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工作情況報告。
今年全國“兩會”上，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所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包含有今年將“聽取反貪污賄賂報告”的工作安排。
此次最高檢所作的報告指出：“2008年1月至今年8月，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犯罪案件151350件 198781人，提起公訴167514人。人民法院判決有罪148931人，占已審結案件的99.9%。通過辦案為國家和集體挽回經濟損失377億元。”
這是建國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聽取反貪污賄賂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安排聽取“反貪污賄賂”的專項報告，被認為是中國最高權力機關對反貪污賄賂工作的高度重視。
十八大以來，中央新領導層對反腐倡廉工作表態的密集程度以及措辭嚴厲程度都歷史罕見，截至目前，落馬省部級高官已達10人。
第二份全國性反貪賄報告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聽取反貪污賄賂報告要追溯到24年前。
1989年，中國開展了改革開放以來席卷全國的打擊貪污、受賄等腐敗行為的反腐敗斗爭。最高檢監所檢察廳原廳長陳振東回憶，1989年7月中旬，最高檢召開各省、市、自治區檢察長座談會，內蒙古一名副檢察長發言說，“把反分裂放在第一位”，時任最高檢檢察長劉復之當場糾正，“是把反貪污賄賂作為工作的重點”。
這年6月，鄧小平在一次重要談話中指出，要始終堅持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
當年8月，最高檢、最高法根據鄧小平的談話及黨中央、國務院相關精神，公布了《關于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限期內自首坦白的通告》。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貪污賄賂斗爭席卷全國。兩個月時間內，全國有1.8萬人到檢察機關投案自首。這段時間，全國各地的檢察機關門庭若市，有的是自首、有的是檢舉他人。
在離“兩高”通告規定的最后自首限期還有6天時，劉復之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關于檢察機關開展反貪污、賄賂斗爭情況的報告》。
這份報告中明確指出了“自覺接受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我們要求各級檢察機關經常、主動地向人大常委會匯報工作。凡是涉及適用法律的疑難問題以及重大案件，要專門報告人大常委會，自覺地、主動地接受人大的檢查、監督”。
2005年以后，許多地方層面的人大常委會進行了類似的嘗試。比如：2005年，北京市朝陽區十三屆人大常委會十二次會議聽取并審議了區人民檢察院關于開展反貪污賄賂檢察工作情況的報告。2008年后，做這種嘗試的地方人大越來越多，主要集中在區(縣)一級，也有部分地市級人大常委會。
目前已有新疆、吉林、貴州、河南、安徽、甘肅、黑龍江等省級檢察院就反貪污賄賂工作向同級人大常委會作了專項報告。
不過，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這個層面，這種做法并沒有延續下來。時隔24年后全國人大常委會才再次聽取反貪污賄賂報告。
陳振東認為，人大聽取檢察院專項反貪報告并監督，應該制度化、常規化。
全國人大常委會安排今年聽取反貪污賄賂的專項報告，有其法理依據。根據2006年公布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每年選擇若干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群眾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有計劃地安排聽取和審議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專項工作報告。
和24年前一樣，本次報告中也提到要自覺接受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報告中表示，“主動向人大及其常委會報告反貪污賄賂工作情況，認真貫徹人大的決定和要求。”
同時報告強調要“積極配合人大組織的專題調研和執法檢查，認真辦理、及時反饋人大代表的議案、建議，邀請人大代表視察反貪污賄賂工作，誠懇聽取批評和意見”。
最高檢監察局原局長葉惠倫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時提出建議，人大要加強問責制。“對反貪工作做得不好的、做得不對要怎么辦？這需要有問責制，人大要行使彈劾、罷免這些憲法賦予的職權，進行剛性的監督。”
