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第6期封面
有權力的地方，就有演化為特權的風險；
有特權的地方，就埋下了腐敗的隱患。
許多人指責特權，紛紛義正辭嚴；一旦行使特權，往往沾沾自喜。
我們痛恨特權呼吁改革；有時卻自覺不自覺地為特權抬轎子。
生活中處處可見特權的影子；特權的正身如何界定？
——特權就處在這么一種微妙的地位上。但它絕不是法制社會的應有之義。
不一樣的特權生活
被“忽悠”的特殊病患
這是林谷整個上午第四次從同一間病房出來。巡房護士有點詫異地問道：“病情很嚴重嗎？一上午查這么多次房。”他揮揮手，臉上微露疲倦：“不太嚴重，不過當官的生病，官太太比病人還難伺候。”
林谷是四川華西醫院某科室的副主任醫師，最近他接下一個通過“打招呼”進來的病人——據說是個正廳級領導。科室主任發了話，點名讓林谷主治，“一定要照顧好”。
“病人本身倒是挺配合，不過他太太總是過度緊張，半天就跑了幾趟，不是說她丈夫頭暈就是說精神不好，我說了是正常的，她也一定要我親自去看。”
林谷有些為難，正常程序是，只要沒大問題，半天查一次房就可以了。其他時間，還要分析病人病歷、與其他醫生討論治療方案，或是探視病情特別嚴重的病人。原本就已經分不開身的林谷，卻不得不硬著頭皮應付“官太太”的各種要求。
不過對于這類“特殊病人”所造成的不便，林谷已經習以為常，包括通過關系加號或者插隊住院的。林谷說，醫生們通常的處理辦法是，在不得罪“特殊病患”的同時，犧牲自己的業余時間、盡自己的能力去照顧好普通病人。
然而在眾多醫院普遍存在就醫難的現實情況下，普通病人對這些現象仍然頗多指責。
在某醫院的病房區走廊上，一名腦瘤病人對記者說，當初檢查出腫瘤后，醫生告訴他，需要盡早做手術，然而住院部卻稱“暫時沒有床位”，讓他等。直至半個月后，醫院才終于給了他一個過道上的床位。
他無奈地搖搖頭，“據我這幾天觀察，有病人比我后進來，卻能住進病房，而且病情比我輕得多了。就是這些有關系的病人，擠掉了我們的床位。”
對于病人的不滿，醫生們也有無奈之處。在談話中，林谷曾多次提到“時間成本”這個詞，“有關系的病人節約了時間成本，普通病人就要為此浪費他們的時間成本，而我其實也為此犧牲掉了自己的時間成本。”
特殊病患看似占盡優勢，但現實情況往往很諷刺。一名已工作8年的臨床醫生告訴記者：“那些自以為有特殊權利，享受了比一般病人更優厚醫療資源的人，并不一定得到了最好的治療。”
他講述了一件醫院同事寫在微博上的“趣事”。某領導夫人，患上一種慢性病住進了醫院，病情并不危急，但因為領導地位頗高，院方為表重視，便組織專家會診。會診過程中，意見分歧成兩派，一派堅持應該藥物治療，一派堅持應該手術治療。而關鍵在于，堅持藥物治療的都是外科醫生，堅持手術治療的都是內科醫生。
“聽懂了么？”他耐人尋味地笑了笑，記者這才反應過來——無論是內科還是外科，都不想接這個燙手山芋，于是拼命地推給對方。
在這件事上，林谷也持相同的看法：“所謂的會診，往往是走走過場，出個報告，讓領導滿意也就行了。”而且對于上面“壓”下來的任務，大家都不太愿意接，身份太貴重的病患，誰都怕擔責任。實在推不掉接了，也只敢按照書本上的保守方法治療。
但是，對大多數普通病患來說，正是這些特殊病患的存在，剝奪了他們平等就醫的權利，甚至會因此對醫生的治療抱有懷疑。采訪中，一個病患對記者抱怨道：“隔壁病房的一個病人，每天好多醫生來看她，我聽說還為她組織了會診，來頭肯定不小。像我們這種老百姓，哪有這么好的待遇。”
“病人們不理解很正常，我們醫生也不可能去點破。”林谷說。不僅如此，那些有來頭的病患大多喜歡條件較好的特需或高干病房，殊不知，“最優秀的臨床醫生，往往都在普通病房。因為普通病房醫生臨床經驗最為豐富。”林谷揚了揚眉道。
“曾經有一位廳級以上的退休領導，是個老太太，通過急診被送來普通病房的重癥監護室，她丈夫(也是退休高干)嫌這邊條件不好，非要轉去高干病房。但因為她的病情太危急，仍在重癥室待了幾天，等病情穩定后才給轉了過去。結果沒過幾天，她又病危，再次被轉過來，搶救了兩天才轉危為安。這一回，她和老伴都死活不愿意再去高干病房了。”林谷說，類似這樣啼笑皆非的事兒挺多的。
拼爹得來的研究生
