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商人的恩怨
9點之后，位于賓王商貿區的異國風情街才會喧嘩起來。尤其是在七街和八街的交口，以住滿外國商人的丹霞瑚賓館為中心的一片區域。由于在義烏來自阿拉伯國家的商人最多，這里遍布了阿拉伯風味的餐廳，到處都飄揚著能讓人想起沙漠、駱駝和宮殿的異域音樂。門口烤肉攤升騰起的煙霧后面，是三五成群聚攏在一起吸著水煙的阿拉伯客商。有人面前還放著一碟涂滿糖霜和蜂蜜的“哈爾瓦”甜點。一位餐廳老板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向我們熱情展示水果味道的煙料——很像是曬干后被碾碎的蔓越莓果干。“它的尼古丁含量和焦油含量都很低，義烏的青年男女把抽水煙當成時髦的事情。”夾在幾家餐館當中的是一家敘利亞人開的發廊。“常有中國人好奇地進來想要嘗試一下，我們只能說抱歉了，但會用咖啡或茶來招待。我們會剪的發型比較單一，也不適合中國人的臉形。整個義烏大概有7家阿拉伯人的理發店。福田市場（義烏國際商貿城）17點關門。客人吃過飯陸陸續續光顧，一直營業到凌晨1點才關門。”
本刊記者和王凡（化名）就約在了風情街見面。去年12月底，義烏本地的若干位商戶與兩名印度人所在的外貿公司陷入了涉及1000多萬元欠款的債務糾紛。王凡是其中損失較大的一位，是一名水鉆的經銷商。由于時差關系，他剛剛還在辦公室和非洲的商戶敲定一筆生意的細節。“買賣還在繼續，只是更小心了。全部都要現金結算。”在燈紅酒綠的襯托中，他顯得面容蒼白和疲憊。“自從義烏有了小商品市場，與外商的經貿摩擦一直都有發生。只是這次矛盾因‘外交官暈倒’事件上升到了外交層面，又被印度媒體渲染，才格外引人注意。現在外國客商照來，而風情街總是熱鬧。一小部分人的經營思路改變了，但是大部分人還是照舊。”接著我們聊到了下雨為義烏帶來的涼爽天氣。“義烏就是這樣。有時候是天堂，有時候又是地獄。”在這次糾紛中，王凡多年的血汗錢所剩無幾，“房子也賣掉去還廠家的欠款了”。
30歲出頭的印度小伙子馬諾吉·坎薩在義烏經營一家禮品貿易公司，此刻他正在監督貨物裝柜
整個事件并不復雜。一次完整的外貿流程涉及這樣幾方：廠家、經銷商、外貿公司和客戶。通常外國客戶需要某種商品時會聯系外貿公司，由外貿公司翻譯陪同，去義烏國際商貿城經銷商的攤位看貨，看中之后再通過外貿公司下訂單，外貿公司收齊全部貨物便將貨物通過海運或者空運送到客戶手中。印度人迪帕克·拉赫賈（Deepak Raheja）和阿加瓦爾（Shamsunder Agarwal）是優洛外貿公司的員工，王凡向本刊記者回憶，他是去年6月份開始和這兩位印度人接觸。“他們的公司沒有正規注冊，我以前也沒有和他們打過交道，于是一開始都是現金結賬，一直到10月，一共做過300多萬元的生意。接著幾筆訂單他們就要求要有15天左右的賬期，也就是拿到貨后15天全部付清。基于之前的交易，我同意這樣來做。正常應該是去年12月初付款，拖到了12月14日，我還有另外幾家義烏本地的經銷商，聯系也在廣州那邊有辦事處的這家公司，翻譯說老板已經不在了。”
接著王凡等人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其實，我們認為這是一種主觀故意的合同詐騙行為，應該屬于刑事訴訟的范疇。”王凡說，“首先，所有人的貨款，優洛公司都許諾在幾乎同一時間付齊；另外，貨物到達印度之后他們是以低于成本的價格賣給客戶。還有一個細節可以說明他們不是真正在做生意。我給他們送去的貨物，他們從來都不驗貨，說是絕對信任我們。可第一次與我們合作他們就是這樣，對待別的經銷商也是如此。”王凡手里只有一張印度客戶打給優洛公司的匯款單。從匯款單顯示的金額來看，是可以推斷出他們的目的是低價銷售迅速套現。“但這位客戶卻說他的錢是要分幾批來給，不愿出庭作證。”由刑事轉為民事，在王凡看來，實屬無奈之舉。
“最早的訴訟標的是100萬元，這也是能申請將兩名外國人進行出境控制的最小額度。因為涉及的商戶損失都很嚴重，而法院又要按照20%的比例來收押金，我們只好分幾批來進行起訴，現在錢又湊齊了，于是又提起了150萬元賠償金額的第二次起訴。”在去年第一次開庭期間，來自上海領事館的一名印度外交官聽完兩名印度商人的敘述決定帶他們離開，但被王凡等經營戶堵在門口。義烏相關官員到達現場時，印度外交官已坐在地上，宣稱自己被打，還稱自己有糖尿病、高血壓。但經檢查，沒發現被打痕跡，也不存在印度媒體所謂“7小時庭審、不準離場”的情況。
坎薩來義烏不久就和一位來自青島的中國姑娘組建了家庭，有了兩個可愛的兒子
這樁案件還沒有宣判。但就在幾天前發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又讓王凡擔憂起來。一名在義烏的汪姓江西女子受雇于印度商人費薩爾（Faisal）的外貿公司，直到2011年8月份，這家公司一共拖欠經銷商貨款40萬元，欠汪某及另外一名公司員工5萬元的工資。之后兩位拿出自身積蓄20萬元，幫費薩爾墊付貨款。由于費薩爾身在印度，汪某等人通過電話及郵件多次向其催討欠款無果。3月9日，汪某得知費薩爾安排其公司印度籍員工奎雷西（Danish Qureshi）到義烏采購貨物，遂找到奎雷西尋求幫助，但沒有能夠如愿。5月21日凌晨，汪某和男友將奎雷西從義烏市某賓館帶至汪某租房內，并多次致電費薩爾要求償還欠款，雙方在租房內沒有發生肢體沖突。汪某最后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公安部門采取強制措施。
王凡告訴本刊記者，在他的案子里，就因為證據不足，無法對兩名印度商人進行刑事起訴，所以只能稱作“經濟糾紛”，而不能構成“合同詐騙”。“這就使得，印度商人沒有明確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是會受到中國刑法追究的。等于他們是在冒著要受民事處罰的風險，去做應該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事情。而由于對方是外籍身份，如果只是民事糾紛，不能立刻控制出境。他們一旦離境之后，就很難再去追討貨款。所以將他們看管起來，是很多債主的選擇。但這在刑法上又涉及非法拘禁罪。于是本地商人就處于兩難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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