經濟觀察報記者發現，向本級人大常委會作反貪污賄賂報告的通常為本級檢察院檢察長，這些報告都順利獲得通過。人大常委會委員大多圍繞提高辦案質量、加強檢察隊伍的自身建設以及做好防范預防工作等方面提出建議。
從自首到舉報
對比前后兩份反貪污賄賂報告，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以自首為發端，而后者則強調群眾舉報的重要性。
據檢察系統統計，從1989年8月15日至10月20日，全國已有18030名犯罪分子到檢察機關投案自首，其中有縣處級干部401人，司局級干部14人。自首人員交代犯罪金額18205萬元，退出贓款贓物計人民幣10197萬元。
但是，劉復之指出：“在投案自首人員中，大多是浮在面上的，火燒眉毛或已經暴露的犯罪分子，而那些隱蔽較深、尚未觸動的犯罪分子主動投案自首較少，他們還在圖謀對抗法律，逃避制裁。看來，不到‘兵臨城下’之時，他們是不會主動自首的。”
今年的這份反貪污賄賂報告透露，立案偵查的案件中，群眾舉報48671件，占32.1%；檢察機關自行發現53532件，占35.4%；紀檢監察機關移送 14354件，占9.5%；犯罪嫌疑人自首、其他執法司法機關移送和其他來源34793件，占23%。
上海師范大學預防職務違紀違法犯罪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商紅日指出，來自群眾舉報的線索占很大比例，這就意味著群眾舉報是檢察機關反貪辦案的源頭活水。所以，檢察機關還承擔著保護舉報人的重要責任,要通過健全制度,讓群眾“敢舉報”、“理性舉報”。
同時報告還提到，檢察機關突出查辦大案要案，立案偵查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13368人，其中廳局級1029人、省部級以上32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教育與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認為，大案要案一直以來是打擊腐敗的重點，這是非常正確的。打擊腐敗必須堅持有腐必反，無論是“老虎”還是“蒼蠅”都應當查處。如果忽視了對“小腐敗”的查處，就會導致腐敗很難從整體上被控制。
在陳振東看來，今后反腐力度會加大。“但我不同意運動式反腐敗、運動式打黑，或者再發出類似1989年那樣的‘通告’，這個辦法在現在沒多大的效果，當年主動自首的官員級別并不高。”
加大打擊行賄犯罪
隨著中國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開展，行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越來越為檢察機關所認識和重視，對行賄犯罪的打擊力度正在逐漸加大。
對于行賄者的打擊是今年反貪污賄賂報告的一大亮點。
報告中指出，檢察機關不斷加大對賄賂犯罪的查辦力度，立案偵查利用職權索賄受賄的國家工作人員65629人，故意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犯罪嫌疑人23246人。2008至2012年查處的受賄、行賄犯罪人數比前五年分別上升19.5%和60.4%。
任建明說，賄賂一定包括行賄和受賄兩方，受賄和行賄都是犯罪，從實際個案來看，究竟是行賄人拉攏腐蝕對方的危害性大，還是收受賄賂方的危害更大，很難簡單地下結論。但是，國內刑法在政策上重受賄輕行賄,實際執法中，司法機構獨立性不夠、機構授權不足，很難使用像新加坡、香港等地執法機構的調查權，能否突破案件，嚴重依賴于行賄者的檢舉揭發，行賄者立功可減免罪責，造成對行賄打擊不力。“實行行賄與受賄同罰的原則，才能有利于從整體上控制腐敗。”
此外，針對貪污賄賂犯罪的新情況、新特點，檢察機關進一步健全了反貪污賄賂工作體制，強調要“健全偵查一體化辦案機制”。“檢察機關注重健全偵查一體化辦案機制，可以避免來自地方的各種因素干擾，提高刑事追訴工作的效能。”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吳宏耀表示。“這種一體化辦案機制，符合檢察機關的機構性質。檢察機關要充分發揮刑事追訴效能，就要強調上下級檢察機關的一體化領導關系。”吳宏耀說。
首任反貪總局局長羅輯則認為，就法治的要求而言，檢察系統應該直屬。“為什么稅務系統垂直領導？因為國家的稅收不能受地方的干擾。司法應與此同理。對一個國家的秩序而言，法律是最根本的保障。如果一個國家的司法可以受到地方個別領導的隨意干預，那么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所以最應該垂直領導的就是檢察機關。”
同時，吳宏耀也對“偵查一體化辦案機制”提出了建議。他認為，現在對于交辦、提辦、督辦、指定異地辦理等具體標準,還缺乏法定規則。“放在法治的框架下，還是應該將具體標準明確、細化，以避免辦案中可能產生的隨意性。”“在交辦、指定異地辦理時，如果改變了管轄，上級檢察機關應與上級法院溝通協調，以免后續檢察機關移送同級法院起訴的時候，法院卻沒有管轄權。”吳宏耀建議檢察機關建立溝通協調機制。（經濟觀察報 記者 沈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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