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40年，從尼克松和鄧小平開始的每一位美中兩國最高領導人，都對對方進行過聲勢浩大的訪問，宴會上的盈盈笑語和花絮，每每成為國際媒體熱議的焦點。然而，領導人的性格、作風和個人魅力，永遠代替不了國家利益的分歧
毛澤東和尼克松
1979年2月2日，美國休斯頓，鄧小平（中）參觀美國航天局約翰遜航天中心，坐上登月車的模型
1997年10月28日，江澤民主席（右）參觀弗吉尼亞州的殖民時代城市威廉斯堡并觀看表演
2006年4月19日，胡錦濤主席（中）訪問波音飛機公司，接受飛機工德尼爾（右）贈送的棒球帽并戴在頭上。在此之前的一周，中國代表團買下了80架波音飛機
2012年2月16日，習近平副主席（左）在美國艾奧瓦州參觀考察農場，并在農場主金伯利的陪同下操作農用機械
2012年2月，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對美國進行了為期5天的正式訪問。而就在40年前的2月，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打破了建國以來中美之間隔絕對立的局面，開啟了中美關系的新篇章。
彈指一揮間，中美握手40年。離開中國前，尼克松在歡送他的宴會上說：“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周。”確實如此。
40年來，兩國貿易額增長了180多倍。美國和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國是中國第二大出口市場、第六大進口來源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地之一。中國是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但從克林頓時期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到小布什的“戰略競爭關系”、“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再到奧巴馬時代的“戰略再保證”和全面互利的經濟伙伴關系，定位上的搖擺充分說明了中美關系的不確定性。
尼克松訪華時，已經當了3年總統的他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局面，不得人心的越南戰爭和與蘇聯爭霸的失利都在迫使他不得不另辟蹊徑。而中國與蘇聯1969年剛爆發珍寶島戰役，關系惡劣。聯合抗蘇的共同需要使得雙方度過了一段“蜜月期”，雙方對彼此都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而1979年1月鄧小平對美國的訪問，更是幫助他完成了對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的準確定位，實現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性轉變。
然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使得中美關系一度降到了建交以來的冰點；1991年蘇聯的解體，更讓中國的抗衡作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大洋彼岸，美國國會一次次地提出不再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老布什總統更批準了向臺灣出售150架F-16戰斗機。克林頓上臺后，美國更是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掛鉤，1993年7月爆發“銀河號事件”，9月，中國申奧由于美國阻撓而未果。1995年夏天，李登輝以“校友敘舊”的名義對美國進行所謂的私人訪問，打破了中美建交16年來的禁忌。中方以牙還牙，1996年早春，解放軍在沿海進行導彈發射演習，此舉招來了美國的兩艘航空母艦，與解放軍形成對峙。這一階段的中美關系充滿了摩擦與博弈，可謂險象環生。
在此背景下，江澤民主席在1997年11月對美國進行了訪問，但中美關系并未因此峰回路轉。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和2001年的中美軍機相撞事件，使得兩國之間的緊張氣氛似乎一觸即發。
“911”事件改變了一切。美國戰略重心向中東和反恐的轉移，使中國獲得了寶貴的戰略機遇。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這段時間，是中美關系相對平靜的時期。2002年胡錦濤擔任副主席時的訪美行程，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的。
2008年的金融危機，美國受到的打擊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全國上下的焦慮通過奧巴馬“美國不能接受第二名”的表態而表露無遺。過去半個多世紀，美國的霸權地位一度受到了來自蘇聯和日本的有力挑戰，但事實證明，那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狼來了”的預言。但這一次的情形有所不同，來自中國的挑戰似乎分外嚴峻。中國經濟不僅在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模式”更受到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追捧，G2呼之欲出。
