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傷員搬離,燒傷樓現在已經變成普通的住宅樓。 李野 攝
哈爾濱亞麻紡織廠的女工在試穿“布拉吉”。新華社1950年代資料圖片
1987年3月15日,哈爾濱亞麻廠爆炸現場。 資料圖片
護理輕傷員。 資料圖片
傷員活動之家,老去的女工在這里靠打麻將消磨時光。
燒傷的紡織女工,有的已經做了奶奶。
一切要從路邊那兩座“鬼樓”說起。兩座曾在眾人眼中可怕的樓。兩只淺黃色的水泥長頸鹿——在蘇式的紅色建筑中,它的顏色如此突兀。即使在白天,那些朝陽的窗戶也總是掛著床單,傳說這里經常傳出凄怨絕望的歌聲,傳說這兩座樓里什么都有,但就是沒有鏡子……
這是令一群被燒傷的紡織姑娘最傷心的稱呼——鬼樓。年輕的女工們成群結隊涌出哈爾濱亞麻廠大門的場面,曾經被中央電影局路片廠拍攝下來,作為代表新中國工人精神面貌的畫面。那時候,姑娘們還常常看電影——瓦西里對饑腸轆轆的妻子說,面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列寧對高爾基說,你是個善良的人……
她已經有近20年沒看過電影了,那時候,20歲的她還笑得像個孩子,發生于1987年3月15日的一場亞麻粉塵爆炸,這起新中國建國后紡織行業最嚴重的安全事故,讓她和其他176個人一起,永遠地留在了過去那個孤島上——她們居住在被人們稱做“鬼樓”的兩座安撫樓上,有的滿面疤痕,有的雙手炭化,有的乳房被割去,有的一生未婚——而通往今天的橋梁上,只有麻將,每天,每月,每年。“我們打哈爾濱麻將,”她說。
她們化了妝,描過眼線,涂過粉底,買面膜,買防曬霜,做頭發,嘗試各種新式的燙發。在活動室,她們就擁有玉米燙,離子燙,陶瓷燙,爆炸燙,大波浪,甚至做美甲——對她們來說,買這些無疑于是件瘋狂的事。只有低微的生活補助——但似乎只有這樣,她們才能忍受下去。
凌晨,死傷235人
1987年3月15日凌晨2時39分,一聲轟響,在哈爾濱亞麻廠上空騰起一股蘑菇狀的高大煙柱,火舌吐著濃煙,巨大的爆炸聲把人們從睡夢中驚醒。13000平方米廠房,變成一片被濃煙烈火包圍的廢墟。爆炸從貫穿梳麻、前紡、準備三個車間的1570平方米的粉塵通道開始,含有亞麻纖維粉塵微粒的空氣突然燃燒爆炸膨脹,產生原子彈爆發般的沖力,一尺厚的水泥蓋被擊碎、拱起,手指般粗的鋼筋和水泥澆鑄的墻壁被炸得變形倒塌,十幾噸重的機器被拋向空中,強大的氣浪把鋸齒形房蓋的玻璃沖成碎渣,連同窗框飛到百米之外,10個比鄰的房頂在烈火中坍塌。從地下沖出的火球,在車間騰飛滾動,把一切可燃物質點著,頃刻間,正上夜班的477名工人陷身一片火海。
3月16日,新華社向全國發稿,哈爾濱亞麻廠發生重大爆炸事故,人員傷亡嚴重,廠房、設備遭受破壞。這條消息震驚全國。一位消防中隊長后來回憶,這是他在十幾年滅火生涯中遇到的最慘重的一次。三個車間120多個消火栓被炸,溫度超過70℃,自動噴水的裝置被炸,水龍帶要從280米外的房上拽過來。織布車間火勢十分兇猛,車間里濃煙夾著飛火,眼睛睜不開,呼吸也十分困難。
“那火像是從天上糊下來。”當時31歲的粗紗女工麻桂香回憶。爆炸的瞬間,電停了,細紗車間漆黑一片,濃煙嗆人。隱約模糊的火光中,許多新女工張慌無措,清醒過來的人不停用手去摸周圍,試著找到機器中間的小路。滾燙的機器瞬間將她們的手和身上的皮膚、頭皮燒傷,有的渾身淌血,有的衣服被燒光,赤身裸體從火海里沖出來。
這是世界亞麻行業最嚴重的大爆炸,據統計,是夜當班工人477人,經搶救242人安全脫險,死傷共235人,女性職工占80%。截至4月30日,58人不幸遇難(包括在醫院死亡的7人),其中包括孕婦3人。燒傷177人,重傷65人,輕傷112人,其中孕婦三人,一人已懷胎六個月。
