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在相時而動、順勢而為，以最小的調控成本，最大限度喚醒市場機制的活力與糾錯力，提升微觀主體的“自愈率”

　　十九大報告強調“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并且提出“宏觀調控有度”的要求，內涵豐富，意味深長。“有度”意在適度。相對無度、過度，科學有效、張弛有度的調控，劃定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邊界，為市場和企業創設良好的環境。十八大以來這一輪調控，總的特征是“穩中求進、有所作為、量力而為”，核心是平衡好“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關系，突出實施“力、度、效”，打準政策“組合拳”，臨危不亂，該“穩”的穩定住，該“進”的進到位，優化了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形成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調控范式。本質上講，對“度”的拿捏包括對精度、力度和效度的準確把握與嫻熟運用。

　　精度，是指明確調控方向，強調靶向治療、精準施策。比如區間調控，與以往的保底線不同，首先要測算出合理區間，增速接近上限時側重防通脹，接近下限時側重穩增長，而在區間內不搞大動作。比如定向調控，不大水漫灌，不撒胡椒面，針對“三農”、扶貧、中小微企業、實體經濟輸血“補短板”。比如相機調控，講求適時適度預調微調，房地產在一、二線城市虛火旺盛，需“去杠桿”抑制泡沫，在三、四線城市過量開發，需“去庫存”消化供給。調控有精度，反對平均發力、分散壓強，應在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統計基礎上，不斷細化政策類型，切實提高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準確性。

　　力度，是指細分調控類型，必須分清主次、判別輕重。冷靜觀察“時”與“勢”，要調查研究不同問題性質，切忌蠻干硬上。對正常增速換擋，須遵循市場規律，保持一定容忍度，減少微觀事務管理，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對一般市場波動，做足政策儲備，不打強心針，鼓勵微刺激，多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對苗頭性、傾向性和潛在性風險，需積極主動作為，防患于未然。對看準了的問題，需一抓到底，當前要把高質量發展作為根本要求，著力打好“三大攻堅戰”。調控有力度，不能過早、過密、過頻，也不能偏緩、偏松、偏軟，該出手時就出手，不坐失時機，該淡出時別猶豫，不拖泥帶水。

　　效度，是指注重調控實效，要有歷史耐心、戰略定力。市場失靈處便是政府作為時，但不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彌補式”調控。“引導式”調控更重視預期管理，通過政策基調的穩定、與市場溝通的改善，增強可預期性和透明度，給企業足夠時間來反應，主動調整商業行為。所以，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要一有風吹草動就急下猛藥，不要糾結一時一地的得失，衡量調控效果完全可以置于更長的時間軸上，關鍵要把握好時機和節奏，相時而動、順勢而為，以最小的介入成本，最大限度喚醒市場機制的活力與糾錯力，切實提升微觀主體自行走出低谷的“自愈率”。

　　用改革的方法進行調控，靠制度的優勢熨平周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的鮮明取向，構成了“有度”的另一層深意。面對金融業監管空白、監管疊加，單一貨幣政策效果有限。貨幣政策與“總體監管”的宏觀審慎政策形成“雙支柱”框架，能更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風險。“放管服”放水養魚、改善營商環境，事實上“降成本”，促進企業生產經營狀況好轉，催生創新創業的生力軍。“去產能”不能片面講市場說了算，要有保有壓、實施差別化信貸，不讓僵尸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驅逐良幣”。這都是對社會生產力束縛的沖破，是把體制機制完善、改革紅利釋放融入宏觀調控創新中。

　　新時代，新征程，新調控。戰略規劃一張藍圖繪到底，貨幣政策慎開信貸閘門，財政政策遏止舉債沖動，產業政策從選擇性轉向普惠性功能性，區域政策細化、優化、深化……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不可無為而治，也不能大干快上，而要始終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有所為、有所不為，做事有度、處事有方。全面加強和改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建立跨部門、跨層級、跨地區協調機制，推進國際間協同聯動，注重目標手段銜接配合，豐富、健全工具箱，加強機制化法治化建設，提防可能的“黑天鵝”“灰犀牛”與“蝴蝶效應”，我們定能打贏引領新常態的下半場，戰勝歷史交匯期的新挑戰，朝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穩步前行。（周人杰）