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因素影響“用工荒”
“此不消彼卻長，勢必形成勞動力的爭奪”，“用工荒”的出現并非單一因素的作用，而是與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現狀緊密相連
“用工荒”為什么會一再出現？哪些因素導致“用工荒”呈現大面積、全產業、常態化發展？
為深入辨析新時期我國出現“用工荒”的原因，《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日前分東中西三路調查多個省份的用工情況，遍訪基層人力市場、企業、相關部門及有關專家，力求從宏觀面上剖析今年我國“用工荒”產生的根源。
中西部與沿海“搶勞動力”
近10年用工緊張呈現的一個明顯變化，是勞務輸出地中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同時呈現用工緊張。一個重要原因是沿海地區勞動力需求并沒有下降；而中西部新一輪工業化，增加了勞動力需求。中西部地區對勞動力的省內吸納能力明顯增強，從而跟東部沿海地區產生了一個競爭關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何宇鵬分析說，“此不消彼卻長，勢必形成勞動力的爭奪。”
何宇鵬說：“沿海地區產業轉移的效果并不明顯，我們所期望的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等產業并沒有發生大規模轉移，這就沒有形成產業轉移與人員轉移相匹配的結果。”
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一些產業出現了新的產業聚集趨勢。從安徽到重慶的長江流域各省市以及河南、陜西等內陸省份，工業化加快，企業用工總量急劇增加，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明顯增強。
在湖北省黃岡市，2010年擁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577家，比2005年凈增1053家，年均凈增200家以上；員工達到17.45萬人，比2005年凈增9.11萬人。
沿海二三產業人力需求競爭
東部沿海地區一方面是制造業高度密集的趨勢增強；另一方面是城鎮化速度加快，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加大，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之間產生了人力競爭。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勞動關系分會副會長諶新民說，目前東部地區就業增長的“火車頭”主因是城鎮化。從2007年與2009年就業增長分布的對比來看，東部地區服務業的發展吸納了更多的農民工就業。因為城鎮化效果產生以后，服務業對勞動力產生了更大的需求。
諶新民認為，城鎮化越發達，需要的低端勞動力越多。人們誤以為城鎮化高度發展之后，低端產業就會被城市淘汰。但事實恰好相反，由于高端產業勞動者的時間更有價值，所以像做飯、帶小孩等工作就需要低端勞動力來承擔。
廣州市人力資源市場服務中心主任張寶穎說，2011年廣州市三大產業的用工需求為0.5%、43.1%及55.4%，其中第三產業相比2010年同期增長了0.4個百分點，服務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基數”越來越大。
農業生產與進城務工二元選擇
農業生產的內部結構正在發生顯著變化，改變了農村富余勞動力單一流向二、三產業的路徑，農業生產與進城務工之間形成了競爭。
何宇鵬指出，從我國農業種植結構來分析，這幾年“調結構”糧食種植減少了3億畝，大約增加了2億畝蔬菜和1億畝水果。水果和蔬菜種植是農業生產中的用工大戶，糧食種植一畝地用工不到10人，而一畝蔬菜或水果大概需工40人。由于蔬菜、水果種植面積的增加，農業生產的用工在快速增長，與進城務工之間形成人力競爭關系。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賀雪峰說，用工荒的起點背景，是2003年國家在農村進行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和提高糧價，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使得農民的務農成本減少，收益增加。“再加上近年來城市農產品價格上漲，一方面增加了城市生活成本，一方面使務農收益增加，這兩個增加，就使農民工期待更高工資和更好務工條件，也有更多不出遠門的選擇空間。”
這種競爭關系在農業雇工工資上也得到了相應的體現。根據調查，多年以來農業雇工的日工資是遠低于進城務工農民工日工資，農村富余勞動力呈現單一流向城市的趨勢。但自2007年開始，兩者的關系發生了逆轉，農業雇工的日工資水平超過了城市農民工的日工資水平，并且差距還有擴大的趨勢。
重慶市涪陵區龍橋街道麻磊村村民文掀元、文掀量兄弟曾在廣東東莞打工，2008年兄弟倆決定回鄉種菜，流轉了600多畝土地成立蔬菜生產專業合作社，年均收入超過150萬元。文掀元說：“我們合作社男的每月有1600元基本工資，包吃包住；女的除了基本工資外，每收割1公斤蔬菜還有兩毛錢提成，并不比打工掙得少。”
2009年9月從江蘇昆山返村的重慶萬州區瀼渡鎮農民劉德平，轉租了40畝田種植水稻。他告訴本刊記者，通過大戶種糧，他每年獲得的國家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加在一起都有1.5萬元左右，再加上每畝600公斤稻谷產量，規模種糧確實比打工劃算。
優質勞動力群體變化影響供給
多位受訪專家和基層干部認為，當前出現的“用工荒”在本質上是低端勞務市場中優質青壯年勞動力的缺失，是“結構荒”，而非“數量荒”。其實質為“結構性用工緊張”，表現出“青工荒、女工荒和技工荒”特征。