爆炸的一瞬間,巨大的氣流將她推到了地溝里,比起那些去世的人,她或許要幸運得多——有些人連哼一聲都來不及,就被落在身上成噸的重物砸扁,有些人被火焰迅速吞噬,燒成黑糊糊的一小團。有5名工人極度恐慌之中找不到出口,最終保持著相互緊抱成一團的姿勢。
亞麻廠的鐘表永遠停在了2點39分——她和傷員們永遠不想再想起的那一刻,被烈火燒灼的嘶喊聲,被重物和機器壓住的呻吟聲,害怕的尖叫聲,冰雹一樣的塌陷聲,大火的呼嘯聲……
蘇聯專家的眼淚
哈爾濱亞麻廠曾經為共和國做出了重大貢獻。她從1952年10月投產30多年來,共創造產值17億余元,向國家上繳利稅3億元,創匯總額達14.5億美元。上個世紀70年代,亞麻適合于穿著的特性,使它成為國際上流行的高檔布料,用于換取外匯和黃金儲備。
一度,它曾是中蘇友好的象征,它是蘇聯援建中國的第一座工廠,由斯大林批示,180名以蘇聯紡織工業最高領導人茹科夫為首的哈爾濱亞麻廠專家團從莫斯科出發,來到了哈爾濱東南的一片荒原上,和中國人一起建起了哈爾濱亞麻廠。從設計到施工,從安裝到調試,以及管理模式的制定,都是從蘇聯引進。1952年10月建成投產后,它成為僅次于前蘇聯的世界第二大亞麻廠,第一批成品就送到了抗美援朝前線。1954年秋天,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等蘇聯領導人視察了哈爾濱亞麻廠。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進入冰凍期,技術交流全部終止。
大爆炸之后,曾是技術出身的哈爾濱紡織工業局局長沈克儉在調查報告上寫道:“粉塵爆炸這種事故我沒有經歷過,書本上沒有寫過,老師也沒有教過,所以,我不懂。”當時亞麻廠廠長劉書論已經做好了蹲監獄的準備,在“文革”中曾被打成臭老九多年的副廠長、60年代畢業于華東紡織工業學院的王化山要跑進起火車間與遇難工人同歸于盡,前紡車間的黨支部書記關鳴久為救工人被燒死,當年的新聞報道中寫道:“當工人們找到關書記的時候,全身的衣服都燒光了,只剩下了褲衩和腳底的一塊膠布。他靜靜地躺在太平間里,眼睛睜著,還在搜索自己的戰友。”
從1987年3月17日開始,國家安全委員會組織的事故調查組經過近5個月的調查分析和實驗,認定這次爆炸是由于靜電引爆亞麻纖維粉塵引起。
1987年3月大爆炸之后,出版社專為此事贈送給哈爾濱亞麻廠技術書籍,其中有一本關于粉塵的小冊子,是蘇聯人哈列佐夫等人寫的,題為《紡織企業含塵空氣的凈化》。書中的第八章“除塵裝置工作的防火安全問題及其解決辦法”中有這樣一段話:“……在工藝進程中散發的麻纖維塵和空氣一起能形成有爆炸危險的混合物,當出現火源時,就會產生強大的爆炸力……”
這本書是蘇聯1981年出版的,中國的紡織工業出版社1985年6月才翻譯出版,亞麻廠的技術人員在爆炸發生后才看到,甚至在這次大爆炸之后,很多人對這直徑只有千分之一厘米的小微粒有這么巨大的破壞力表示懷疑。
大爆炸一個月后的4月17日,兩位身穿呢大衣的蘇聯人來到哈爾濱亞麻廠,一位是蘇聯機械進出口公司的處長馬爾采夫,另一位是工程師波波諾維奇,當時擔任哈爾濱亞麻廠紡織局局長的沈克儉在后來寫的《烈火丹心》回憶錄中寫道:“他們的眼圈紅了,眼淚順著臉頰滴落下來。那位身材魁梧的馬爾采夫臉抽搐著,強忍著不哭出聲來,誰哭了都動容,兩位總工又陪著哭了一場。”蘇聯專家看了炸毀的廠房和設備之后,流著眼淚說:“沒想到中國工人階級用這么落后的設備生產出這么好的產品。而在我們國家同期建設的同類工廠已經改造了8次,我們已經用上了第八代設備!”
