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政協委員宗立成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不應戴有色眼鏡看干部子女。宗立成認為，把子女送到國外去，不要考慮是不是官員，因為公民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如果是一個工人、一個普通的公務員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國學習，這就無可非議。因為他是一個官員，把子女送出國了，就要受到非議，這是不公平的”，“領導把子女送出國學習只是一種選擇，甚至不是他本人的選擇，是他子女的選擇。”宗立成笑稱，自己不是官員，也不是為官員說話，而是要給社會一個公平。他還表示，一個官員也是久經黨的考驗，一步一步走上這個位置，是我們的精英，應該得到更多社會關愛和尊重。（3月7日《新京報》）
宗委員的這些話，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公民的“權利平等”與“平等的公民”是兩個概念。這是因為，政府官員的特殊身份使其擁有著更多的社會資源和社會影響力。按照法律上權利義務一致原則，政府官員自然在職責上負有更多的法律義務，對于涉及個人的社會關系、生活行為等，就不能視為純粹的個人行為。也就是說，官員及其親屬的“權利”，除了要與其他公民一樣受到法律的約束，還要受到身份的約束、黨紀政紀的約束。認識不到這種“權利”的特殊性，在不公平面前談公平，就使“公民權利平等”變成了一個假命題。
其實，社會上的“仇富仇官”現象，不是對財富權力的仇恨，而是對“官生富，富出官”的“仇恨”。公眾對官員子女出國學習神經“過敏”，所針對的絕非“出國學習”事情本身，而是對干部子女“出國”是否憑借官員權力、職務自肥蔭及的擔心。其實質是對其背后可能存在的以權謀私、腐敗盛行等一系列官場丑惡現象的反感，對官僚系統的不信任。
從根本上說，消弭這種擔心的理想狀態，是讓官員腐敗行為徹底從地球消失，但“以權謀私”，在我國現階段，已絕不僅僅是個別現象。此種現實面前，公眾對干部子女出國讀書的敏感來源，就在于無法得知其是否“干凈”。所以，才有論者“將干部子女花費情況納入官員申報范圍，讓公眾對其財產情況進行監管”的建議。這是一種辦法，但僅是一種治標辦法。從長遠看，一方面需要完善、強化權力內部的監督體系，加強財政制度、財產審計制度乃至廉政制度建設，但同時，更需要發揮各級人大以及廣大公民的作用，還權于民，讓權利來制約權力。這也是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加強行政監督、民主監督、輿論監督。堅決查處各類違紀違法案件，嚴厲懲治腐敗分子。宗委員對自己的身份屬性不清楚就算了，何以對干部肩上的責任“無意識”？罔顧公眾心理需求和民意呼喚，不是“為官員說話”，是為誰說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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