2009年4月13號上午，何雨準時到武漢某高校參加研究生面試。候考的學生稀稀疏疏，只有十幾號人，這讓何雨覺得不太正常。英語面試的時候，面試官表情很夸張地用英語問了一句：“你父親是××嗎？”何雨還以為自己聽錯了，這算什么題目？最后，他在稀里糊涂地答了句“Yes”之后，被告知面試已經結束。
潦草的面試讓何雨摸不著頭腦，“難道這也是父親的催化作用？”但他很快知道了并不是。體檢排隊的時候，他聽到前面兩名考生大聲地談論著當天的面試，從二人的對話中何雨了解了真相：今天的面試，是特別為沒過線卻有過硬關系的考生專設的。他們來，只是走個形式，反正最后都是要上的。
2008年6月，何雨從北方某高校畢業。遠在武漢的何父數次勒令他回去考取當地某高校的研究生。何雨卻一心想要從事自己熱愛的事業——當一名技術類雜志的編輯。
“北漂”三個月后，何雨灰頭土臉地回到家里，見到父親只說了一句話：“說吧，你有什么辦法能讓我考上研究生？”何父時任武漢市某重要職能部門的黨委書記。
此時距離筆試時間已不足半年，要從頭準備肯定來不及了，何況何雨的基礎本來就不好。父親讓他先專心溫習英語和政治，卻對專業課只字未提。
后來，他在父親的安排下陸續參加了幾次飯局，席間有何雨所報考大學的教授，還有院長、系主任。讓何雨有點驚訝的是，父親并沒有表露出任何希望給予他“特殊照顧”的意思，只是不動聲色地把他介紹給各位教授，說是讓他先感受一下學術氛圍。
何雨并不清楚父親是否還在背后做了其他動作，但這頓飯的作用很快奏效了。筆試前半個月，何雨拿到了專業課的完整題目。一直以來都知道父親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何雨，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權力的行使可以這樣輕而易舉。
他用幾天的時間背下了所有題目的答案，胸有成竹地參加了考試。放榜后，何雨的專業課分數極高；然而英語和政治是全國統一出題，他只能憑實力考，最后，他的英語分數沒能過國家線，掛了。
何雨把筆試結果告知家人后，父親依然很冷靜，只是說：“等等電話吧。”何雨不懂父親的用意，不過電話很快打來了，通知何雨4月13日去學校面試。
“我當時還有點納悶，因為我記得校方網站上公布的面試時間是12號，我還特地問了一句，不是12號嗎？對方說，是13號。”當時的何雨一頭霧水，接下來發生了開頭的那一幕，令何雨解開了謎團。
面試回來，何雨質問父親為什么不事先告訴他。父親說，他早就得知校方會留出一部分機動名額來供特殊考生使用，不告訴他是不想讓他覺得，這個研究生的身份來得太過容易。最后還警告他：“你不要以為表面上看起來風平浪靜，今天和你一起面試的這批考生，是校方反復研究之后的名單。”
何雨明白父親的言下之意，很多考生背后的勢力，可能比父親還要強大得多。校方給了父親這個面子，也是再三博弈的結果。
“我曾經想找我爸幫我一個哥們兒，他考研筆試成績還挺好，就是面試怕被刷下來。但是我爸說，非親非故就不好幫了，何況校方知道他不是我什么人，也未必會買賬。”何雨說，這個哥們兒最后真的被刷了。
4月底，何雨在學校網站的錄取名單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一切塵埃落定。“在校園里，常會遇到跟我同天面試的那些同學，大家都認識對方，但卻很少打招呼，只是心照不宣罷了。”何雨露出一絲文青式的傷感，“我想，我是徹底向這個充滿特權的社會屈服了。”
研究生畢業后，何雨在父親的安排下進了武漢某大型國企。“有研究生學歷，進來得很輕松。”他似乎漸漸接受了父親對他流水線似的幫助。
如今，他在父親的建議下，準備繼續攻讀個在職的博士學位，“選一個和現在的崗位關系密切的專業，對以后肯定會有好處”。
而何雨多次提及的哥們兒，據說在考研落榜后去當了村官。“他好像不是很得志，現在與我聯系也少了。我知道，他想回城里來，但是沒有關系的話，很難。”(文中林谷、何雨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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