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26期封面報道
土壤里還有多少秘密？
沒有確切數據，專家們也只能用碎片拼接大致圖譜，他們一致認可的是，南方比北方嚴重，重金屬污染是土壤的頭號殺手，工業化程度越高的地區重金屬污染越嚴重。
“據說每個中國人死了，倒在地上，拍扁了就是一張元素周期表，還是重金屬含量很高的那種。”
因為“鎘米事件”的頻發，土壤重金屬污染，這個因其隱蔽性而長期未受足夠重視的問題，引起了公眾的聚焦，一時間重金屬似乎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事實上，隨著我國城市化的推進，化工污染成為重大污染源。苯、酚、磷類有機污染及鎘、砷、鉛、鉻、汞等重金屬污染嚴重，在對空氣、水體造成污染的同時，也成為土壤中長期存在的“毒瘤”。
不少專家指出，重金屬無論是污染水體，還是污染大氣，最終都會回歸土壤，造成土壤污染。
于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嚴峻事實是，在經過幾十年的沉淀后，我國土壤重金屬污染正進入集中多發期。
“擺上桌”的污染
據了解，土壤中的重金屬主要來自工業企業排放的廢水、廢渣和廢氣。以種出“鎘大米”的湖南為例，官方數據顯示，湖南全省受重金屬污染的土地面積達2.8萬公頃，占全省總面積的13%。
作為全國聞名的有色金屬之鄉，湖南重金屬污染的歷史包袱異常沉重。在衡陽常寧水口山、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等涉重金屬企業密集地區，許多耕地早已不適合繼續耕種。當地環保官員表示，以前工業污水直接排入湘江，農民則用這樣的水灌溉農田，日積月累，造成了周邊土壤重金屬含量超標。而此次“鎘大米”事件，也許只是當地土壤重金屬污染的冰山一角。
農業部農產品產地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專家組成員、中國農業科學院資源與區劃所研究員陳世寶告訴《新民周刊》，土壤是各種污染物廢物的處理場所，重金屬無論是污染水體，還是污染大氣，在經過了遷移、轉化后，最終都會回歸土壤，造成土壤污染。
“其中，重金屬污染耕地帶來的直接后果是耕地質量下降，包括土壤的環境質量、肥力質量和健康質量的下降，導致農產品的品質下降，出口受限，同時對人體健康帶來潛在危害，因而備受關注。”陳世寶說。
國土資源部曾公開表示，中國每年有1200萬噸糧食遭到重金屬污染，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而這些糧食足以每年多養活4000多萬人。
一則“美雜志稱中國移民體內重金屬超標”的博文近日在微博中流傳。博文稱，去年，刊登在美國《移民與難民研究》雜志上的一份關于“紐約健康和營養檢測調查報告”顯示，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血液中鉛、鎘、汞等重金屬含量高于來自其他亞洲地區的移民。鉛比其他亞洲新移民高出44%。
陳世寶表示，對于人體攝入危害物質的劑量或風險值，每個國家都根據自己國家的科技、經濟技術水平及飲食結構等制定了相應的限量值，“我國也有對應的農產品食品限量值(2005版)。我國大米鎘的限量值是0.2mg/kg，這個標準要嚴于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研究中心主任陳同斌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從污染面積上看，國內專家認為鎘污染最嚴重，但如果從健康風險評估角度，我認為是類金屬砷污染，因為砷的致命劑量非常小。
未公開的調查
在中國，到底有多少被重金屬污染的土地，并沒有一個官方的權威數據。翻開過往報道，對于土壤重金屬污染的程度更是眾說紛紜。僅有的一份比較權威的數據，則來自2011年10月25日，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的正式報告。其中提到，中國土壤環境質量總體不容樂觀，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占18億畝耕地的8.3%。
早在2006年到2010年，國家環保部與國土資源部便組織了一項耗資10億的全國性土壤污染調查，只不過迄今為止調查結果始終未向公眾公布。
今年1月，北京律師董正偉向環保部提交了申請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方法和數據的信息公開。一個月后，環保部以“國家秘密”為由，拒絕了他的申請。6月，環保部公布的《2012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也稱，已經完成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然而，相關信息依舊未公開。
對此，業內專家紛紛揣測土壤污染秘而不宣的原因：一是認為掌握的數據不是非常完整和準確，二是擔心一旦公開很有可能會引起大量人群的恐慌。
“現在我們有太多的未知。”2013年陜西“兩會”期間，省政協委員、西安交通大學李香菊教授提交了《加強“毒地”危害治理刻不容緩》的提案。李香菊表示，首先，我國耕地受重金屬污染的程度、污染元素種類、污染面積均是未知；其次，修復目標，如何才算修復好，都不清楚。
由于土壤污染底數不清，導致污染原因、種類、范圍和程度也成為盲點，防治措施也相應缺乏針對性。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李香菊表示，“毒地”缺乏歷史檔案，信息透明度低，成為“毒地”害民的幫兇。
陳世寶也說，具體污染土壤采取何種修復措施，要結合不同性質土壤、污染程度、污染元素種類、污染面積、擬采取的經濟技術成本、修復時間以及修復目標值來定，無法一概而論。
