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國考。
11月24日，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2014年度公務員錄用考試公共科目筆試（下稱“國考”），在全國48個城市同時舉行。
今年共有130多個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面向社會公開招考，計劃招錄1.9萬余人。
據統計，本次考試共有152萬人通過招錄機關資格審查，實際參加考試人數為99萬，參考率約為88.5%，參加考試人數與錄用計劃數比例為51∶1。
公務員，在中國一直是為人所羨慕、崇尚的職業。鐵飯碗背后，是人們對社會地位、收入、安全感的渴求。
1993年中國出臺《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公務員制度正式確立。被稱為“中國第一考”的國考，從1994年報名4400人、招錄462人，到2014年報名152萬、計劃招錄近2萬人，短短20年，職位招考規模增長了近50倍，報名人數增長則超過300倍，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報考熱潮。2014年國考，平均每個崗位有77人競爭。其中，37個招錄職位的報名比例超過1000：1，最熱崗位競爭比達7192：1。
從最初的很多人不相信“通過考試就能當干部”，到今天的“考公務員只是與考研、出國等并列的選項之一”；從首屆只有29個部門招錄，到今天的全國公務員“凡進必考”；從“成為國家干部的自豪”到戶口、福利的致命誘惑；從鐵飯碗、金飯碗，到“能進能出、能上能下”的退出機制探索……
20年來，日漸升溫的公務員熱背后，是中國公務員制度的建立、改革、完善過程。
20年、三代人“我的國考”
1994年：“通過考試就能當干部？”
國內首次公務員考試，報錄比9：1，面試像“談心會”
1994年1月，人事部機關刊物《中國人事》（現改名為《中國公務員》），出現了一個新欄目“《條例》百問”，開始向全國人事系統介紹新建立的中國公務員制度。
對于“公務員”這一新名詞，“《條例》百問”解釋道，“在范圍上相當于我們過去所說的國家行政機關干部”。
那時，人們剛剛學會了買東西不用糧票，社會上還經常出現什么叫“投機倒把”的大討論，在多數人眼中，進機關、當干部是當時最好的工作。
1994年7月30日，人事部宣布，將組織中央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錄用首屆招考。
“當時，很多人不相信通過考試就能當干部，因為當時工作是國家分配的。”對于第一屆公務員考試，國家某部委工作人員、當時在北京市郊一家國企上班的李偉（化名）記憶猶新。
1994年8月1日，李偉借了一輛自行車，穿過大半個北京城，跑到人事部設立的公務員考試報名咨詢點打聽情況。“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參加考試，考過了是否真能進機關”。后來的統計顯示，那幾天，像李偉一樣前來咨詢的有14000人。
“當時進中央機關的主要途徑就是畢業分配，然而學校分配沒有統一標準，很多人托關系遞條子，我自己沒路子，還以為這輩子都沒機會邁進部委的大門了。”李偉說。
參加第一屆公務員考試的，多數如李偉一般是“二次就業”。當年發布的《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指出，“報考省級以上政府工作部門的需具有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
這一年，公務員考試實錄名額為462人，報名4400人，報錄比約9：1。據了解，招錄的462個公務員職位，涉及國務院辦公廳、國家計劃委員會、人事部、建設部等29個部門，幾乎全是中央部級機關單位。
