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之后，中共廣東省委原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朱明國，已是唯一一名兼任省委常委的政協主席。隨著11月下旬中央新一輪人事任免信息的發布，朱明國的上述三項黨內職務，均由原工信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馬興瑞接任。至此，31個省區市的政協主席，全部退出省委常委。
盡管各地政協主席卸任黨內重要職務的消息已屢見不鮮，且今年以來，新疆、天津、遼寧、北京、重慶、福建、吉林、上海8省區市先后有所動作，但朱明國卸任省委常委時，依然引發熱議。
“我不知道這次人事調整是不是中央的統一要求。但有人認為，政協主席不再兼任常委是政協地位的下降。”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教授許耀桐分析，“不過從另一方面講，正因為不再兼任常委，政協主席才更敢說話。”
卸任黨內要職
公開資料顯示，連同廣東在內的上述9省，今年以來政協主席人選均無變化。而9位政協主席原本兼任的黨委常委職務則先后被調整。這種換省委常委、不換政協主席的做法，讓政協主席“退常”更像是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后做出的“規定動作”。
事實上，絕大多數政協主席不僅“退常”，還卸任了多項黨內重要職務。比如，廣東的朱明國、北京的吉林、上海的吳志明，曾任省“市”委政法委書記；重慶的徐敬業、福建的張昌平，曾任省級紀委書記；吉林的黃燕明，曾任省委組織部部長。而9人中曾任省委副書記的，多達4人。
由于近1/3的省級政協主席，今年起才陸續卸任黨內要職，人民網的地方領導人資料庫中，不少人的職務還未更新。有些人的履歷中，依然同時標有“省委常委”“省政協主席”“省紀委書記”等多個職位。
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憲法學專家韓大元看來，政協主席卸任黨內重要職位是正常的、符合邏輯的。“從組織程序上說，多數干部去當政協主席的時候，應該已經在等待新人接任政法委書記、紀委書記這樣的職務了。由于人事原因，一些職位可能無法很快找到接替者，所以政協主席的黨內職務就要保留”，韓大元說，“按理講，政協主席同時兼任黨內重要職務，只能是過渡時期的做法，不應該成為常態。”
相應的，政協作為參政議政機構，也需要經驗豐富、資歷深厚的老同志。“和黨委、政府兩套班子相比，政協主席應該是元老級的，他們要把治國理政的經驗保存下來。”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認為，即便從年齡角度考量，保持各省政協主席的位置不變，而將其黨內職務重新選任，也是合情合理。
此外，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規定，地方政協主席須經地方政協全體會議選舉產生。所以從客觀上講，更換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組織部長等的程序，遠比更換政協主席簡單易行。或許，各省未來還會有新的職務調整，但政協主席一職的選舉須經法定程序。
政協的現實角色
省級政協主席退出常委后，人們最關心的并非新任常委人選，而是此番調整過后政協的地位、權力是否會受到實質性影響。
“1949年時，政治協商是國家政治權力結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此后，政協主要定位于參政議政，不是真正的權力機關。”國家行政學院的許耀桐說。
對此，中國社科院的房寧認為，盡管政協在四套班子中地位并不靠前，但現實作用依然不容忽視。“中國的協商民主，要求執政黨在重大問題上征求政協意見。而通過調研、巡視、提案等常規性活動，政協委員隨時可以就干部選拔、重大決策等問題提出意見。”房寧斷言，“政協絕不是花瓶。”
曾經擔任過北京市政協委員的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叢日云認為，政協的實際作用與理論期許之間，仍然存在差距。
叢日云說，政協的制度性活動分為三類：第一，是為了自身存在和運作進行的會議，比如選舉主席、副主席的全體大會等；第二，是履行參政議政職能的提案活動；第三，是帶有監督性質的視察。但上述三類活動的程序性意義更大些。
上世紀90年代擔任北京市政協委員時，叢日云曾提交提案，建議運用民意調查的方法對政府工作做出客觀評價。然而，提案上交后如泥牛入海，再無消息。回想起來，叢日云稱，這份提案沒能通過政協內設的提案委員會的審查，并未立案。與此形成對比，當時另一位政協委員建議在單位旁修建一個公共廁所，卻得以立案，并最終修建成功。
叢日云說：因為政協主席通常還有市委常委、甚至市委副書記的身份，可以直接把看到的情況向上面匯報，所以下面的官員在接受視察時都會認真匯報、陪同，非常重視、很是上心。但有些普通政協委員的提案，在具體落實中往往并不理想。
被邊緣化還是更加獨立？
政協主席退出常委，引發了兩種不同的觀點。
叢日云認為，政協主席一旦失去常委頭銜，地位很有可能大幅下降。
“政協主席在社會上受重視，往往因為他是黨委常委成員。因為從中央到地方，最核心的權力機關就是黨委，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決定人事任免。”叢日云認為，這種政協主席地位下降的趨勢，還可能波及政協本身。“當然，政協自己也有影響力。如果在組織關系層面，政協主席在中共黨內的優勢不再，政協的影響力也會隨之消減。”
另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就在省級政協主席紛紛退常的同時，越來越多的省級統戰部部長進入常委序列。據《中國新聞周刊》統計，截至2013年11月，全國31個省區市中共有22名省委統戰部部長位列常委。這一數字在2000年只有1名，在2006年為15名，在2012年達到23名。
盡管統戰部部長進常委的數字越來越多，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卻認為，目前依然很難說清這是否是未來趨勢。“因為統戰部部長進常尚未形成慣例。至于哪些人進常、什么樣的進法，可能包含了對各方情況的考量和權衡，是一個全局性問題。”蔡霞說。
通過對上述情況的分析，叢日云認為，從黨內常委分工的角度看，今后統戰部部長的地位可能會有所上升。畢竟政協主席退常后，原本黨內聯系政協的工作需要有人來承接。
對于政協被邊緣化的擔憂，社科院政治學所的房寧表示可以理解，卻并不認同。“在中央一級，政協主席還是常委沒變啊。”房寧說，“這一步調整，實際是要加強政協的地位，而不是讓它被邊緣化。”
事實上，從近年來各省政協主席的發展路徑來看，不少省級政協主席轉任黨政實職或獲得升遷。2013年1月，吉林省原政協主席巴音朝魯，成為吉林省委副書記、省長；北京市原政協主席王安順，成為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更早些時候，曾任遼寧省政協主席的張文岳，在2007年成為遼寧省委書記、省長。另一位曾經的遼寧省政協主席駱琳，也在2012年成為正部級的中華全國供銷總社黨組成員。
“與過去相比，政協主席也慢慢顯出年輕化勢頭。原來為了專門的人事安排選任政協主席的傾向，也正向著為了工作安排選任的方向而發展。”中國人民大學的韓大元認為，這些變化都表明中央對政協的工作越來越重視，而不是將其邊緣化。與此對應，此番人事調整的目的，也在于加強政協獨立性，使其能夠更好的發揮監督及參政議政作用。
“按照法律程序，對于中共的人事決定、重大決策，政協都是可以反對的。如果政協主席兼任常委，政協在表達反對意見時就會出現顧慮。”韓大元解釋，一方面，政協主席本身就是決策過程的參與者，自己沒法反對自己的決定；一方面，他是黨委常委，想發表反對意見也很為難。角色的沖突，反而不利于政協對執政黨作出一個客觀、獨立的評價和監督。（記者/滑璇）
原標題：省政協主席“退常”的政治意涵
不再兼任常委，表面上看是政協主席政治地位的“下降”，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抑或是對政協參政議政“獨立性”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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