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問題不是政策，而是制度
南方周末：目前世界各國主要采用哪些稅制？如何進行比較？
李煒光：稅收這方面，哪種稅制更好很難界定。實行增值稅為主的流轉稅制，還是實行所得稅為主體的所得稅制，還是雙主體制，要根據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來決定。像法國實行的是增值稅，而美國以所得稅為主。我們國家本來也想建立雙主體制，但沒建成，到現在還是以流轉稅為主，達到70%左右。
但不同的稅制會對政治與社會結構產生影響。比如，以所得稅為主的國家，一般來說因稅制產生的不公平就比較少。所得稅制是按照利潤來征收的，個人的全部所得要有一些扣除項目，比如子女享受的教育。
南方周末：中國目前的稅制與發達國家有什么不同？
李煒光：最大的不同是決定一國稅收的制度結構不一樣。比如說，在發達國家，這個國家的稅制、稅種、稅目、稅率等一般都是寫在憲法里。關于稅收在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寫在憲法里，而且往往寫得很清楚。但在中國，憲法里關于稅收的內容非常少，關于稅的具體事項，基本上是國務院的事。
稅收的問題，在中國少有經濟學家出來說話。因為今天的經濟學家大部分都是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受過教育做過研究的，但那些地方通常已經是純市場經濟。財政稅收預算問題在那些國家，只需要討論政策而不是制度，因為是最基本的，是一個現代國家“打底”的制度建設，是最“ABC”的基礎制度。
但中國的問題不僅是政策，更根本的是制度就有問題。作為向現代制度轉型的國家，通過稅收關系可以看到我們的差距。一個現代國家中人民跟政府的關系主要是通過稅收來體現。
破除財政幻象
南方周末：在財稅制度改革上，你認為現在有什么是應該做的？
李煒光：其實中國現在正面臨這個選擇，中國急需成為一個稅收國家。什么是稅收國家，稅收國家就是這個國家是由稅收養活的，必須明確這一點——國家，機構，每個官員每個公務人員，他是吃財政的飯的，他是由稅收靠億萬納稅人的血汗錢給養活起來的，這個關系得先理順了。
真正提供稅收的是普通納稅人，他養活這個政府，不是政府養活自己。政府國有企業交的嚴格說它不是稅收，而是利潤，是租金。但這個已經混淆了多年，政府抓著一百多個大型央企，認為可以養活自己，這叫財政幻覺。而且很多老百姓還認為是政府在養活我們，完全顛倒了。
南方周末：就是這種財政幻覺進一步固化對國有企業的定位認識，最后造成改革的動力缺失？
李煒光：這就是財政問題的復雜，很難說清楚，往往被表面上一些事情遮蓋著。
南方周末：在過去改革的動力來自哪里？將來又能從何而來？
李煒光：稅制的變化，最初是因為經濟結構變了，稅制不能不改。
中國的稅制基本以改革開放為界，在這之前基本上是計劃經濟，全是國有企業。那個時候不是稅制，而是叫上繳利潤，然后產品由有關部門調撥。變化應該是從改革開放以后，在上世紀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開始的利改稅，通過兩步改革，以稅收取代利潤。
“利改稅”的原因就在于這個時候市場已經越來越重要了，企業交稅的問題越來越重要。后面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增值稅改革，也是因為過去工商統一稅是對國企征的，歐洲的增值稅就被引入了中國。這些改革的背景是鄧小平進行的放權讓利改革，是貫穿整個1980年代的重要改革。
接下來的改革就是財政體制的改革，后來就是分稅制改革。
將來再往下改革我覺得那就應該是財政支出的改革，是預算的改革。前面的那些改革是因為經濟結構向市場化轉變，它必須跟著變，相對難度并不是很高，怎么改也是收錢的改革，不過是改收錢的方式。但將來的預算改革就不一樣了，那是花錢的改革，所以遇到了極大的阻力，至今沒有多少推進。
稅收杠桿要慎用
南方周末：稅收對于刺激經濟的發展，是怎樣的關系？
李煒光：稅收一直被認為通過稅率和征收方式可以作為一個杠桿來用，但是市場化國家應該盡量少用。因為有一個稅收公平的問題，你說我給部分企業減輕了稅收負擔，對其他納稅人不公平了。所以我倒是贊成實行輕稅政策，稅率降低，而且要達到一定規模才征收，而且稅率也有梯次。這對剛創立的微小企業有幫助。
中國實際上也實行過這樣的政策，在引進外資的時候。比如有的稅三年免征，此后兩年減半征收。內資上一些高科技工業園區也用過。
南方周末：但你覺得這種其實也不是一個值得提倡的方向？
李煒光：對，像給外資的稅收優惠現在已經慢慢取消了。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發展自己，提供了一種稅收優惠的政策，主要是為了吸引別人來。但稅收是一個杠桿，而且是經濟里頭杠桿作用最大的之一。它運用起來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效率很高，但各國運用起來都非常小心，因為公平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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