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試吃轉基因大米更多是轉基因擁躉的一場宣傳活動。 (何籽/圖)
過去兩個月內，除西藏、臺灣等四個省區(qū)，全國各地紛紛舉辦了轉基因大米品嘗會，參與者過千人，以身試吃的目的是傳遞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
兩年前參加試吃的記者，沒有動過筷子。在6月23日長沙品嘗會現(xiàn)場，爭議也一度發(fā)生，記者認為志愿者是被轉基因利益集團收買，有利益才組織這次活動的。
轉基因問題在中國除了透明性、科學性爭論之外，還開始泛政治化。為避免可能出現(xiàn)的混亂和沖突，品嘗會組織者對參與網友的“以往的言論”進行初步的“政治審查”。
抱著電飯煲，相互簇擁著，在北京、昆明等六個不同的城市，一個個網友于2013年7月13日這天相繼走進當地的餐廳。
千萬別以為這是一場普通的聚會，這是一場力挺轉基因技術的網友聚會。他們不為品嘗菜肴，而是一試轉基因大米。
過去的兩個月內，除西藏、臺灣等四個省區(qū)，全國各地紛紛舉辦了轉基因大米品嘗聚會，參與者過千人。以身試吃的目的是傳遞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
與7月13日品嘗會鋒芒相對的是五天后的“轉基因與食品安全國際研討會”。演講者一致將矛頭對準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轉基因不是有風險而是有危險，釋放到環(huán)境，對生態(tài)有危險，做飼料對動物有危險，做食品，對人類有危險。”云南財經大學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顧秀林在會上表示。
在網絡世界，反轉基因派(簡稱“反轉派”)自始至終將轉基因問題與“國家利益”“民族存亡”拴在一起。
目前來看，千人試吃轉基因大米更多是轉基因擁躉的一場宣傳活動，從其效果來看，公眾影響有一定局限性，從反轉派的角度來說，還不足以打消其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疑慮。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場挺轉基因派(簡稱“挺轉派”)和反轉派的爭論中，裹挾其中的則是搖擺不定的民眾和處于強大輿論壓力下的政策制定者。
延續(xù)數月的“品嘗會”
2013年5月7日，網友“種田農民”在搜狐微博上發(fā)了一條帖子，“計劃送出5袋BT大米(每人限一袋)，數量有限。要求立場堅定，政治清白，相信科學！限中國大陸，私信我！”
經方舟子等微博“大V”的轉發(fā)，兩天內，報名者迅疾達200人。這遠超“種田農民”的預期，他的微博粉絲不到3500人。
最終，僅有五名網友獲得他的饋贈——1公斤裝轉基因大米一包。BT大米正是華中農業(yè)大學研發(fā)的高抗鱗翅目害蟲轉基因水稻品系。
事實上，“種田農民”也是從華中農業(yè)大學(簡稱華農)生命科學技術學院遺傳學教授林擁軍“化緣”，才獲得轉基因大米。林是華農轉基因水稻項目的負責人，同時也是科技部轉基因重大專項水稻部分的總負責人。
“種田農民”的真實身份是林擁軍的同事，在華農從事分子育種研究的“海龜”教授嚴建兵。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快遞轉基因大米的創(chuàng)意，大概源自2010年左右一名網友的提議，他表達了想嘗嘗轉基因大米。
“我是一個義務的宣傳者，我不做轉基因水稻研究，我研究的領域是玉米基因組學。”他在微博上如此解釋自費快遞轉基因大米，以供網友品嘗的動機。
網友報名的積極，讓嚴多了一份念想。5月9日，他在微博上透露，正和基因農業(yè)網主編方玄昌籌劃“規(guī)模大點的志愿品嘗活動”。基因農業(yè)網是剛成立的一家轉基因科普網站，作為主編的方玄昌，一直是轉基因技術的熱心布道者，也是嚴建兵在網絡上的朋友。
5月19日，在珠江新城的一家酒店，廣州網友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轉基因品嘗會一共有24人到場，除了試吃轉基因大米外，還提供了轉基因食用油和轉基因木瓜的試吃。
最具規(guī)模的品嘗活動在7月13日到來，《北京科技報》第一次以官方身份舉辦品嘗聚會。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此前《北京科技報》的記者曾去華中農業(yè)大學就轉基因大米做過長篇調查報道，了解到轉基因大米的安全性后，游說自己的單位舉辦一場“品嘗”活動。
此次品嘗活動還邀請到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君石、華中農業(yè)大學教授林擁軍等專家。在同一天，除北京外，南寧、昆明等五個城市也舉行了類似品嘗會，品嘗活動進入大眾視野。
“最大的特點是無組織”
與網絡上的驢友、攝影愛好者線下的聚會并無差異，組織者“石芯木魚”回憶，“5月份的時候，聽一個網友說，他拿到了(轉基因大米)，就來搞一個聚會，大家平時在網上，從來都沒有見過面，正好借這個東西來吃一頓。”
在方玄昌看來，組織品嘗活動，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組織。“網絡上志愿者發(fā)出帖子，然后就有人響應，然后再找人跟華中農大那邊要轉基因大米。花了多少錢大家AA制就完了。”據悉，華中農業(yè)大學只提供大米，志愿者承擔中間快遞費。
周衛(wèi)東可謂是最具知名度的品嘗志愿者，他先后在昆明等三地參與過試吃。他并不諱言，“99%的志愿者都是方粉”。
事實上，網友最初表達“我們也想吃”的傾向，源自2011年方舟子發(fā)布的一張聚會“炫耀帖”：我們吃的是轉基因大米。自2011年歷經多次網絡論戰(zhàn)后，以社交媒體為媒，在方舟子身邊，聚集了一批擁躉。