中美關系因此在2009年下半年以來摩擦不斷，似乎進入了新的震蕩期，集中表現在貿易和反傾銷、達賴、對臺軍售、氣候問題、互聯網管制等多個方面。在這種情況下，胡錦濤主席在2011年1月對美國進行了訪問，“就好像兩個國家曾走到了懸崖邊緣，在看到下面萬劫不復的深淵后，他們選擇了退后。”但國宴、聯合聲明和大訂單，并沒能阻止美國對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指責，也沒能讓美國停下從中東回歸亞太的腳步。美國把戰略重心轉向太平洋地區，以中國為假想敵的態勢已是十分明顯。而2010年以來中東的變局，更進一步凸顯了雙方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的分歧。習近平的訪問雖然圓滿成功，“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也是事實，但中美在臺灣、人權、匯率、貿易、南海與中國軍力擴充等方面的紛爭，并不會隨著此次訪問的圓滿成功而止息。
過去40年，從尼克松和鄧小平開始的每一位美中兩國最高領導人，都對對方進行過聲勢浩大的訪問，宴會上的盈盈笑語和花絮，每每成為國際媒體熱議的焦點。然而，領導人的性格、作風和個人魅力，永遠代替不了國家利益的分歧。鄧小平的牛仔帽、江澤民的京劇清唱、胡錦濤和美國兒童的互動、習近平吃巧克力的隨性，固然讓人耳目一新，能創造氣氛，但事實上，沒有任何重大的分歧和矛盾，是通過中美領導人的互訪得以解決的。一次訪問帶來友好氣氛，并不意味著兩國關系必然就此回暖。
1993年到2000年，江澤民主席跟克林頓總統在8年里頭會面了11次，但這并沒能從根本上改善兩國關系。時至今日，“一見一售”(會見達賴、對臺軍售)、“兩核問題”(伊核問題、朝核問題)、“三海爭端”(黃海、南海、臺海)等問題仍在頑固地困擾著中美關系。中美關系的變遷，遵循的是更為本質和現實的邏輯，那就是兩國之間的力量對比。
中美關系的現狀，在幾個關鍵環節上都是依賴中方長期以來的妥協和讓步，這不得不讓人提出兩大詰問: 維系中美關系的基本原則到底何在?中國如何在其中取得主動？
要化被動為主動，首先要明白彼此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中國的國際地位是什么？美國的國際地位有沒有下降？現在，一些中國人認為自己強大了，不能再作太多的讓步。問題是美國不認可這種態勢，它認為自己沒有衰落，中國其實更需要美國，因為中國的國內問題很多。即便是金融危機之后，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中國每年近10%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沒有轉化為政策目標和手段。事實上，這種轉化會是一步一步的，不可能在一兩年內就完成，甚至也不是十年八年。當然，老百姓希望能得到立竿見影的具體成果，比如以前對臺軍售，現在不售了，而這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
中國要取得長遠戰略上的主動性，首先要向美方提出具體的要求，現在是美國在對中國提要求，中國不斷地說“不”。以后中國要學會設置議題，提出明確的要求，我希望你干什么；其次，從中美關系的發展歷程看，中國在國內事務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中美關系就越好。中國要在中美關系中取得主動，關鍵還是在國內。
40年來，中美雙邊關系風雨兼程走到今天，盡管有磕磕絆絆，但總體上還算順利。于是，有人總結出了似乎能反映中美關系實況和走勢的信條：“好也好不到哪去，壞也壞不到哪去。”而中美之間廣泛深刻的經濟聯系，似乎更讓沖突成了杞人憂天。
但以《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風靡全球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 米爾斯海默一直相信，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聲言“未來30年，如果中國像它前30年那樣發展的話，它將尋求支配亞洲，就像美國支配西半球的方式那樣”。“如果中國大陸發展成香港那樣，它將試圖把美國從亞洲擠出去，發展它自己的‘門羅主義’。”這似乎代表了西方社會的一種看法：無論中國做出了怎樣的口頭承諾要實現“和平崛起”，但當它成為一個強國時，也定會如歷史上的強國那般行事。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在最近接受訪問時也表達了中方的憂慮：“我認為重要的問題是：中美兩國是不是敵人？我們要走向戰爭嗎？我們在準備要和對方開戰嗎？”