李香菊說，土壤污染關系到農產品質量，涉及到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信息，在重大的民生問題上，公眾有知情權，對其信息公開化是政府對民眾的負責，“首先要建立‘毒地’檔案，詳細記錄‘毒地’的污染類型、受污面積、污染程度，明確限制土地的用途等，禁止未經評估和無害化治理的污染場地進行土地流轉和開發利用，不能在不透明的情況下以犧牲施工工人和居民的健康權利為代價。”
“人類污染圖”
沒有確切數據，專家們也只能用碎片拼接大致圖譜，他們一致認可的是，南方比北方嚴重，重金屬污染是土壤的頭號殺手，工業化程度越高的地區重金屬污染越嚴重。從我國西部(成都平原)向中部(江漢平原)，至南部(珠江三角洲)地區，重金屬污染呈逐漸加強的趨勢，表現為分布面積增大，含量強度增高、元素種類增多。
從目前來看，全國多目標的區域地球化學的調查項目也已經發現，局部地區的土壤污染是嚴重的。比如說長江中下游的某些區域普遍存在鎘、汞、鉛、砷等異常。城市及其周邊普遍存在汞和鉛異常，而部分城市明顯存在放射性異常。湖泊有害元素富集，土壤酸化嚴重。
研究證實，鎘、汞等重金屬元素與人類污染存在密切關系。重金屬元素在土壤表層明顯富集并與人口密集區、工礦業區存在密切相關性。和1994年左右采樣相比，土壤重金屬污染分布面積顯著擴大并向東部人口密集區擴散。
幸而，近日有好消息傳來：國土資源部、中國地質調查局表示，將全面會診土壤重金屬污染現狀，正在繪制土壤重金屬“人類污染圖”。
據悉，我國正建立涵蓋81個化學指標(含78種元素)的地球化學基準網：以1∶20萬圖幅為基準網格單元，每一個網格都布設采樣點位，每個點位各采集一個深層土壤樣品和一個表層土壤樣品。深層樣品來自1米以下，代表未受人類污染的自然界地球化學背景；表層樣品來自地表25厘米以淺，是自然地質背景與人類活動污染的疊加。用表層含量減去深層含量，即得出重金屬元素“人類污染圖”。
修復要一百年
更壞的消息是，土壤被污染后我們無法指望它像空氣和水一樣自我修復。
“理論上說，重金屬污染土壤是可以被修復的，但完全恢復其生態功能很難。”陳世寶告訴記者，目前世界各國針對重金屬污染土壤提出的修復措施有很多種，污染土壤修復主要包括兩大原理：遏制(in-aiturem ediation)與去除(rem ove,ex-situ)。基于上述兩大原理，污染土壤修復主要有隔離包埋、固化穩定、熱冶分離、化學穩定、電動修復、客土和翻土、土壤淋洗及生物修復等(包括植物修復)，但每種措施都存在一定的應用局限性。
“重金屬一旦進入土壤，再進行修復非常困難，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經費。針對我國污染農田污染特點(程度低、面積大、需安全持續利用等)，原位化學鈍化(以降低重金屬在土壤-植物系統中的遷移轉化為核心)技術由于其經濟有效、修復時間快、易于操作、適用范圍廣等優點，比較適合我國重金屬污染農田的修復，具有較好的環境、經濟和社會效益，并且已取得重要進展。”陳世寶說。
以上世紀70年代日本富山縣土壤修復為例，一共863公頃(12945畝)農田，總共投入3.4億美元，花費了33年時間進行客土法修復完成，平均每畝修復費用近18萬元人民幣。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于大米的鎘限量標準為0.4m g/kg，而我國鎘米限量值僅為0.2m g/kg，健康風險控制是要嚴于其他發達國家的。大米中鎘限量標準嚴，意味著土壤中鎘的質量標準也相應地嚴格。
陳世寶表示，以日本鎘污染土壤修復案例來說，如果按照我國大米鎘標準，那么修復成本和時間將更加巨大，修復措施也更加困難。
從中國現實操作來看，污染場地修復的資金來源大致可以分為4類：地塊的原業主方、地塊的獲得方、地塊的修復方BT模式(Build和Transfer的縮寫形式，意即“建設-移交”，是政府利用非政府資金來進行基礎非經營性設施建設項目的一種融資模式)墊付、相關貸款與基金。
李香菊則強調，要強化土壤修復中政府的主導責任。對于環境污染，無論出于“誰受益誰治理”，還是出于“誰污染誰治理”，在不少污染土壤的國有、集體企業已經破產的情況下，政府作為產權所有者應承擔修復責任。
管住源頭
業內專家們一致認為，當務之急是控制源頭污染。
“在重金屬污染防治中，須源頭控制——過程阻斷——末端治理相結合，其中，源頭控制是關鍵。千萬要防止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發展之路。這也是目前我國所提倡的生態文明的核心內容之一。”陳世寶說。
好在國家層面已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2011年，國務院批復了《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規劃將內蒙古、江蘇、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等14個省區列為重點治理省區，有138個區域被列為重點治理區域，采礦、冶煉、鉛蓄電池、皮革及其制品、化學及其制品五大行業的4452家企業被納入重點監控。同時，中央財政專門設立了重金屬污染防治資金。
據了解，3年來，國家已經拿出了97億元支持重金屬污染治理，在以打擊重金屬違法企業為主的環保專項執法行動中，全國31個省(區、市)政府近兩年已關閉了1000多家重金屬污染嚴重的企業。
另根據《全國土壤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十二五期間，用于全國污染土壤修復的中央財政資金將達到300億元，包括受污染農田、城市棕色地塊及工礦區污染場地。
“但是這筆錢光用來修復污染農田也已遠遠不夠，更何況還有大量的城市棕色地塊及工礦區污染場地需要治理修復。”一位業內人士表示。
不少評論認為，基于嚴峻的土壤污染現狀，國家層面必須以此為契機，將土地污染治理上升為國家意志，從國家層面協調各類政策資源、人財物資源，通過快速有力度的立法和務實行動，讓土地污染量化為地方官員考核的必要指標，成為地方調整產業結構的參數。
記者｜應 琛 實習生｜范子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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