首次國考就在當年8月舉辦。考試那天，“一個教室幾十個人，每個位子之間都被拉開了很大的距離，有點像現在的高考，既激動又緊張。”李偉回憶說。那一年，公務員考試分為行政職業能力測試和公共基礎知識，考試題目涉及毛澤東思想概論、鄧小平理論、政治經濟學等，還沒有現在令人頭疼的申論”。
統一筆試結束后，各部委還要給通過者組織面試。面對七八個考官的發問，李偉異常緊張，“那時候各處都實行分配，沒參加過面試，一點經驗都沒有”。李偉說，好在考官問的都是“為什么要報考”、“以前做過什么工作”一類的問題，不像現在的面試那么專業，有點像“談心會”。
李偉說，被確認錄取的那天，自己感覺難以置信，遠在農村的父親知道后，殺了家里的豬，像娶兒媳婦一樣請全村人吃飯，很有點光宗耀祖的意思。
第一個月，李偉拿到了300多元工資。與企業相比，公務員工資并不算多，但各方面的條件比企業要強多了，“連食堂的拉面師傅都是專門從蘭州聘請的”；平時吃飯有食堂，住宿有宿舍，看病公費醫療，“也不用花自己什么錢，工資能攢下不少”。
最讓李偉看重的，是“有了行政級別，成了國家干部”。入部5年后，李偉被提升為副處長。“中央部委的晉升速度相比基層要快很多”。同一年，李偉分到了一套兩居室，“相比周圍的朋友，感覺很滿足。”李偉說。
2005年：我看中的是“工作穩定、有保障”
公務員法出臺，“凡進必考”，報錄比37：1
李偉參加公務員考試10年后，公務員考試從中央部委的敲門磚，演變為基層入職的攔路虎。
2005年4月，公務員法正式出臺。“凡進必考”的公務員錄用制度，正式以立法形式被明確下來。法律規定，中國“錄用擔任主任科員以下及其他相當職務層次的非領導職務公務員，采取公開考試、擇優錄取的辦法”。
這一年，國家公務員招錄人數達到8271人；一年后上升至10282人，首次突破一萬大關。公務員考試已經從最初只涉及中央29個部委、462個職位的小范圍招考，變成國家各級政府機構招錄新人的唯一途徑，一大批街道辦、派出所等最基層的公務員職位進入公務員考試的招考范疇。
隨著公務員考試在各級政府機構中的逐步普及，一些基層政府機構公務員職位由于競爭比例低、報名限制條件少，開始受到關注與熱捧。
與此同時，來自于體制外的沖擊，也使公務員考試不再像10年前那么令人激動。2001年，日本通產省在一份白皮書中首次提到，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同年，中國加入WTO，跨國公司開始從競爭性領域進入壟斷或準壟斷領域，金融性投資大大增加。公務員已經不是唯一令人羨慕的職業，西裝筆挺、出入高檔寫字樓、平時炒股、年底分紅的外企白領，成為時代的新寵。
2005年，在一家私企工作的李梅（化名）報名參加了北京市公務員考試。這一年國家公務員報錄比首次突破“30大關”，達到37：1；地方公務員考試同樣也是如火如荼，競爭激烈。“那時，社會上已經在討論公務員考試過熱的問題，但公務員工作穩定、工資福利都有保障，還是很有吸引力。”李梅說。
為了盡快通過公務員考試，李梅報了一個培訓班，利用周末的時間上課。“培訓班很多，考試的各個環節都有專業老師輔導。來上課的，很多是和我一樣在職考試的人，工作了這么多年，再參加考試很不適應”。
最令李梅頭疼的是筆試部分。筆試分為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和申論。行政職業能力測驗成績達到60分以上、兩科成績達到105分以上，即可獲得《北京市公務員筆試合格證》，在此證有效期內，可與各行政機關通過“雙向選擇”的辦法落實就業單位。
考得合格證后，李梅報考了北京市一街道辦事處，隨后參加了面試。“當時兒子剛剛兩歲，老公又在外企上班經常出差，想讓我在街道找個工作，雖然掙得不多，但工作穩定，又有保障，而且離家近，可以多些時間照顧孩子”。
“工作穩定，又有保障”是當時社會對公務員的普遍看法，然而入職后李梅發現，基層公務員并非如此。“街道像是一個筐，什么工作都能往里裝”，李梅說，一個地區的派出所、工商所、環衛所、學校、醫院等等都需要街道來做協調，例如一旦發生食品安全事故，街道必須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啟動應急預案，協調組織各個分屬職能部門。
