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圓圈表示各省份垃圾焚燒廠數量（10座以上），虛線表示城市生活垃圾的年產生量與處理量存在的缺口（無注明年份的均為2010年數據）。垃圾焚燒廠分布數據由蕪湖環保志愿者根據互聯網資料整理提供，垃圾缺口數據由王靜怡整理。 （馮飛/圖）
四個環保志愿者試圖敲碎二惡英污染源信息公開的堅冰，但面臨的困難遠遠超乎她們的想象。
在2011年歷時七個月繪制了中國民間首個“垃圾焚燒廠地圖”之后，安徽蕪湖四個關注垃圾焚燒的年輕人開始了一場新“戰役”：2011年12月以來的近5個月間，她們陸續向國家環保部、全國31個省份環保部門遞交正式申請，要求公開二惡英重點排放源企業名單。
她們申請公開的致癌物二惡英被稱為“世紀之毒”，在近年來各地垃圾焚燒廠選址風波之中，二惡英信息公開一直是公眾聚焦的關鍵點。除了垃圾焚燒廠，二惡英污染源還包括氯堿工業、染料工業、造紙廢水、金屬冶煉等。
在蕪湖環保志愿者提出申請之前，河南、四川、廣東、青海四省已主動公布相關企業名單，而其他省份的申請回復均不容樂觀。直至2012年4月17日截稿日，除了貴州省提供了一份包括317個企事業單位的重點排放源詳盡名單之外，天津、云南等六省份稱“尚無監測能力”，上海、湖南等七省份回復“相關信息不予公開”，北京回函是“該信息屬于國家機密”，而新疆則認為公開該信息“可能對社會穩定造成不利影響”，其他省市至今未有任何形式的回復。
垃圾焚燒廠10座以下的省份數據（排名不分先后）
3月2日，國家環保部給該申請項目負責人丁潔的正式回復是：“我部尚未掌握2011年二惡英排放源信息。”
“各個部門互相推諉自不必說，一些環保廳的電話更是從未打通。”丁潔說。
另一位負責人田倩形容這樣的結果為“令人相當不滿意的”。早在2010年，國家環保部等九部委聯合下發的一份《關于加強二惡英污染防治的指導意見》，已要求每年年底前，“各省級環保部門依法公布應當開展強制性清潔生產審核的二惡英重點排放源企業名單。”這也是此次申請的依據之一。
“出臺文件往往處于架空狀態。”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這樣評價現今中國的二惡英政策，“沒有人去執法、檢查、監督，最后不了了之。”
自2008年廣州番禺垃圾焚燒選址風波至今，民間抵制行動和二惡英恐慌一直未決。“我們關注二惡英的目的不僅僅是想知道它的狀況，是要保證它得到完全控制、達到國家標準。”一直關注垃圾焚燒的民間環保人士、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后毛達說，“但現在連最基本的公開都很少。”
而且，國家相關法規只強制規定公開企業名單，二惡英等污染物的數據公開并無具體規定。
兩年前，北京市民楊子申請公開高安屯醫療垃圾焚燒廠檢測數據，未得到回復。后來她向海淀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最后卻因居住距離超過800米，“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而被駁回。
類似的例子還有：在2011年，北京達爾問求知社垃圾議題負責人陳立雯先后向四川、北京、江蘇等地環保部門申請公開七家垃圾焚燒廠數據，“最后無一例外的是得不到結果，一種情況是根本沒有回復，另一種是回復說不公開”。其中向江蘇省海安縣環保局遞交海安垃圾焚燒廠的運行信息公開申請無果后，陳立雯提起行政復議，盡管得到了“責令海安縣環保局在15個工作日內重新作出答復”的決議，但最后海安縣卻以“向上級請示”為由至今未提供任何信息。
在垃圾圍城的現實困境之下，垃圾焚燒逐漸成為中國未來垃圾處理的重要方向之一。“十二五”規劃的垃圾焚燒廠就超過200座，到“十二五”末將超過300座。而其他二惡英污染源，如紙及紙板總產量，“十二五”規劃年均增長4.6%；染料工業總產值將達到8%-10%的年增長率。
全國垃圾大部分進行焚燒處理的日本，在1999年就出臺了《二惡英對策推進基本指導方針》：“對健康和環境的影響的實際情況，包含各種數據，以易于理解的形式將其迅速公開。”
一個具有對比意義的細節是，在2011年9月參觀名古屋新南陽垃圾焚燒廠的過程中，毛達曾向工作人員提出可否查看二惡英等相關信息，對方現場直接提供了紙質版的詳細數據。日本化學物質問題市民研究會成員Takeshi YASUMA介紹稱：“大部分的垃圾焚燒廠都在網站上主動公布了數據，日本廢棄物管理條例也規定經營者不能拒絕市民要求公開環境數據的申請。”在名古屋市政府網站，其所轄垃圾處理廠名單及二惡英排放濃度、飛灰數據等也已主動公布。
2012年5月1日是中國《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正式實施四周年，“企業排放污染物種類、數量、濃度和去向”被列為“國家鼓勵企業自愿公開的信息”。但事實不容樂觀，“如果信息不公開，公眾如何進行監督？”毛達擔心。
田倩和丁潔則說，今后還會進行長期的追蹤，“這個信息是應該公開的，我們不是一定要得到名單，而是要推動政府信息公開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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