顯然，經濟的相互依賴并不是和平的永久保障，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明證。畢竟，來自金融危機的教訓是，僅僅因為某件事物“大到不能倒”，并不意味著它真的倒不了。歷史上，霸權的更替往往是通過戰爭來完成的，一個實力迅速上升的大國同一個維護霸權的大國也往往很難和平相處。但對中美而言，無論處理崛起大國與霸權國家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有多難，如何無經驗可循，兩國必須同舟共濟，共舞于國際大舞臺，摸索和創造出一種有別于以往的新型國家關系，和平相處、合作共生。
1997 江澤民態度
江澤民顯得非常高興，開始用英文大聲朗讀。一位美國官員說，江對這一珍貴文件的熱情，使兩國領導人找到了在過去冷冰冰的（《紐約時報》語）4次會面中所沒有的共鳴，并促成了他們最深入坦誠的一次討論
1997年10月29日，江澤民主席（左）和克林頓總統在華盛頓老行政辦公大樓舉行新聞發布會
江澤民頭戴18世紀金邊黑色三角帽，和夫人一同參觀弗吉尼亞州的殖民時代城市威廉斯堡
記者 安庫雷
1997年10月26日，江澤民對美國展開為期8天的國事訪問，這是1989年以后中國國家元首首次正式訪美，也很可能是江澤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訪問。
一個多月前結束的“十五大”上，他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這一次，一切都顯得順理成章：改革正在向前推進，社會重新活躍起來，香港也在7月1日順利回歸，可惜“一國兩制”的提出者鄧小平并沒有親眼看到這一幕——2月19日，這位老人在寧靜中離開人世，江澤民為其舉行了莊嚴的追悼儀式，50分鐘的悼詞里，他5次掏出手帕來擦拭淚水。
“沒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為一談，”傳記作家凌志軍寫道，“毛澤東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門廣場上，讓后人世世瞻仰；鄧小平卻讓自己葬身大海，從此杳無蹤跡。”
“經濟！是經濟！聽起來江的咒語和克林頓的并無兩樣。”美國《時代》周刊記者后來說。信仰失落以后，經濟增長就成為了凝聚人心乃至政府合法性的最大來源。這個社會也曾找到另一種意識形態——民族主義，但政府對它總是半心半意。1996年最火的一本書叫《中國可以說不》，5個年輕作者在書中批判了美國的淺薄和虛偽，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沒有直接評價這本書，只是說它的出版表明中國有言論自由，后來不久，他就宣布，江澤民主席將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訪美前一天，江宣布中國同意簽署《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是聯合國最重要的兩個人權公約之一。看起來他的心情大好，訪美的第一站從夏威夷著名的Waikiki海灘開始，而這并不在他的公開行程上。《紐約時報》的報道說，當江澤民突然出現在Waikiki海灘時，著實讓很多游客吃了一驚。“他戴著黑色泳鏡和粉白相間的泳帽，”這位記者描述道，“當他走向海里時，看上去有點像一位意大利賽車手。”他游得很慢，大約游了一個小時，當天有人問起他堅持游泳的原因，他解釋說：我不會服老。
江似乎頗能享受這些重要的時刻。一年前在菲律賓的一艘游艇上，他和當時的總統拉莫斯跳起恰恰，還唱起了貓王的《Love Me Tender》。得知江要和克林頓會面，拉莫斯給他出主意：用歌聲嚇他一跳！江澤民沒有用歌聲嚇唬美國人，但正如《時代》周刊所說，他展現的中國官員人性化的一面，讓美國公眾也吃驚不小。
位于弗吉尼亞州的殖民時代城市威廉斯堡是江澤民在美國本土的第一站，弗州州長喬治 亞倫請他的夫人、威廉斯堡市長蘇姍 亞倫代為舉行午宴，據說他本人正在為共和黨助選——這種情形后來在紐約又出現，高級官員中只有前總統喬治 布什愿意參加與中方的早餐會。這正是當時的時代背景：8年前的陰影尚未完全退去，“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又交相制造出新的敵意。
訪問以美國歷史與傳統之旅起步，江澤民坐車穿過老街，他戴著一頂18世紀的金色黑邊三角帽，這讓一些人想起鄧小平1979年訪美時在休斯敦戴上的牛仔帽。作為一位經常對美國記者引用托馬斯 杰弗遜名言的中國領導人，他甚至還抽空會見了這位《獨立宣言》起草人的扮演者，一位名叫Bill Barker的演員。Barker后來透露，他們談論了建筑與音樂，并未涉及任何政治話題。
傳統之旅后來在費城得以繼續，這里是美國民主的誕生之地。江澤民去了著名的獨立廳，有大約兩百名示威者在外抗議，響動頗大，中方工作人員一度對此感到不安。“我們耐心地向他們解釋，我們沒法把抗議者驅離公共街道。”市長Edward Rendell說。獨立廳正是1776年《獨立宣言》的簽署之地，江在那張古老的橡木桌旁坐了一小會兒，然后在游客留言本上寫上了自己的名字。
10月29日，訪問最重要的一天。21響禮炮在白宮南草坪鳴響，江澤民與克林頓舉行了高峰會談，克林頓致辭道：“您的改革使數百萬人脫離了貧困……中國人民現在生活得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好。”他還贊揚了江在珍珠港敬獻花圈的舉動，“我們兩個偉大的國家必須再次攜手。”江澤民則說，“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合作潛力，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
