慶向巡視組反饋意見整改情況的通報中，較為顯眼的一點是，市委組織部專門將增設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管理處室，加強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管理工作，規范企業管理人員選拔任用工作。
去年以來，中央巡視組開展的兩輪巡視工作均對中儲糧、三峽集團等企業進行巡視，發現大量涉嫌違紀違法問題的有價值線索。其實，早在2004年，中央紀委與中組部就組建了金融巡視組，以加強對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的監督。2006年，中央還開展過對國有重要骨干企業巡視試點。
不過有專家稱，《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是2009年7月2日發布的，對國有重要骨干企業、金融機構、高校等，只設計了概括性條款。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對此表示，巡視條例的修改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說明中央要將這一年來的巡視工作經驗加以制度化。
“必須把國有企業放進來。”張希賢認為，一個國企管的錢比省長管的還多，應該接受重點巡視。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則強調：“在資金密集、權力密集、工程密集區域，往往是腐敗集中的地方，采取巡視制度來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是必需的。”
作為國企的出資人，外界都很關心國資委這個“老板”的態度。國務院國資委主任張毅說，遏制央企的腐敗勢頭，不僅需要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加強監管，也需要加強中央巡視等外部監督力度。對重要央企應該實現全覆蓋、不間斷的巡視，這樣才能讓腐敗分子無立足之地，避免國有資產淪為少數人的“唐僧肉”。
具體到地方上，廣州市紀委書記王曉玲在去年給出過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數據，“在過去5年中，國企的反腐案件占廣州市總發案的47.3%。幾乎每兩件貪腐案中，就有一件發生在國企”。
沒多久，廣州市紀委就宣布，為加強對國企腐敗案件的查處，市紀委將設兩個巡查組。這兩個小組可以初核市屬國企領導班子違反黨紀政紀的問題，調查處理相關案件，受理對國企領導的檢舉和控告，以及對處分不服的申訴。這也被外界普遍認為是對國企加強巡查力度和頻率的體現。
國資委監督方式有變化
（不當“婆婆”，當好“老板”）
2月，國務院國資委全面深化改革小組宣布組建，并啟動多項工作細則。該委副主任黃淑和在近期撰文，稱要積極探索“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的新模式和新方法，不干預企業具體經營活動，不侵犯企業的法人財產權和經營自主權。
這意味著什么？有人分析，國資委對國企的監管方式要發生重大改變了。
“關系的改變，讓國資委與央企的相處方式也隨之變化，過去我一個電話給企業，說你干什么干什么，未來不行了，得通過國資代表到董事會說。”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王志鋼說。
對此，業界大多預測，未來的國資監管框架可能是“國務院國資委——國有資本運營投資公司——中央企業”三層架構，比以前多了一個中間層。國務院國資委人士透露，如果將現有110家央企整合重組到50家左右，那么它們的母公司就可以理解為資本投資公司，比如中糧集團、華潤集團等已經有了這樣的特征。
國資研究專家祝波善就提到，“事實上，國有企業之間的差別實在太大了，管理上不能一刀切，而應該根據不同企業的特點定出不同的指標。像國家電網、中石油這樣的壟斷型國企，跟競爭性的國企，管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觀察人士告訴記者，當然，國資委的“管人”職責在短時間內不會削減，如考察任免、考核及薪酬決定，但決策范圍應收縮到真正屬于股東大會或股東的權責之內。政府今后會逐漸減少對國企高管行政任命，特別會減少官員到國企任職的作法。
一名國務院國資委的內部人日前也暗示：“改革按既定目標進展到一定程度，國資委的職能將面臨縮減，不過，我們現在無暇顧及這些。”