從1949年到1987年,38年間,蘇聯已經進行了8次技術改造。哈爾濱亞麻廠是1950年設計建設,3.7萬平方米的大塊廠房聯在一起,亞麻粉塵也集中在一起,特別是將9臺具有爆炸危險性的濾塵器的中央換氣室布置在廠房的中央,等于把炸藥埋在亞麻廠的地下,工人就在炸藥庫的蓋子上面日夜辛勞。當初蘇聯對亞麻粉塵可爆炸的危險性缺乏認識,設計中忽略了防爆措施。直到1972年,蘇聯國內發生了兩次粉塵爆炸事故后,蘇聯頒布紡織企業防火安全法令,用于改建、重建紡織企業。此時,中國正在用寶貴的十年進行“文化大革命”。
這哪是我呀?
她在大爆炸中幸運地活了下來,氣浪把她沖到了地溝里,接著有人在爆炸后的火光中把她拉起來,背到了救護車上,她始終沒有看到那個人的臉,一直想知道她的救命恩人是誰。
185人被同時燒傷。隔著玻璃,她們的親人才能看一看她們。那些都是一雙雙在機臺上靈巧翻飛的手,創造生產記錄的手,現在是焦糊的手。
切痂植皮是從3月16日開始的,她住了兩個月醫院,燒傷的臉部和脖子需要的皮膚都是從腿和背部取皮。她一直記著在病床上醒來并意識到自身處境的痛苦,那時候所有的傷員哭鬧,尋死覓活,一位叫儲征的大夫曾對她們說:“只要你們配合康復治療,保證你們出院后美麗如初,沒結婚的都能找到滿意的對象,結了婚的丈夫還會像以前一樣愛你們。”
那時候她的好朋友也躺在隔離室里面,高挑兒身材,皮膚白凈,燒傷面積81.5%,三度燒傷61.5%。男朋友來探望,好朋友不停地吼:我不要他來。不吃藥,不吃飯,好朋友流著眼淚給醫生說,別給我治了,我不想活了。
他趴在隔離室的玻璃上,流著眼淚看著這個陌生的纏滿紗布的20歲姑娘,這個曾經給他打毛衣的羞澀的姑娘,要她好好活下去——那一年的報紙,頭版上登著他趴在隔離室窗玻璃上的照片。出院以后,他和她結婚,然后離婚——25年后,好朋友還是單身一個人,再也不愿意說從前。
她始終記得病房里的喊聲,劇烈的疼痛無法忍受,換一次藥需要幾個小時,“爸爸——媽媽——”,撕心裂膽。18天后,傷員消耗了哈爾濱市醫院總用血量的70%。有的父母失去了孩子,孩子失去了母親,有的母子雙雙遇難,有的兄妹同時燒傷,有的遇難者工齡只有幾個小時。在那一年的五一活動上,亞麻廠幼兒園的孩子許多胳膊上戴著黑紗。
3月27日,傷勢最嚴重的趙亞麗——她全身95%的面積被燒傷,3度面積達93%——想唱歌。這一天的黑龍江日報寫道:“她躺在上海專機送來的翻身床上,望著60歲的王秀芬醫生柔和的面孔,哼起了:黨啊,親愛的黨,您就像媽媽一樣把我撫養大……”此時,丈夫因為煤煙中毒去世剛剛一年的趙,全身都燒黑了,只在腹部和腦后留下一點點好皮。
她的傷算是輕的,手雖然留下了殘疾,但基本功能還沒有喪失,臉上的疤痕也不那么觸目驚心。那時候,她的同伴雙乳被切掉,手被燒殘,回不了彎。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手術,讓蜷縮的舒展,讓死寂的復活,讓燒傷的容顏變得不那么丑陋,即使是一點點形象的改變,一點點功能的恢復,都要付出極為痛苦的代價,有人已經做了十幾次手術。“就算現在還能做植皮手術,也不想去做了,太受罪了。”她說。
比她小三歲的潘穎,入廠的頭一天就遭遇了爆炸。17歲的姑娘十分漂亮,可手術后解開紗布,凄楚地喊了一聲:“這哪里是我呀!是誰給我換了個腦袋呀!”——只照了一眼鏡子,潘穎從此精神失常。她在醫院住了5年,病仍未全好,多數時間都一個人待著。后來轉往哈爾濱精神病院,最后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她的父母已經六七十歲。
1987年亞麻廠制定了優惠的政策,和亞麻廠殘疾人結婚可以落上城市戶口,安排正式工作,因為亞麻廠提供的優厚條件,許多從農村來的小伙子被組織來相親。經人介紹,她選到一個哈爾濱市的,很快就結了婚,丈夫進入亞麻廠上班。
