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尚往來與“心照不宣”——貪腐產業鏈
“我們信守承諾，以客為主。你認為怎樣安全，我們就怎樣交易！時間、地點因你而定！”浙江某富裕的二線城市，一家自稱“全市多家分店，只要一個電話，24小時內上門服務”的禮品回收店，又迎來了交易高峰期。
這家禮品店的規則是“免費上門辨別真偽，現場估價，現金交易”。回收的禮品多種多樣，以傳統的高檔保健品和煙酒為主。看看店里的禮品回收目錄，基本上就是中國高檔煙酒的品牌集萃——
禮品回收商最鐘愛的名酒系列包括茅臺50年、茅臺30年、茅臺15年、國營紅皮茅臺、五糧液、路易十三、軒尼詩李察、軒尼詩XO、軒尼詩vsop、藍帶馬爹利、人頭馬XO、人頭馬vsop、皇家禮炮等。香煙類有中華、熊貓、芙蓉王、九五之尊、蘇煙、黃鶴樓、玉溪、利群……
2012年初胡潤研究院首次發布“全球十大最值錢奢侈品牌榜”，路易威登、愛馬仕、寶馬分列前三，中國入選的兩個品牌是白酒——茅臺和五糧液，在入選的汽車、香水、珠寶等國際大品牌中十分顯眼。有意思的是，中國在時尚方面的本土奢侈品很難被高端消費者接受，但是白酒品牌價值卻超過古馳、卡地亞、勞力士等老牌奢侈品，可見中國高檔白酒消費之強悍，而這其中政務消費以及與之相關的商務消費占比較大。
這些煙酒品牌除了禮品之用，同樣也是高檔消費場所鐘愛的物品。2012年5月浙江省溫州市委市政府出臺的文件，正是印證了高檔煙酒和食品的消費之旺盛——“不得食用野生黃魚、鮑魚、魚翅、遼參及其他高檔菜肴，不得提供茅臺、五糧液等高檔酒、各類進口酒以及高檔香煙。”
所以2012年連續限制公款吃喝的新政，被看作對高檔白酒的當頭棒喝。2012年底中央軍委出臺“禁酒令”，茅臺市值一天就蒸發125億元。2013年1月海南推出公務接待的禁酒令，很可能引發地方政府禁酒的連鎖反應。“十八大”之后中央雷厲風行的反腐倡廉，成為歷屆黨代會之后最為嚴厲、將反腐提到最高高度的新舉措。
只是中國深厚的送禮文化和交易空間，很難輕易被抹去。與高端白酒受到一定影響相反，國際奢侈品牌反而在中國迎來了近年未見的銷售高峰。一位行業專家說，節假日是高層人士的休假時間，也是送禮、度假的消費時刻。再加上中國遇到政治調整期，跑關系的特別多，“各大奢侈品牌感覺到，在中國的重要時刻來臨了”。由于具體的奢侈品牌基本沒有被囊括在新政之內，那些從高端白酒或海參鮑魚里轉移出來的送禮空間，溢出到了其他領域。這也正是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所擔心的：“從1949年到現在，我們國家下發的限制公款吃喝的文件有500多個，哪一個管住了這張嘴？”
中國式的消費特色是，高端消費里很難撇清貪腐的空間，一些產業甚至因為貪腐空間的存在，極為興盛。李成言說，禮品在中國已經被扭曲了，禮尚往來的文化需求被突破了。老百姓不會輕易去送人奢侈品，一個人購買的正常禮品，會與他的實際消費能力相關。只有當他要突破正常的情感維護，而需要去獲得額外的利潤，才會去贈送高于他日常消費能力的物品。“打擊腐敗的難度非常大，因為腐敗中的個人不是孤立的，而是處在網絡狀的利益鏈條中。所以反腐工作十分艱巨，能夠深入到哪一步，還有待觀察。”
世界奢侈品協會的最新調查進一步驗證了這種擔心：奢侈品在商務送禮中已經被廣泛應用，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主要門店和顧客的數據反饋，平均奢侈品消費的75%用于禮品市場，25%為個人自用。這也是中國內地所獨有的消費特點，二線城市的數據與一線城市差異不大。
所以，當“微笑局長”楊達才的多塊名表被公眾揪出來，它其實印證的正是人們對奢侈品和貪腐之間的猜想。后來又陸續被“發掘”出來的官員戴高價眼鏡、名牌腰帶，或是某政府部門的高價消費，成為公眾表達對貪腐不滿的一個個出口。奢侈物品成為冰山一角，在官員公示財產還很難實現之時，人們至少希望通過監督來盡量減少貪腐空間。
我們考察了一些行業盛行的送禮之風或潛規則操作，它們就像某位禮品經濟研究者所言：“當你把汽車作為禮品時，汽車廠商就是最大的禮品公司；當你把房子作為禮品時，開發商就是最大的禮品生產者。”如果將這些行業的灰色空間，與新中國成立60多年以來的官員受賄腐敗案件的實證研究相比較，就會發現：今天看似新鮮的貪腐空間，只是在一遍遍重演多年以前的故事。當制度的力度不夠時，金錢和權力的交易簡單直接，卻長久不衰……（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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