每天晚上以及周六日，街道都要留人值班，處理突發事件，“幸好單位照顧女同志，值班多排在周六日的白天，晚上值班一般是男同志負責，要在單位待一個通宵”。除此之外，“十一”、“五一”，越到節假日越忙。這些年來，多數大年三十的晚上，李梅都在外邊檢查煙花爆竹燃放。
40歲時，李梅在單位中升任正科長，成為老資歷的中層干部。提起福利待遇，李梅說，2005年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街道工作時，福利分房政策就已經取消，升任科長后，李梅稅后月工資達到5000多元，“雖然工資福利都不是很高，但也有優點，收入有保障、工作穩定、沒有績效壓力，這一點尤其難得。”李梅說。
2012年：考公務員？考研？出國？……
報錄比72：1 ，“我不一定在這里待一輩子”，最糾結的是工資水平
此后，公務員成為中國社會中的一座“圍城”。每年有百萬人報考，同時也有很多人跳槽。對于很多大學生而言，考公務員只是與考研、出國等并列的選項之一。
2012年暑假剛剛開始，即將進入大四的北京某高校學生劉曉（化名）并沒有回家，一大早，就提著暖壺來到學校圖書館自習室，在靠近窗戶的一張課桌上貼了一張“國考占位”的字條。
劉曉為自己列了一張時間表：11月參加公務員考試，1月研究生考試，3月參加北京市公務員考試，“周圍還有同學要同時參加托福和GRE考試，我怕同時準備太多忙不過來。”劉曉說。
這一年報名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的150萬人中，不乏如劉曉一般腳踏幾只船的考生。“多一個選擇，多一分機會，反正報名也沒什么成本。”劉曉說，當然在復習時間的分配上還是要有側重，“我將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國家公務員考試上，覺得考研也是為了找工作，不過周圍也有很多同學有不同想法，認為研究生畢業或者留學回國后會有更好的機會。”
2012年11月25日，劉曉參加了國家公務員考試（行政職業能力測驗、申論），“之前練習輔導做得很多，題目答起來還算順手。”劉曉說。2013年1月7日，劉曉在人社部網站上查到了自己的筆試分數，122分的成績使劉曉順利進入了5：1的面試名單。
兩周后，劉曉來到應聘單位參加專業科目考試，包括綜合知識與能力測試（筆試）、英語測試（筆試）以及英語口語及聽力測試。“參加專業科目考試的人很多，分了好幾個教室，我報考的這個職位不要求基層經歷，考場中多數人都和我年紀差不多。”
通過了專業科目考試以及隨后的面試，劉曉順利進入國家某部委工作，“在同學們眼中，這是一份不錯的工作，解決戶口、進入政府核心部門、入職后申請還可以提供宿舍，在北京這一高房價的城市，吸引力還是很大的。”劉曉說。
當然并非事事順遂。如今，劉曉入職已將近半年，讓他十分糾結的，是自己的工資水平，“每月5000元左右，上漲的空間也不大，在北京這樣的城市，是很低的工資了，后來聽說一些進投行、外企的同學入職當年年薪就能達到20萬，工作后還會逐年加薪，心里也動過后悔的念頭。”劉曉說。
在劉曉單位附近，兩三個朋友吃一頓飯，看一場電影的消費在500元左右，相當于劉曉工資的十分之一，“幾乎不敢想日后結婚、生子的種種開銷。”劉曉說，入職后聽說單位近年來有一些同事辭職或調動工作，因為嫌工資太低，有的從部委調到下屬的科研院所，有的離開機關到研究機構、大學等處供職，“我的觀念也有所轉變，原來想考上公務員就不會再離開部委，現在發現這里平臺高，工作能力、社會人脈積累也很快，未來并不一定要在這里待一輩子，關鍵是在年輕時提高個人素質與能力，為日后的發展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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