自上世紀60年代起,中國與蘇聯在紡織領域基本已無任何聯系。直到90年代開始,雙方關系才有松動。1990年3月,中國四川省德陽市與全蘇技術出口外貿聯合公司、蘇聯輕工自動化生產聯合公司和社會主義曙光亞麻聯合廠簽訂了意向協議,聯合在四川德陽地區建立生產亞麻及亞麻織物的企業。這是中蘇關系松動后,再度進行紡織項目合作的開始。
這時候,她的女兒剛剛出生。
她和姐妹們的身上仍有炎癥,經常發低燒,身上常常出現鼓包,有的肝和腎都不好,睡覺時,燒傷的眼瞼使得眼睛一直閉不上。有的十根手指都截掉了,穿衣服吃飯上廁所都要人照顧,廠里給她們雇了護理員。
最難過的是她懷孩子的時候,離她所住的燒傷樓十幾米的亞麻廠醫院,也不愿給她接生孩子。當年,這里是11家搶救醫院中的一個,接收了十幾名傷員。由于燒傷后的持續用藥,誰也不知道會出現什么情況,“我們都是到外面的醫院去生。”她站在麻將桌旁邊,眼淚慢慢浮起來。
多年過去,一位曾在哈爾濱工作的醫生還記得1987年7月23日的晚上,黑龍江省醫院,“兩個亞麻廠的孕婦生小孩,手殘了,使不上勁,非常痛苦；孩子出來后因懷孕期大量藥物作用導致胎盤粘連,又多遭了罪；兩個產婦痛苦而堅強的模樣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2005年,她和其他一些傷員才發現,或許是在那次燒傷緊急調運來的血漿,讓她們50多人染上了丙肝。有的患上了血液病,時日無多。經歷過無數次的手術,輸血,她也無法再追問,疾病究竟是從哪里傳來的。
在2012年3月的第一周,曾經發生爆炸的車間原址上開始興建一個高級住宅小區的三期工程,公交車已經不經過那里,黑夜里,那個小區已經蓋起的高層頂部有香爐一樣造型,每到夜里10點鐘之前,那里一直亮著紅色的燈光,遠遠看去,又好像豎著三炷香,許多哈爾濱人在網上留言,“那里怨氣太重”,小區本是德國風格的硬朗造型,為此,開發商請來了臺灣的風水先生鎮宅。
她不信那些,她只知道,那里是她們曾經相聚又分散的地方,她們每天在那里換衣服,一起擠進冒著蒸汽的大浴室洗澡,站在大噴頭下面,亞麻的纖塵沾滿了頭發和脖子,鼻孔,她早已記不清那些名字,卻記得那些澡堂里回蕩的清脆笑聲,黑亮亮的長頭發,洗完澡光潔粉紅的年輕臉龐——她清楚地知道她們不會再回來了,她們靜靜地呆在哈爾濱火葬場骨灰樓的骨灰盒里,她們已經在那里寄存了25年,她們年輕的照片,如花的容顏,永遠綻放在骨灰盒的小小照片上。
這個時節哈爾濱還很冷,踩在冰雪上,她矮胖的身體顫顫巍巍,這么多年過去,她還是不太習慣穿高跟鞋,曾經穿著平底鞋奔跑在紡車前,那種勞動的感覺這么多年還是難忘。她提醒著自己不要胡思亂想,有時候,想念勞動的感覺也會成為殺手,多愁善感是愚蠢的,日子會變得更加折磨人,更加漫長。
這天下午依然陰沉沉的,一切靜悄悄的,活動中心外面,兩座燒傷樓之間,什么也沒有,什么也不動,沒有云彩,沒有鳥兒,也看不見一個人,她們總是那樣,照照鏡子,在門口左右看看,好像是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茫然地四下看看,再慢騰騰地走向自己的35平米小屋。
2005年,她們要求辦了房產證,燒傷樓的這一小片空間已真正屬于自己。
麻將
這里是她們的家,所有人的家,這里有一塊醒目的招牌,寫著傷員活動中心。
只有麻將能照亮她們的心,這不是玩笑。
燒傷后的手不能出力,即使是輕省點的保潔工作也沒法干,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把自己盡可能打扮得整潔好看,去活動室搓麻將。“活一天算一天。”她沒有別的朋友,只有這些姐妹。有時候,她覺得她們比親人還親,盡管她們暴躁反復無常的脾氣有時候叫她也摸不著頭腦。