事實上，在之前一天晚上，兩人已經有過一個“親密的、個人的”交談，克林頓向江展示了由林肯親筆書寫的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講稿，“87年前，我們的先輩們在這個大陸上創立了一個新國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來平等的原則……”看到這些孩提時代就耳熟能詳的文字，江澤民顯得非常高興，開始用英文大聲朗讀。一位美國官員說，江對這一珍貴文件的熱情，使兩國領導人找到了在過去冷冰冰的（《紐約時報》語）4次會面中所沒有的共鳴，并促成了他們最深入坦誠的一次討論。
克林頓在自傳中回顧了那次交談：“我們沒有解決我們之間的差異，但我們之間的相互理解增強了。在江澤民返回布萊爾賓館后，我上床睡覺，思考著中國將在現代社會勢在必行的推動下被迫變得更加開放，在新的世紀，我們兩個國家更有可能成為伙伴，而不是對手。”
這是1989年后中美第一次峰會，也是蘇聯解體后中美第一次峰會，如果說在1970-1980年代，中國對于美國的意義還停留在“（美蘇中）三角關系”語境里，那么在這次峰會，人們已經可以明顯感受到未來“（美中）雙邊關系”的氣息。一位美國高官說：“（中美關系）將是我們最重要的外交關系，我們必須確保中國在下個世紀是一個相對友善的國家。”
不妨看看29日當晚國宴的客人名單：前總統吉米 卡特、5位國務卿、財長羅伯特 魯賓、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所有資深國會領袖、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丹 拉瑟、美國廣播公司的戴安娜 索耶、通用汽車公司的杰克 韋爾奇、夢工廠的斯蒂文 斯皮爾伯格、迪斯尼的邁克爾 艾斯納、蘋果公司的史蒂夫 喬布斯……
但江澤民尚未完成他的任務，11月1日，他計劃在哈佛大學進行一次舉世矚目的演講，因為擔心大規模的抗議，白宮方面曾建議江澤民取消演講，但他還是去了，臉上一直帶著微笑。
江澤民告訴哈佛的聽眾，自己40年前曾作為一位年輕官員來過哈佛，明白民主的一般含義，但他補充說，“而我從夏威夷開始的美國之行，讓我對美國的民主有了更具體的了解，比我在書本上了解得更具體。”
但這聽起來有更多客氣的成分，因為在其他場合，江寸步不讓。行前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他把“相對論”用在了政治領域，“民主與人權并不是普遍而絕對的……我們首要任務是確保所有中國人的溫飽得以解決”，面對50位國會議員的提問，他為中國辯護說“我們可以宣告，中國社會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繁榮和開放”，而在兩國元首的聯合記者會上，他當場反駁美國總統克林頓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指責，“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民主、人權、自由的觀念是相對、具體的，是由不同國家的具體國情決定的。”
在45分鐘的演講里，江把重點放在解釋中國上，“要了解中國，可以有很多視角。現實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發展。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從歷史文化來了解……陽光包含七種色彩，世界也是異彩紛呈。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都有自己的長處和優勢，應該互相尊重，互相學習。”
對于那些示威者來說，江在哈佛的演講是一次終極攤牌的機會，他們不出意料地包圍了演講廳，這是越戰后哈佛校園內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雖然我已經71歲了，但耳朵還很管用，”江被問及對屋外的抗議者有何感想時回答，“我演講時，能聽到外面擴音器的聲音，不過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說得更大聲。”
聽眾席爆發出笑聲和掌聲。
在江澤民抵達哈佛大學之前，他曾向美國駐華大使尚慕杰坦承，感覺“自己將在哈佛經歷一次大考”。現在我們可以說，他已經順利地通過了考試。
可惜國人在電視上看不到這些畫面，大家都在忙著下崗、下海、奔小康呢。1998年，美國作家厄普代克來中國觀光了3周，在為《紐約客》撰寫的文章里，他夸獎中國人充滿了活力，總是高高興興的，“快速轉向自由市場經濟修復了中國人心靈的傷痕”，不過他也對這個國家無處不在的賺錢熱情感到不適，“瘋狂又極富進取心的商販們簡直要把各種商品遞到你的臉上。”
也是在這一年的春節聯歡晚會，歌唱家李光曦、李谷一和張也合唱了一首朗朗上口的新歌《走進新時代》，“繼往開來的領路人，帶領我們走進那新時代，高舉旗幟開創未來。”
（參考資料：《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我的生活：克林頓回憶錄》、《紐約時報》及《時代》周刊當年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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