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司法改革的“多項選擇題” 集中提及四項改革
司法公開、審判權運行機制、涉訴信訪工作以及人民陪審員制度，這四項改革被各地法院報告集中提及。
最高人民法院的“四五”改革綱要尚未出爐，各地法院已在紛紛醞釀新一輪司法改革舉措。
春節前，各省區市“兩會”集中舉行，在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背景下，推動和深化改革成為各地高級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所做工作報告的題中之義。在本報記者查閱的十幾個省區市“兩院”工作報告中，司法改革成為“標配”。
其中，司法公開、審判權運行機制、涉訴信訪工作以及人民陪審員制度，這四項改革被各地法院報告集中提及。檢務公開、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涉法涉訴信訪改革以及人民監督員制度改革，則是檢察院報告中司改內容的重點。
河北省高級法院院長衛彥明在今年的報告中用較大篇幅介紹了2013年河北省法院的司改工作，這在各地報告不多見。“這與衛院長對司法改革工作格外關注有關”，河北省高院一名負責人告訴記者。衛彥明長期在最高法院工作，曾任最高法院司改辦主任。
不過，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備受矚目的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和知識產權法院，這些屬于“頂層設計的改革內容”，僅被措辭為“做好前期調研和準備工作”。
涉訴信訪出口之難
涉法涉訴信訪改革，是在地方“兩院”工作報告中出現最多的司改內容。這一改革起自2013年1月舉行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至今已選取了多輪試點單位。
政法工作會議確定了涉法涉訴信訪改革的新思路：將其從普通信訪體制中分離出來，由政法機關依法處理；窮盡法律程序的涉法涉訴信訪將被依法終結。
“我仍說不清涉法涉訴信訪的明確范圍是什么”，一名市級檢察院控申處處長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亦正因此，這類信訪在法院系統又被稱為涉訴信訪，“涉訴信訪占整個涉法涉訴信訪量的60%以上”，廣東省高院院長鄭鄂的報告中提到。但“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改革后群眾信訪大量進入檢察環節”，山東省檢察院檢察長吳鵬飛的報告中說。
涉法涉訴信訪從法院向檢察院流動，原因是2012年8月《民事訴訟法》修訂，增加了當事人如果對法院的再審不滿，可以申請檢察院抗訴。這也就將涉訴信訪納入了檢察監督范圍。
有知情人士告訴記者，決策層甚至曾嘗試將涉法涉訴信訪全部移交檢察院處理，但試點檢察院對此持異議。“《民訴法》修訂后，往往有法院接待人員暗示來訪者，你現在也可以去檢察院上訪了”，上述控申處長說。對那些少數“公檢法司互相扯皮、互不受理的信訪案件”，“則由政法委牽頭的聯席會決定”。
上訪對一方執政者意味重大，對于北京周邊省份猶是。“河北地處京畿，進京訪、重復訪壓力沉重。省法院于去年3月1日重新組建了河北法院駐京接訪站，凡是我省涉訴進京上訪的，一律由駐京接訪站接待。”河北省高院院長衛彥明說。
衛彥明的報告稱，2013年，河北全省法院共化解各類涉訴進京訪案件3663件，化解赴省信訪積案3805件。
歷來重視信訪工作的河南省法院，2013年共接待信訪群眾22400余人（次），處理涉訴信訪案件15000余件。“經過努力，我省涉訴進京上訪總量下降31.32%。”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在報告中說。
吉林省法院涉訴進京上訪化解率則達到73.1%。“全省法院2013年審結案件中，共發生涉訴進京訪260件，同比下降8.5%。”吉林省高院院長王常松說。
領導接訪、帶案下訪、公開聽證等措施被各地“兩院”申訴信訪部門所采用。重慶市法院2013年辦理涉訴信訪10154件，比上年下降17.4%。重慶市高級法院院長錢鋒在報告中說，“堅持‘有理推定’，加強信訪當事人的心理疏導，消解對立情緒，引導理性信訪”。但對涉黑案件申訴的處置，錢鋒和重慶市檢察院檢察長余敏均在報告中稱“嚴格依法”。
春節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一家省檢察院信訪接待處看到，一名83歲的老漢仍在為一起發生在1989年的故意傷害案上訪。“信訪處置最難的是出口，”上述控申處長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對于需要生活救助的上訪人，尤其是刑事案件的附帶民事責任賠償人，政法機關可以發放救助金，但這也成為個別上訪者的‘營利’手段。”
而對所謂的“鬧訪者”的處置手段，一些地區的辦法是社區矯治，列入地方“穩控”對象。“但很難想象我們這些專業接訪者都解決不了的問題，那些社區矯治工作者可以解決”，上述控申處長說。
在各高院院長的工作報告中，也不乏對信訪“出口”問題的強制解決。內蒙古在2013年終結案件205件，懲處違法上訪25人。青海省法院的報告則稱，2013年建立了依法處理違法鬧訪工作機制，有效處置了6起違法鬧訪事件。
審判團隊可自行分配績效獎