她們聽得懂彼此的俏皮話,笑得直抖,而一旦有陌生人走進這間活動室,打麻將的手都會慢下來,警惕懷疑的目光像刀子一樣射向來訪者。
活動中心的門邊上有一面窄鏡子,狹長的一條,只能照一個人。曾經在她住的樓上,很多鏡子都被摔碎過,現在每個人出門都會在這面鏡子前晃一下,或者站累了打累了,倒個水,都會去找找看看那個鏡子里的自己,燒傷很嚴重的,用頭發盡力遮擋,也無法遮擋扭曲的面部,但還是會理一理頭發才出門。
她們化了妝,描過眼線,涂過粉底,買面膜,買防曬霜,做頭發,嘗試各種新式的燙發。在活動室,她們就擁有玉米燙,離子燙,陶瓷燙,爆炸燙,大波浪,甚至做美甲——對她們來說,做這些無疑于是件瘋狂的事,盡管只有低微的生活補助——但似乎只有這樣,她們才能忍受下去。
麻將這種無害的消遣,讓她們遠離麻煩,遠離痛苦,當她們一天天老去的時候,只有麻將讓她們感到安慰。有時候一天贏幾塊錢,或者輸了幾塊錢,都會讓她覺得,這一天過得還算不賴。她們討厭沒完沒了的陌生人和汽車喇叭,甚至沒完沒了的陽光普照。哈爾濱漫長的冬季讓她們感到安全,幾乎沒有陌生人,陽光不會那么強,她們在附近唯一能交到的朋友是補鞋匠,炒貨攤主,買菜大嬸,對面那條巷道里從頭到尾的地攤攤主。他們從不多問,不多看,有時少收她們五毛一塊,或者多套一個大塑料袋,都讓她們覺得安心。她們最討厭那些夸夸其談和裝模作樣的人,也根本不想來什么裝模作樣的握手和祝福等等以及所有那些玩意,那些讓她們感到膩味。
而實際上,終其一生,孤獨感經常縈繞著她們,麻將更像是一個她們為了極力避免孤獨而采取的勇敢的小計謀。
“還湊合吧。”
她用這句平平實實的話,總結了自己的愛情。
她下決心不讓女兒成為一個小型的她,她一定要讓女兒上大學。她的女兒考上了動物科學,她不了解這門科學,只知道五萬對于一個本科生是不夠的。讓她難過的是黃姐,隔壁的王姐燒傷后身體不好,孩子高考的前一年得病去世。走路不方便的黃姐帶著王姐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參加了2011年的高考。
“我們幾乎都有孩子了。”她看看周圍的姐妹們。這是她唯一自豪的事。活動室角落里有藍色的童車,有人已經當了奶奶。
2005年,亞麻廠終于被賣掉了。它賣了3個億的價錢。有時候,她發現家里的電視沒什么用,那上面演的離她們的生活都太遠,好像是隔著整個太平洋。在哈爾濱,她發現自己熟悉的東西越來越少,什么都在急速地改變,亞麻廠消失了,“三大動力”消失了,這個國家重要的老工業基地越來越陌生,道里道外的許多老房子也消失了,到處锃光發亮,到處都是工地,新建的高樓,最便宜的二人轉最低也要50塊錢了。
只有永不停歇的麻將,能讓她暫時忘記時間,暫時忘記女兒在大學里等著找工作,暫時忘記愛人也閑在家里,暫時忘記走失的老父親,暫時忘記身體不好的老母親。
對于已經消失的亞麻廠,她留有美好的記憶——人來人往的熱鬧勁,每次下班在淋浴噴頭下洗去滿身的亞麻碎屑灰塵的爽快,蜂花洗發水清涼的薄荷味,濕漉漉的頭發,同伴們的雙辮子,棉布花裙子,友誼雪花膏,萬紫千紅雪花膏,亞麻廠門前擁擠的自行車排成行,那是來接姑娘們下班的小伙子們。
她留戀的是集體的正常的生活,她明白這一點,活動中心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他們每個人抱來一盆花,到了冬天,有的毫無生氣,蔫頭蔫腦,有的綠意盎然,生氣勃勃,她拿來的是仙人掌,后來又增加了一盆薄荷,一盆小草。
就在她們身后,窗戶里就能看見亞麻廠醫院的紅色外墻,曾經的工友趙亞麗現在還躺在那里,她始終呆在那里。
那個時刻
2012年3月13日,一則通知貼在了傷員活動中心門口,“到哈爾濱的黑天鵝度假村度3·15”。按照慣例,從1987年開始,亞麻廠安撫辦組織她們看電影,出去旅游,每到3月15日,亞麻廠都會在這一天組織工人聯歡。