以5月份的廣州品嘗會為例，參與的志愿者均來自一個規(guī)模60人的科普組織，除了研究轉基因方面的科普知識，宇宙天體、生物技術等方面都是他們的興趣所在。
2011年5月23日，北京的首次品嘗會，并不包含著如今暗藏的鋒芒。志愿者們的第一印象：飯加水略多，煮得有點稀。
“反轉的事情還沒有到現(xiàn)在這個地步，所以當時我們品嘗，也就是品嘗，沒有今天目標這么明顯。就是為了給大家表示我們本身就是愿意吃這種轉基因的食品。”方玄昌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第一次品嘗活動。
方玄昌注意到一個細節(jié)，兩年前參加試吃的記者，沒有動過筷子。而在6月23日長沙品嘗會現(xiàn)場，爭議也一度發(fā)生，記者認為志愿者是被轉基因利益集團收買，有利益才組織這次活動的。
“我們都據理力爭。沒想到還是被自己人誤解，冤不冤啊？我們參與這類活動，就是以實際行動告訴身邊的人，轉基因是安全的。”網友“憑窗聽雨2010”表示。
“反轉派”“挺轉派”對壘
在轉基因的網絡對壘，這些挺轉派“科學、理性”不離嘴，但“反轉派”亦毫不示弱，他們富于斗爭經驗。
兩派之間的“對決”發(fā)生在2012年1月11日，地點是北京電視臺的一檔辯論節(jié)目錄制現(xiàn)場。
據2012年6月22日南方周末報道，當現(xiàn)場話題轉入“轉基因”時，混亂達到了最高點，大批來自某網站的觀眾高舉反對牌，揮舞著手臂，大罵：“漢奸！賣國賊！騙子！”還有人將手中的牌子砸向場內。方舟子也怒不可遏，猛拍桌子，呵斥這幫臺下的觀眾“滾出去”。
“反轉派”一度讓品嘗會組織者焦慮。方玄昌坦言，“有時候我們會怕一些極端分子混進來。”網友“石芯木魚”擔心，“最主要，怕他們來搗亂。”
一家“反轉派”聚集的網站甚至專門開辟了一個“聚焦轉基因”欄目。2013年4月11日，一位作者專門發(fā)文，介紹了通過發(fā)帖、宣講等手段進行反轉基因宣傳。
事實上，轉基因問題在中國除了透明性、科學性爭論之外，還開始泛政治化。
為避免可能出現(xiàn)的混亂和沖突，品嘗會組織者對參與網友的“以往的言論”進行初步的“政治審查”，沒有一位反轉人士出現(xiàn)在品嘗會現(xiàn)場。
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在網絡上隔空對罵。7月13日北京的品嘗會后，著名反轉人士顧秀林在博客上轉發(fā)了網友符文的評論，“報道(轉基因)的活動是非法活動，華中科技大學(應為華中農業(yè)大學，原文如此)散播轉基因材料是非法活動。”
轉基因水稻危局
在轉基因爭論漩渦中，作為主管單位的農業(yè)部門已無法獨善其身。
2012年9月，黃金大米事件曝光(具體參見南方周末2012年9月18日《政府監(jiān)管、倫理審查、知情同意，一個都不能少——解密轉基因食品安全試驗》)。當年年底，中國政府公布，項目所用“黃金大米”從境外帶入時未經申報批準，此事被歸咎于健康研究倫理和管理規(guī)范缺失，與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無關。
不過，“反轉派”發(fā)難：既然黃金大米是安全的，為什么要偷偷摸摸進行試驗？此后，轉基因食品陷入輿論的圍剿中。
在此背景下，這場轉基因食品品嘗活動，因不具備實驗的科學性，被外界解讀為行為藝術。對此，嚴建兵并不認同，這將可能是一場標志性的科普活動。“參與式、體驗式的科普，改變了以前科學家灌輸式的科普形態(tài)。”不過，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轉基因在安全性上已經沒有爭議。”
在7月15日的基因農業(yè)網開通儀式上，中科院遺傳與生物發(fā)育研究所研究員朱禎如此說道，“消費者以及公眾對于轉基因的問題還有疑慮。對于這些問題的疑慮，嚴重地阻礙國家轉基因的產業(yè)化發(fā)展。”
陳君石院士亦在7月13日的品嘗會上表示，轉基因水稻商業(yè)化失敗背后，“原因是很清楚，不是科學原因，是輿論的原因，給政府的壓力。”
2006年，科技部頒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06-2020)》，16個重大專項中，農業(yè)領域的只有一項轉基因，后獲得220億專項資金支持。2009年5月，農業(yè)部頒發(fā)了轉基因抗蟲水稻和轉植酸酶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而根據相關法律，要進行商業(yè)化種植，還必須獲得育種的安全證書。但是，第二步程序卻被卡住，因此無法推廣商業(yè)化種植。
按照規(guī)定，轉基因抗蟲水稻和轉植酸酶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明年即將到期，如果育種證書不能獲批，則需要重新走一遍第一步的程序。
“公眾的疑慮”則成為轉基因水稻商業(yè)化的軟肋。“我們國家一度在轉基因水稻上是領先的，后來由于種種干擾，種種原因，喪失了一個批準它商業(yè)化的良機，這個僅有的一點優(yōu)勢被丟掉了，喪失了，我覺得非常可惜。”中國農業(yè)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賈士榮透露。
7月15日，南方周末記者曾向農業(yè)部科技政策中心的相關人士求證，育種安全證書的申請程序已走到哪一步，對方以“此問題太過復雜”拒絕回答。
方玄昌坦言，“獲得這個種植的證書，在中國只有一種，就是民意，通過輿論。所以我們希望能改善當前的這種輿論環(huán)境。”
“政策層面的事情只能由政府決定，科學家做科學家的事情。”嚴建兵補充說。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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