“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表述，出現在河南、重慶、江蘇、山西、吉林、上海、廣東等多地高院院長的工作報告中。
法官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被寫入遼寧和吉林等地高院報告中。遼寧高院院長繆蒂生表示要建立健全違反法定程序干預司法的登記備案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以及規范法官與律師、當事人和特殊關系人關系等方面的制度。
在發現了“兩張叔侄強奸案”和“蕭山五青年搶劫殺人案”兩起冤錯案后，浙江省檢察院“對檢察環節的有關責任人進行了嚴肅處理”。浙江省檢察院檢察長陳云龍說，同時省檢院還歷時5個月，對全省2012年以來辦理的10.8萬件公訴案件、死刑案件逐件開展了評查。
從2012年底開始，廣東省開始試點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對于在全國率先開展的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繼續深化和推進，重點完成好深圳、佛山等地的全國法院改革試點工作”，廣東省高院院長鄭鄂說。
這一改革在廣東省內形成了四種模式。深圳市福田區法院組建了35個以專業化為主、兼顧業務復合型的審判團隊，每個團隊按“1＋2＋3＋4”的審判長+合議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的人員配置標準組成。
“審判績效獎勵也由團隊成員自行分配”，鄭鄂在工作報告中介紹福田模式時稱。有了解福田法院改革的人士告訴記者，每個團隊每年的績效獎勵為數十萬元。更有其他試點單位開出了更為“激進”的高薪藥方，但未獲當地黨政領導支持。
佛山中院則實行審判長負責制改革，采取“審判長+合議法官+書記員”模式，面向全市法院選出35位審判長，“所有案件由審判長擔任主審法官，并對案件質量負總責”，鄭鄂的報告中說。
與此類似，檢察系統也推出了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改革。重慶市提出構建主任檢察官對檢察長、檢察委員會負責的辦案組織模式；上海市稱要落實主任檢察官辦案責任制和責任追究終身制。
“主任檢察官模式始自上海市，”中國人民大學刑訴法教授陳衛東介紹說，“在最高檢察院的推動下，全國約有17個檢察院試行了主任檢察官模式。”2011年上海市閔行區檢察院率先推出主任檢察官，一般風險案件由主任檢察官直接決定，主任檢察官可以更改辦案組內承辦檢察官提出的審查處理意見，但是需要說明理由并簽字，載入案卷。
陳衛東介紹，與此類似的模式，還有北京市海淀區的“主訴檢察官”、深圳市福田區的“專員制辦案模式”，以及湖北省的“主辦檢察官”模式。
亦有刑訴法學者對“主任檢察官”模式持異議，認為主任字眼“強化了行政化色彩”，并且，“把主任設置為一種崗位，沒有法律依據”。
人民陪審員“倍增計劃”
在此輪地方“兩會”之前，司法公開已被作為司法改革的突破口，為最高法院強力推動。在法院系統，司法公開的主要內容多是進一步推動“三大平臺”建設。
而人民陪審員制度則將繼續進行“倍增計劃”。重慶市甚至要求，今年底前，全市法院人民陪審員將增至3800名左右，與法官人數之比達到1︰1。
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到的“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大多數提及此項改革的“兩院”報告中，只是使用了“研究論證”、“試點準備”、“研究探索”、“根據統一部署”等模糊和低調的字眼。
廣東省高院院長鄭鄂認為這一屬于“頂層設計的改革內容”，要“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加強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的匯報、溝通和協調”。
在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查閱的地方“兩院”報告中，唯一在人財物統管改革方面的“新提法”出現在河南省。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在報告中稱，“加快建設省直屬中級人民法院，直接監督指導10個省管縣（市）法院”。河南省檢察院檢察長蔡寧則稱，要“配合推進省檢察院一、二分院建設”。
這或與河南正在進行的另一項改革有關。2010年，中央編辦在全國確定了30個縣（市）進行省直管縣體制改革試點，計劃用三年左右時間完成試點，河南有10個縣（市）入選。其中一項改革任務，即為探索“改革司法管理體制”。
一位省檢察院內部人士告訴記者，該院今年亦把人財物統管列入司改內容，但“目前為止，只是學習了最高檢察院一位負責領導的內部講話”。
河北省高級法院一名參與了報告討論的負責人則稱，由于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以及省政法委均未公布具體改革文件，因此此次地方“兩會”上的法院工作報告，“只是公布了今年司改的大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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