低矮的建筑意味著這里已經到了哈爾濱最遙遠的郊區——黑天鵝度假村已經是哈爾濱的江北,距離市區有40分鐘車程。2011年的冬天,雪實在太少,來自南方的游客稀少,傷員成了這里唯一的一群游客。她們有時像定時炸彈一樣讓人心驚,她們撕過亞麻布,砸過廠里的機器,打昏過廠長,打傷過哈爾濱紡織局局長……每到3·15,她們都成了重點安撫對象。
度假村擁有俄式的建筑與歐式的浮雕,擁有溫暖的泳池,她們終于可以坦然地游泳,坦然地在這里唱歌。
“我們這個25年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希望再有一個25年,我們要好好走下去。”她們中的同伴掂著酒瓶,站在舞臺上唱:“不知道為了什么,憂愁它圍繞著我,我每天都在祈禱,快趕走愛的寂寞,那天起,你對我說,永遠地愛著我,前言和萬語隨浮云掠過……”
還記得1988年,爆炸后的第一個3月15日夜里,一到那個點,她和姐妹們不約而同地全都起來了,好像提前約好似的。
再有一個25年。沒有人知道,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多種疾病加身,誰知道什么時候會去見那些先走一步的姐妹們呢?她們抽著煙,有的人喝醉了,有的跟著哼唱,有的發著呆,冬夜的度假村,只有這座夜總會上傳出歌聲。
入夜之后,這里十分寧靜,大量尚未開工的工地在冬夜里靜默著。凌晨兩點半,她們準時地集合在樓門口,陸續走到度假村的大門口,
空曠無人的街道,仿佛是在等待她們,又到了那個時刻,2點39分,安撫辦和省國資委的工作人員把煙花挨個點燃,這時候正是2點39分,她們的注意力轉向天上,煙火嘶吼著在空中散落,紅色和綠色藍色交替出現,煙火不斷吼叫著,持續了十分鐘,照亮了周圍靜寂的冰雪。寒風吹徹,非常冷,天上的星星又大又亮,看上去離她們很近,實際上卻有著幾百萬光年的距離。
未來
現在她們出門已經越來越不方便,去一個地方往往要轉好幾趟車。曾經輝煌的亞麻廠的街區,幾乎已經是城市邊緣。越來越多的新公交車取消了亞麻廠這一站,小區的路面常常無人打掃,一到夜里,除了樓房窗戶里的燈光,亮著的路燈都很少。
只有原廠址前那兩尊紡織姑娘的雕塑,蘇聯工人建起的兩棟小樓,和那個舊水塔,還是她們進廠的那個樣子。現在兩尊石膏雕塑的身上也布滿了裂縫,也許,她們也站不了多久了。
附近的樓盤越修越美,淺黃色的“鬼樓”自然就被越襯越丑,盡管周圍有榆樹和白樺遮掩,可它們還是如此不同,怎么也遮不住。越來越多的傷員搬離了這里,最遠的去了日本,燒傷樓,仿佛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麻將不能改變什么,也無法抵擋歲月的步步緊逼。但她和姐妹們擁有著共同的記憶,她們還記得對方青春時美好的樣子,她們身著紡織姑娘的白帽、白裙,披著夕陽歸來,那時候,她們剛剛學會唱前蘇聯民歌《紡織姑娘》。
現在,當她們每天搓麻將的時候,亞麻廣場的喇叭不知疲倦地一遍遍播放著廣告——曾經她為之驕傲的“哈麻雙鶴”,現在周而復始地用喇叭重復著亞麻質地的麻袋襪廣告,聲音透過黑黝黝的樹枝,透過空蕩蕩的街。冬日的天空灰白無比,透過灰黑色的枝杈向上看去,就像伴隨她們終身的網狀疤痕。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人物未具名,感謝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黑龍江省國資委政策法規處、黑龍江省圖書館、原哈爾濱亞麻廠安撫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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