或許有人還記得，第一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說過，“溫家寶總理曾跟我談，要求我不要做‘婆婆+老板’。我的理解是，他要我當一個‘好老板’。國資委是國企改革特定的歷史產物，這注定了有一天也要退出歷史舞臺”。當然，現在距離李榮融所說的“退出”那一天還遠，但這兩三年正是國資委和國企改革以及反腐的關鍵時期。
與公權力過密或成過去
（國企不能賴在政府的溫床上）
北航教授任建明曾對廉政瞭望介紹過自己的一項統計，國企人員腐敗的最主要手段是貪污、挪用和為特定關系人非法牟利，此類案子占國企腐敗案中80%以上。
“更難的是，涉及國企高管的經濟犯罪，不像黨政干部違法犯罪那樣容易判斷，他們的違法方式，往往包藏在企業的經營行為中，很難輕易判定，增加了監管、調查、取證、立案、查處的難度。”毛昭暉說。
如何治理上述突出行為，已成為國企反腐的攻堅戰。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前部長趙曉認為，國企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來自于與公權力的密切關系。國企大多由國資委出資設立并直接管理，天生具有區別于民企的特殊政府關系。
去年在和經濟界座談時，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就忍不住發了一次飆。當時廣州電氣裝備集團董事長蔡瑞雄稱，國企走出去很難，“在本地沒把我們當親兒子，出去也把我們當別人的兒子。”他希望“廣州市政府用項目暖企業”。
“國企是親兒子，民企和外資就不是嗎？國企不能老想著在政府的溫床上成長！”萬慶良直言，其所稱的困難“是蒙我，忽悠我，我沒聽說華為中興做大，是因為政府幫忙”。
不過，萬慶良在會上也被民企金發科技的董事長袁志敏“將軍”：“書記，你不能老帶張房有(國企廣汽老總)出去，去年你帶他出國考察，只和我握了個手，我知道他做了千億的項目……”
此外，在專家看來，要減少國企的行政化色彩，還必須阻斷“政商旋轉門”通道。此前，有機構曾對近千家在A股市場上市的國企進行了統計分析，發現其中49.3%的國企，都聘請了前官員作為高管，這其中包括了不少部級官員。
不過今年以來，A股共有90名獨立董事辭職。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條是中組部去年10月下發的“18號文件”。該文件要求，現職和不擔任現職但未辦理退休手續的黨政領導干部不得在企業兼職。即使辭去公職或者退（離）休的黨政領導干部到企業兼職（任職），也必須從嚴掌握和把關。
有上市公司高管表示，該文件的殺傷力還是比較大的，對于已退休的領導干部有3年的“鎖定期”，兼職的領導干部甚至不能領取薪酬。官員、學者兼任獨董的吸引力大大下降。
“三高時代”將終結
（不能既當高官，又拿高薪）
長期以來，國企高管的高薪和自身“高官”的“三高”現象引人詬病，公眾深切的感受是，很多國企領導更像官員而非企業家。
不久前，由人社部牽頭對央企和國企高管收入的調研已基本結束，發現央企總公司高管的薪酬管理很正規（一般是70萬元），但在二三級分公司中，薪酬管理比較混亂，更容易出現高薪（最多上千萬元）。有關主管部門稱，正準備采取多項手段控制規范央企、國企高管薪酬。
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的建議是，很多國企高管既然還屬于體制內任命或者委派的人員，就不應該和私企的職業經理人一樣拿市場化的高薪。當然，他們年薪達到同級別公務員工資的2~3倍是合適的。
去年12月17日，上海“國資20條”正式出臺，對國企的監管將分類管理。多家上海媒體在分析該政策時，幾乎都用了同樣的副標題——避免國企高管們既當高官又拿高薪。其中有一項重要規定是，國企老總所獲部分激勵收益將在正常離職后兌現，作為追索扣回“抵押金”。
聯系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相關表述：“國有企業要合理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薪酬水平、職務待遇、職務消費、業務消費”，規范國企高管收入已被提上日程。
多個信源表示，相比于復雜的所有制地位、去行政級別化等，國企改革和反腐很可能最先從最為簡單的高管薪酬入手，并合理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讓才華出眾能力過人并自主創業的民企管理人才擔任國企高管，收入與績效掛鉤。
文_本刊記者舒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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