其一，低端勞務市場優質勞動力緊缺，“青工荒”現象加劇。受訪的人力資源專家皆認為，用多種測算方法計算都可得出，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數量約為8500萬到1.15億，取中位數而言，我國農村還存在約為1億的富余勞動力。在絕對數量上，中國的人口紅利尚未消失。
但從1億富余勞動力的結構分析，16歲至35歲的優質勞動力群體正在明顯減少。據河北省勞動就業局提供的數據顯示，自2009年以來，全省農村16歲至35歲的優質勞動力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2011年，湖北省優質勞動力已從2009年的870.4萬人減少至832.4萬人，兩年間減少近30萬，呈現出勞動力人口老齡化趨勢及新生力量補充減緩的態勢。
其二，“女工荒”日趨凸顯。據統計，2011年，河北省1528萬轉移勞動力中，女性勞動力僅為536萬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課題組2009年2月份的調查表明，女性農民工供給嚴重不足，而男性農民工供給遠超過企業需求。何宇鵬認為，農村婦女在生育年齡后不得不回到農村，使得農民工中的女工始終在數量上少于男性。
其三，“技工荒”依舊突出，人力資源整體素質亟需提高。大致表現為農民工群體文化程度、接受勞動技能培訓比例的“雙低”現象，與崗位間的不匹配加劇。
求職選擇多樣不穩定性增加
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勞動力供給的主體。本刊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這一群體的“權益認知”迅速從單一的物質利益訴求轉變為多樣訴求，物質追求及精神追求的多重疊加導致了就業不穩定性，不少人在工廠之間頻繁跳槽，“廠漂”“短工化”現象加劇了“用工荒”。
來自廣東梅州的韓亞俊1994年出生，2008年來到東莞打工。他是人們眼中典型的“90后”，第一份工作到工廠當學徒，不到一個月就辭職了。后來在洗車店、工地、餐廳都是做了一個多月就不干了。目前，新生代工人普遍存在這樣頻繁換工作的行為，他們對于崗位和待遇有了更高的期待，希望打工能有助于個人事業發展，并希望融入城市，獲得同城待遇。他們在頻繁的流動中尋找有利于上升的渠道。
重慶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政策研究處副處長張德友說，與其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除了薪酬待遇外，對工作環境、住宿條件、休閑時間、企業文化也有越來越高的要求。面對“用工荒”，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更多考慮的只是多招工人多賺錢，短期內就能出效益，并沒有想著去改善用工條件，讓農民工真正找到有發展前途、可以實現技能提升，甚至真正融入城市的道路。這樣的城市或企業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談不上歸屬感，怎么能奢望他們長期留在一個地方工作呢？
城鎮化“接納”不足“擠出”勞動力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城鎮化的制度安排滯后，也加劇了勞動力供給的短缺及結構性失衡的問題。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尚未覆蓋農民工群體，農民工在住房、教育、社保、醫療等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居留門檻前卻步。
農民工住房在不少城市未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農民工的住房實際上主要靠用工單位和自身解決。
除了住房之外，農民工最關心子女教育問題。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認為，由于留守兒童出現了很多問題，現在農民工希望能將孩子帶到務工地上學。但城市義務教育學位不足，以及各地考試制度的不統一，使得大部分的農民工子弟只能回戶籍所在地上學。為了照顧孩子，很多農民工夫婦不得不回流輸出地。
在養老問題上，國家已經出臺了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跨地域接續轉移的政策，但由于長期以來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在省區市甚至縣市統籌管理運行，各地區之間制度不同、政策不統一，整合“碎片化”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有待時日。這導致農民工不愿意納入務工地社保體系。“老無所依”的憂慮促使中年勞動力離開城市，回歸鄉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相關數據顯示，近10年來，我國累計有約900萬30歲以上農民工返回農村，加上4700萬農村留守婦女，等于減少了5000萬～6000萬的農民工供給，相當于農民工總量的1/3，這無疑會加劇用工矛盾。
國務院近日發出《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對目前我國戶籍管理政策特別是具體落戶政策有了很大的調整和改變，地級市工作三年等條件符合的可以落戶。通知要求，今后出臺有關就業、義務教育、技能培訓等政策措施，不要與戶口性質掛鉤。繼續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逐步實行暫住人口居住證制度。
對此，受訪專家們認為戶籍制度的破冰之舉具有重要意義，它走出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關鍵一步，希望這一政策措施能促進城市配套制度的完善，緩解用工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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